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文明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5―0025―06
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外学术界的“司芬克斯之谜”。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设想中的理想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它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这已为世人所认同。那么，这个初级阶段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此分歧意见很大。有人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要说清楚这一问题，我认为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去加以观察和思考，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去加以把握。江泽民同志要求“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从历史发展规律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理论：一是社会形态理论，就是坚持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与合力论的有机统一；二是历史过程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学习唯物史观就要求树立社会形态思维与过程思维。树立社会形态思维，就是善于从社会结构状况出发来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的结构状况影响事物的发展状况；树立过程思维，就是强调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能把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拿到今天来做，也就是不能犯落后于历史阶段或超越于历史阶段的错误。
用这种思维去看待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一理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发展资本文明、占有资本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的社会主义如何占有资本文明的探索，回归和丰富了马克思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明进程的理论。
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却很少有人去探究跨越后的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及其现实社会主义在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对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动摇了，在他看来东方的村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发展。这样，似乎就不需要规范历史发展的道路，东方社会似乎也不需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在苏东国家碰到严重挫折后，各国理论界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国内的情况看，已有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论证，但很少有把这一问题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在讲社会主义个别的时候，忘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有的干脆回避矛盾或绕圈子。这样既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使科学理论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局面。下面我想结合思想史，谈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运用。
首先，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的贡献，正在于他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以及由这个终极原因决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现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进化一样，也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借用了当时地质学对“形态”的用法，首次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1]471-47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更强调了各个社会形态之间犹如“不同地质层系相机更迭一样”[2]340，这些社会形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首次对这种依次更迭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了经典的科学概括，就是“两个决不会”原理，强调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再次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认为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10，并指出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趋势，正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8。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否定了那种随意玩弄历史的态度，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一次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历史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研究过“每个民族的每一种制度是否都必须通过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这样一个问题。经过研究，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在先进民族那里达到了高度发展时，在它影响下的其他民族那里，这个现象也会极迅速地得到发展，会越过中间的逻辑环节，从低级阶段直接进到最高阶段。譬如英国人为达到自由贸易制度需要1500多年的文明生活，而新西兰人就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他用上述论证支持了俄国应该依据村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跳跃的主张。[4]123-124
1874年在俄国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经过1861年的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然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特卡乔夫仍然宣称俄国的村社具有难以想象的“独特性”和“优势”，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比西欧容易得多的革命变革，因为那里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尽管人民愚昧无知，但“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同时，他还指责恩格斯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表现出“愚昧无知”。
之后，恩格斯发表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虽然肯定了俄国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但是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他几乎堵死了俄国有不同于西欧发展的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其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5]389-390 这里包含着两个主题思想：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才能进行；二是这种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能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因此，资产阶级如同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在既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的俄国，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后来，为什么马克思不让俄国人急急忙忙去消灭自己的“公社”，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而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5]574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而且它想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果，那么农村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是，当西方资本主义打破民族相对隔绝的局面，把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流通的文化整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时，俄国公社只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就无需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从头开始，而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这里强调的是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和多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的并存为前提。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及其支持，俄国社会要在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在肯定俄国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时，恩格斯更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在他看来，“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6]458-459不可能从较低的社会形式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就是说，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去提出社会发展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再来谈谈普列汉诺夫。1917年二月革命后，从西欧回国的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能不能出来掌权？最后他的结论是：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在《在祖国的一年》一书中，普列汉诺夫反复重申，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1）生产力的高度发展；（2）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他还经常援引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原理?砦?自己的观点作支撑，尤其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那段关于“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就出来掌权是最大的不幸”的名言，更是经常被他提起。从这一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告诫布尔什维克“在想走进一间房子的时候别走进了另一间房子”[7]208，并把列宁《四月提纲》比之为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梦话”[7]17。他曾断言，如果在这种时刻夺得了政权，那么结局无非是两种：要么是革命家政府不顾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专制制度；要么是革命家政府迫于现实条件而容许甚至自己去推行资本主义，那时它便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8]241。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晚年的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布哈林去探望他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普列汉诺夫的那本《在祖国的一年》。布哈林非常惊奇，问列宁怎么会读这本书？列宁说“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9]。
我们知道，俄国经济学家H.苏汉诺夫曾经写过7卷本的《革命札记》，指责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是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客观前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并认为列宁的全部“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这是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反复提出的论据。实际上，列宁与苏汉诺夫的分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需要一定的经济前提、是否需要无产阶级占居民人口的大多数，因为这是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当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经常鼓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时，列宁也没有与他们争论，反而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说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10]358。但是，列宁认为，“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在革命需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的时刻，他们却“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10]357列宁告诫人们：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由于战争而改变的一些特征，而且“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357-358。列宁正是遵循了革命的辩证法，不受现成“公式”的束缚，善于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抓住有利战机，率领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尝试，后来的实践使列宁认识到，用国家的法令手段，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国家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原则是行不通的，于是，从1921年开始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为达到社会主义，先部分恢复资本主义。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马克思讲过的“两个决不会”原理。有人以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后，似乎就不需要规范历史发展的道路，东方社会似乎也不需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在苏东国家碰到严重挫折后，各国理论界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当时，苏联财政委员会主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与列宁展开了争论。他认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存在着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极大程度上是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异常复杂的结合。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列宁认为那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论调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在列宁看来，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纷繁杂乱的混沌世界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理路：当他们从逻辑上去反映世界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时，没有由此排除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并把它们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来加以考察；当他们具体考察一个特定民族的独立发展道路时，也没有由此排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一个民族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我觉得，这就为各国探索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其次，需要讲一下资本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毕生经历中，既揭示了资本历史极限否定性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资本历史极限的肯定性的一面。资本的历史极限所创造的肯定性内容与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这种否定性是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些肯定性的内容，不是经济崩溃，不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不是对生产关系的炸毁，也不是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是表现为一种伟大的文明作用，表现出对巨大历史财富的创造，表现出人的交往和社会关系文明体系的建立。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91可见，人们既不可能离开资本的发展来消灭资本，同样也不可能利用尚未达到自身历史普遍性的资本来消灭资本。只要资本的运动尚未达到“资本本身才是它的限制”的历史水平，那么任何限制资本运动的一切力量都将被资本运动所摧毁，而只有完成了历史普遍性的资本，才成为最终消灭资本的世界历史力量。
这是否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仍需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运动呢？我认为是的。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利用和发展资本的肯定性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尚未实现资本的历史普遍性的社会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发展资本，相反，超越生产力的发展而阻碍资本甚至消灭资本，那么其结果不是消灭资本本身而是被资本所摧毁。
但事实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都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终结并不等于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历史极限的全部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只要资本的运动尚未完成它的历史普遍性，那么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成发展和占有资本文明这一前提性历史任务。这样，就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资本的运动和资本的积累，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所实现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痛苦历程，从而完成资本的历史极限所能容纳的全部历史容量，全面占有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通俗地讲，现实社会主义就是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按照这种理论逻辑，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要在继续保持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边界的同时，消除社会主义作为资本的边界，从而重新建立继承、引进和发展资本的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56年底毛泽东已认识到，在生产力没有获得充分发展之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应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资本主义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的著名观点中。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一观点坚持下去。可以这样说，它是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性课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正是回应了实践向理论提出的挑?稹?
那么，应该如何从理论上认识和评估这种“跨越”后的社会形态呢？我认为，反思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必要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作一个界定。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切合实际的估计。所谓特殊本质，是就它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就是要承认两者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不一致的，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和人的素质不高状态上的、不成熟的、不够格的、低标准的社会主义，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从质的规定性上说，只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时期。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当作现成模式，不加区别地、盲目地运用于东方落后国家，把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条件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当成现实目标去追求。不然，势必会陷入理论与现实相对立的困境。
现实社会主义的悲剧就在于：没有充分实践和发展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没有充分意识到落后的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民主政治以及科学文化发展的制约性，长期把这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并力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教条式理解和历史方位上的超前判断，无疑助长了社会主义幼年时期难以避免的急躁情绪和理想化倾向，从而造成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应该看到，当前的社会主义是与当代资本主义并行发展的阶段，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初始阶段，是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准备阶段。它具有空间的区域性、形式的民族性、过程的长期性、发展的跳跃性和道路的曲折性等特征。这样，不论在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经济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分配关系、阶级关系等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很多方面社会主义存在着与资本主义趋同的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此，在当前阶段，姓“公”还是姓“私”、姓“社”还是姓“资”，都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在讨论关于劳动、市场、资本、剥削、阶级等问题时，都不能视作抽象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问题，而是“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落后国家在其初级阶段”的特殊性问题，是跨越后的社会形态在自然历史进程中的“返祖现象”，是资本追求其本身普遍性的必然反映。有些同志用资本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反面现象，例如剥削问题、两极分化等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这是错误的。
21世纪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发展资本文明的有力思想武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就是为了找到利用资本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的结合点，找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点，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方位，找到我国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目标，从而使我国改革的目标科学化、明晰化和具体化，以实现邓小平设想在21世纪前20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2]372。
我认为，在现实的基础上，对东方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定位，对当代社会主义进行整体性理论思考并提出实际解决的途径，这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也是回应当代社会实践向理论提出的挑战，只有把这一课题解决好，才能对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才能解决改革和社会转型期群众中出现的种种思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