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与改造
【中图分类号】K26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6―0055―10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增加土地数量和粮食产量、实现自给自足。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原因、具体过程及其影响等等，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①但从农业环境角度研究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则较为少见。②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大生产运动尽管以追求粮食产量和自给自足为目的，但也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并通过植树造林、恢复植被，兴修水利、治地造地，改进农作技术，推广优良农作物等举措对农业环境进行了改造。本文从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发展变迁入手，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环境认知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开展农业环境改造的做法及影响做一探究，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大生产运动前陕甘宁边区脆弱的农业环境及成因
陕甘宁边区横跨西北三省，主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等地区，在行政区域上划分为延属分区、陇东分区、绥德分区、三边分区以及关中分区五个分区，在地理上处于黄土高原中北部，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农牧结合区域。
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属典型的?卮?大陆性气候，总体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平均“约五个月”[1]17。该区土壤以黄土为主，虽“含大量矿物盐，甚易为植物所吸收，唯有机质及氮缺乏”[1]12，土壤瘠薄，加之降雨缺乏，总体上并不适合农业生产。
在这种条件下，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自古以来都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靠不断垦荒来增加粮食产量。清朝以来，这一区域已开垦出大量耕地。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北部区域河套地方除明沙硷滩外，已垦熟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一亩；府谷县界已垦山地川地三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七亩；神木县界已垦滩地沙地山地共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五十八亩；靖边县界则共种蒙地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一晌。与之相对应，中南部区域?~州民地折正一等原额二千二百八十七顷七十亩，除荒免外实熟地六百八十顷三分五厘九毫；延安府民屯共实熟地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六顷六十七亩六分六厘；榆林府民糜屯地共四千二百五十九顷一亩[2]。“近则膏腴尽开，高山老林尚存”[3]，但在深山老林中常“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粱”[3]。这样自然造成所在区域植被数量的急剧减少，只剩北部区域的定边县等少数地区“土地肥美、树木葱郁、牧田宅宅、围布星罗”[4]，而这些区域多为“天然牧场，采薪捡粪皆在于此”[4]，其环境遭受的破坏也不容小觑。
此外，其他人为因素也使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变得脆弱。为镇压叛乱，这一区域几经大火烧山。清末左宗棠为镇压回乱，“大放其火，连烧几年，将陕北的森林大部烧毁”[5]94。民国以来，林区人口几经激增，造成土地匮乏，开垦耕地又使森林大受破坏。而耕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又造成丢荒和开荒的恶性循环。
过度开垦荒地、放火烧山和人口激增，对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植被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随之大大降低，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气候剧变，水旱灾害频生”[6]263，如榆林府多为“沙漠之区，土田饶瘠，鲜盖藏，加以水旱冰雹，堪为隐忧”[7]。
土壤贫瘠，加之耕种时，“山地常常一点肥料不用，川地也施的不多”[1]14，产量并不高。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时，边区土地的亩产已经十分低下，“冬小麦产量关中地区平均每亩3斗（约90斤），延安、陇东地区只有2.5斗；谷子、糜子等耐旱作物，平均亩产也只有2斗，最高3.5斗。”[8]435
灾害频发引起的疾疫，以及战乱不断，更使陕甘宁边区人口急剧减少，各方面生产陷入停滞和倒退。仅1930年延川辛安区的冰雹灾害，就造成“全境草木尽成白地，逃亡达26400余人”[9]34。许多区域“仅存断壁残瓦，荒无人烟”[10]904。“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二百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边区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11]216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的农业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生态脆弱，情况堪忧。
二、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
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简单到深入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但在1922-1937年间关注的重点是组织农民团体、开展农民运动，调整农地关系。如1922年提出：“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12]408，1925年倡导：“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3]65等。还不曾真正涉及农业生产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更遑论对农业环境方面的认知。因此，直到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时，中国共产党才接触到具体的农业生产，并开始了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业环境改造探索与实践。
1935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3万多人的到来，使本已脆弱的农业环境承受了更大压力。当时，中共对农业环境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局限，其号召改善农业环境的举措主要是植树。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动植树运动及报告生产运动情况的通令》中提到“植树时间已到，各级政府应立即广泛发动植树运动”[14]202，并要求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保证栽种的树木都能成活。1939年，兴修水利也被边区政府纳入考虑，与植树一起作为计划任务分配给下属各县。截至1939年底，“植树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六株，修水利五千四百九十三亩”[14]35，其中植树远超原计划的六十万株，但“水利部分，尚未完成计划”[14]336。而且水利工程仅在少数几个地方，即安塞的真武洞、保安新庄科、靖边杨桥畔、华池县四地有筹备而已。 1940年，中共有了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调查统计、全面了解环境现状的想法，并提出了克服导致环境恶化的因素和加以改进的办法。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林伯渠提出要建立调查统计制度，指出要让“一切事情的计划不是空的，而是有根据的”[15]132。同时，针对植树成活率有限、存在应付差事的情况，边区政府将植树全面改为造林，还新办光华农场，开始选育树苗。虽然此时仍以植树造林为主，但兴修水利受到重视，改良农业技术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兴修水利方面，提出要“由建设厅择定便利兴修水地之区域，兴修水地至少二万亩，并同时发动农民打井修堤，务使发展水利比去年有更多的成绩”[15]196。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边区政府对这些举措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经济建设的层面上，“主要是农业技术改良，使合乎人民的需要”[15]137，并未意识到这一举措也可促使农业环境的改善。可见，中国共产党农业环境的相关意识可以说尚未形成。
事实上，上述举措发挥的作用有限。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环境依旧以可见的速度恶化着，“在洛河、延河、葫芦河、清涧河、大理河等流域，因为近年人口增加，对森林正进行着扫荡性的砍伐。问题的严重性不单是砍伐数量大，而是集中于一点的溢伐，甚至连种树也不留”[5]93。灾害依旧频发，中国共产党也承认：“边区去今两年遍遭水旱冰雹各灾，尤以入秋以来，阴雨连绵，灾情更加严重。”[15]439
1941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对农业环境进行改造。在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中明确指出，进行边区考察是为了“彻底明了边区农林环境的特殊性”，“去改善生产的基本条件――如农业气候的改善、农地土壤的保存”[5]86。边区政府还开始探究农林环境的特殊性。又拟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恢复植被，增强植被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亩?起到调节边区气候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还开始认识到科学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将植树造林纳入科学化规程，如1941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明确提出：“各地造林计划，先由各该地区乡政府或林务机关勘察制定，交县政府或边区林务局审核，认为完满后方得执行”[16]44，并且，“为发展适宜的优良树木，解决树苗需要，得由县政府筹划土地，采集树种，建立苗圃，培育树苗为公共之用，或无价发给群众使用。此项苗圃工作由林务机关协助指导之”[16]45。可以说，这一时期其农业环境的相关意识已经初步形成。
1941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兴修水利和改良农业耕作技术。一方面，将兴修水利纳入农业推广计划，并拨出一定经费。要求发动人民兴修水利，“由建设厅负责工程之设计指导，政府拨三十六万元作为水利贷款，以刺激人民大量投资于水利事业”[16]168，甚至对各县应该兴修什么水利、兴修多少亩水地、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有了较为科学的规划，如“靖边县杨桥畔，可修水利三万亩，去年夏曾经建设厅派员测量，认为可靠”，“富县葫芦河为产稻区，可修大块水地，唯以当地居民太少，修筑颇多困难”，“安定县杨家园子为植棉区，可修一万亩水地，计划投资四万元帮助人民修筑该处水利”[16]168等。保护农业环境举措更加丰富，体现了中共农业环境相关意识的深化。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农业技术的作用，提出“要提高粮食产量，不外是扩大耕地面积，改良作法，增高地力”[17]123。
到194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更为全面。虽然仍未提出系统的理论，但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办法中提出了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观点；在预防边区农业自然环境突发状况方面，也有了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认识。这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按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或以增产粮食为主，或以增产棉花为主，或二者并重。”[18]279提出：“去冬我们已预见今年春荒必不可免，因之曾提醒各分区及早注意和预防。”[18]270可见这时中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在农业生产中要尊重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还要做好预防突发状况的准备。与此同时，中共也意识到要采取多种举措来改善边区农业环境，提出不仅要改良农作法改善土壤，还要兴修水利改良土质，更要植树造林调节气候[18]69-72。这一时期，中共对农业环境的相关认知已经比较完善了。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农业环境方面的认知主要是继承了古代的农业思想。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天人合一、三才（天、地、人）思想和因地制宜、农牧结合等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周易?乾卦》中的“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9]52就是指要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实现天人合一。春秋时期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179的观点，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顺应天时，因地制宜。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可谓是直接源自中国古代的农作传统。
中共对农业环境的认知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是在组织、指导农业生产中被动地逐渐深入的。换句话说，改善农业环境也是中国共产党为提高和保证粮食生产不得不采取的必要举措。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提出，农业方面主要在于“扩大耕地面积，开发水利，改良耕种方法，增加农业生产”[14]154。1941年的建设厅工作总结报告中再次强调，农业方面的发展主要是“普遍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畜牧，局部推广种棉、麻，有计划的开发森林，扩大耕地以达到确保粮食自给”[17]122。在具体组织农业生产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的对农业环境的认知，又反过来指导了具体农业生产实践。这些观念和思想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作用，成为其采取措施以改造农业环境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改造及其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改造，早在到达陕北之初就已经有所体现。其主要举措就是与民休息、休养生息。但边区农民依旧承袭晚清民国的耕作方式――扩大耕地、放火烧山，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脆弱的农业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之中共及军队到来后人口陡增，使环境承载大大增加，问题更为严重。这方面问题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群众的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粮食问题十分紧迫。当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向边区的百姓暂借粮食。1937年，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通令――关于向群众暂借粮食的办法》：“县及以下各级机关所需之粮食，概向当地群众暂借。”[14]13政府机关县级以下机关都需借粮，形势严峻可见一斑。 为此，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标，逐步采取了改造农业环境、提高粮食产量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植树造林、恢复植被、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前，国民政府在陕西植树造林的重心是关中和陕南，对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则未给予关注，但其出台的林业条例等却也适用于这些区域，如“对未领有伐木许可证或伐木执照而砍伐树木者，以森林盗窃罪论处；对已纳入保安林或模范林区之林木绝对禁止采伐”[21]78。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初，并未对边区的植树造林加以重视，植树造林多停留在号召上，如每年植树节前后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植树运动”[14]45。为配合号召，也将植树纳入生产奖励中。在1939年发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中，农户“植树六十株以上者”[14]207及每乡“植树六百株至两千株者”[14]208即得奖励。建设厅也将林业建设纳入到工作内容之中[14]214。
在中共中央的提倡号召下，到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植树“已达百万株以上”[14]234，效果似乎十分明显。但实际上，各地对植树造林的响应程度大不相同，植树的存活率也使植树效果大打折扣。具体而言，绥德分区的神府县1939年面临日寇不时进攻西北、河防状态紧张，“特别加紧战争动员工作，防止汉奸、托派的破坏捣乱”，顾不上植树造林。延属分区的安定县则在解决种子、农具、劳力的调剂问题，大力开荒地、耕牛下种[14]244，犹不考虑植树事宜。陇东分区的宁县植树才刚刚开始，在树种的选择上“大部分着重榆树、椿树、松树、果树”[14]248。关中分区相对而言植树数目较多，但是在树木存活率方面却让人担忧。边区在《对关中分区三、四月份生产运动报告的指示》中提出：“关于植树的计划，不仅按数目完成任务，还要保证栽种的好，并保护树能活。”[14]259此外，部分地区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砍伐现象。如宁县有许多人以砍椽为生，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关中分区：“此种森林若系公家所有，而群众须要砍伐者，成材大树禁止砍伐。”[14]274相对而言，三边分区的靖边县落实植树造林工作最为扎实，共植树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五株，分别落实到辖下的每一个区，“镇罗区完成一万六千四百二十株；清杨区完成五千四百株，龙洲区完成九千三百二十株，凤凰、巡检区完成一万一千株。”[14]266截止到1939年底，关中分区树木存活率不高的问题在边区其他地方也成为了大问题，如陇东分区的曲子县树木成活率低，致使县政府不得不动员群众压桑条以对春季植的树进行保养，并指出其最坏的地区土桥区前期植的树木只活了一半[14]435。陕甘宁边区在《垦荒生产运动第二次报告》中也坦言：“本年所种植之树木，以移植白杨和插柳占半数……成活不多，其在乡村种的果树及移植的柳树、白杨等，当可望百分之五十以上成活。”[14]336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将植树完全改成造林。当年公布造林计划：“大林除了延安市造二处、靖边造四处、华池、环县各造二处外，其他每县均造大林一处。小林延安四十六处，安塞三十五处，甘泉十五处，志丹四十处，安定三十处，延长二十处，延川十处，固林十五处，靖边二十处，定边八处，盐池五处，华池三十处，曲子二十处，环县七处，赤水十四处，淳耀二十二处，新正二十处，神府五千株。”[15]196
在边区，砍伐树木作燃料的情况一直存在，甚至有的部队也采取这种做法。1940年群众反映：“宣传叫植树，但是司令部砍树”[15]205，为此，陕甘宁边区发出训令：“凡我部队，对于树株应当保护之不暇，岂忍任意随地滥伐，该司令员通令所属严行禁止为要。”
当年各地植树造林情况较上年好，基本都完成了任务，在树木养护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最为突出的是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三边分区中成绩较好的是靖边，其辖下“长城区不但完成、而且超过了计划，并且在每处植树数量亦有充分的培植。长城区大林一个，能植树五千一百棵，小林每处植树一千株。其他各区均有这样的例子”[15]226。应该说总体上完成了计划。但即使如此，造林方面仍有改?M的地方，靖边县五月份的工作报告坦言：“除长城区外，大部分未完成计划，同时有些干部对植树不负责任。如镇靖一乡将众多树秧集中在一个林地栽种，并且巡检区的造林只图完成数目，不求质量。”[15]322关中分区的各县植树情况也较好，如“新正植树三?四四株，赤水植树除完成所规定十三处外，人民更自动地增植三一八?株”[15]242。陇东分区造林最积极的是华池县“植树共造大小林二十处，栽树一万五千余株，地址集中、栽植深固、灌水培养尚称妥善。惟有少数（悦乐、柔远区）〈树栽植〉较浅不固，被风吹拔六百三十余株，当即纠正、补栽加以保护。县级党、政、群众团体人员每人植树五株，集体造林一处”[15]253。而去年成果尚佳的环县，今年却不太好，要“在秋季多种植，完成计划”[15]353。
到1941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认识的深入，开始改变此前简单地向各县下达植树任务的做法。一方面，着手进行边区森林资源调查，这项工作主要由边区自然科学院完成。“生物系师生在系主任乐天宇同志组织和带领下，一九四?年夏，初次考察了边区森林和各种植物生长及分布情况，采集了部分标本。”[6]15-16这一次森林考察后写成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成为边区植树造林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边区也开始通过出台政策、建立制度来保障植树造林、恢复植被。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以及《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条例》[16]43-47。其中，《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将“为预防风、沙、雹、霜、急雨等为害之森林或树株、为防止雨水冲刷、农地崩陷、山洪冲淤、河岸塌塞等之森林或树株、为保护交通路线、桥梁以及灌溉系统水渠等之森林或树株、为直、间接保护牧畜、农垦及其他副业之森林、为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及有益公共卫生之森林”[16]43等统统纳入保护范围，规定任何人不得砍伐。《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围绕改善边区农业环境，提出“迅速完成各地各个气候据点上的植树造林工作”的中心任务[16]44，将植树造林纳入林务局的工作范围，进行科学合理规划。《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条例》则对砍伐树木做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这三个条例构成了较为完善的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法规体系，为边区农业环境恢复提供了保障。 边区政府还重视植树工作的落实。毛泽东特别强调：“凡在倾斜度45度以上的坡地都划作林地，不准放牧和耕垦，对原有的森林要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在河沟两岸及冲刷厉害的地区要培植防冲与防风林。为了进行以上工作，必须在农林机构体系中设立专司推动这些工作的职务，不然空言提倡必然没有成就。”[6]337
1942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关注提高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由于中央对植树造林方面没有做过多要求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植树造林被暂时搁置下来。即便如此，陕甘宁边区在短短的几年内，“1938年植树457190株，比上一年增加157000株；1939年植树1392116株；1940年植树514887株；1942年，19个县、市植树259772株。”[21]158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存在树木存活率较低和一定程度的滥伐问题，但上述举措毕竟在部分层面上改变和改善了周围的农业环境。
（二）兴修水土保持类和引水灌溉类水利工程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十分关注，在1931到1936年间先后修成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渠。但对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关注很少。关中分区所在区域还处于“自临潼南赵村入渭南县境至渭华交界之赤水出境，迤逦六十余里，水性重浊，向不灌田，偶遇大水溢入田间，禾苗立萎”[22]的状态。而在延属分区、绥德分区、三边分区所在区域，也不曾给予过多关注。这些地区的水利工程多是前朝遗留的引水灌溉工程或是民众自己修水田。?~州旧志有吉子湾水，旧无灌溉采访册，后有客民赵鸿源开西川杨家水田八十亩[22]。延安府虽有不少水利工程，但都是前朝遗留，如延利渠是前朝为引杏子河水灌田而修筑、延长县张家园子村渠是嘉庆二十四年村人张姓引园子东南湫池及县城南山麓水修筑而成的，灌田二十五亩；王家园子渠则是道光二十二年王姓引园东北王家山泉水修渠而成的[22]。榆林府“有龙王泉、南渠、三岔川、刘官寨、常乐堡、归德堡、鱼河堡等渠，怀远县有波罗堡堰、大理河、小理河、黑水河等渠，今仍旧又古渠堰”[23]。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但与国民党统治区主要解决农业灌溉、发展生产的目的不尽相同，边区兴修水利是为了达到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边区气候两个目的。一方面，要发展农业，提出“兴修水利是头等重要的事情”[24]；另一方面，要改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环境，“可蓄大量水分，既防庄苗之旱灾，又减山洪的爆发，而且草木也可以普遍发展起来”[25]。在实施方面，其着重于修筑能够改良土质、保持水土、提高粮食产量的工程，以此对原有土地进行合理改造，使土壤肥沃、地质增厚，这“不仅改良了土壤，也增加了粮食产量”[24]。大体而言，水利工程可分为水土保持类和引水灌溉类两种。
在水土保持类的水利工程中，主要是修水漫地和修埝地。其中，水漫地主要分布在三边分区，是当地特有的水利工程。主要是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取三面环山的山洪沟槽、洪水流经山口附近的大块沙滩或硷滩、临河的沙滩或硷滩以及山水流经的坡度较缓的斜坡修筑水漫地。三边分区可修筑水漫地的面积“约在一百七十万亩”[26]，其中，适合修水漫地的地方以定边为最多，仅从定边南乡到红柳沟村，就约“有一百六十二万亩的面积，可以修筑水漫地。其中一部分为砂砾堆积的不毛之地，一部分为半沙半红胶泥土区，一部分则为硬性的红胶泥土，总之都不宜于种庄稼”[29]。但这片区域可收容六个沟口的山水，通过修筑水漫地，可大大提高土壤肥力和水分，改良土质与周围的自然面貌。修筑水漫地较早且成果最好的是靖边地区，尤其是靖边的镇靖区、镇罗区以及杨桥畔一带。据陕甘宁边区建设厅的记载，1940年，靖边修水利“最好的是长城区，杨桥畔也新修了水地五百垧”[15]226，1942年靖边“长城区杨桥畔修了5000亩水地”[8]513，至1943年底，“在靖边的镇靖区、镇罗区及杨桥畔一带，已修成水漫地两万亩，每亩平均收细粮三斗，共可收细粮六千石……修成水漫地后，年可增产细粮三千石。”[27]545
埝地主要是用人力打成的坝堰阻挡山洪，使肥沃的泥土沉淀在原来耕地的较低处，将该地方改造成肥沃的小型平地。其在坡度较高的山地和地势较低的平地都有分布，修筑在坡度较高地方的工程为梯田，坡度较低地方的为平地。这种水利工程最为盛行的是关中分区，尤以关中分区的赤水县为代表。赤水县早在“一九三九年至四一年底业已修成埝地四千多亩，增产粮食六百石，四二年十月份以前又修成三二六?亩，合计共修成七二六?亩……可多产细粮一?八九石。”[27]546由赤水县为开端，修埝地在关中分区逐步得到推广，至1943年，仅以关中分区春耕时间修成埝地的数目计算，便有“赤水五一???，新宁三七亩，淳耀二七四亩，新正一一九.三亩，东区四一?.三亩，合计修成一三五?.六亩。”[27]547加之赤水县之前修筑的七二六?亩埝地，仅1943年就可增收“一二九一.五九石细粮”[27]547。
与此相对，“绥德分区，特别是吴堡县的‘打坝堰’，实际上也就是修埝地，其差别只是‘打坝堰’的范围较小。”[26]而延属分区、陇东分区的各地到处都有打坝堰、修埝地的地形，但是这两个分区对这项水利工程的重视却很是不够。
在引水灌溉类的水利工程中，实施较多且成效较大的主要是流水灌溉。在陕甘宁边区各地都建有这类水利工程，主要是通过修坝、修壕、修退水闸的办法将河水引入田地，改良农田的水分和土质。这种水利工程的兴修，既吸收了当时的先进技术，运用水泥、钢筋等材料，并由水利专家来主持工程。如1939年延属分区延安县附近的裴庄水利工程，便由北洋工学院毕业生、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实施 [28]。这种水利工程也延续了自古以来挖渠修堰的做法，“至于挑修水窖、打坝堰等保持水分的办法，均可发挥，使土壤多藏水份，宜于种植。”[29]54
具体来看，三边分区起主要作用的靖边杨桥畔水利，在1920年左右便开始兴修，屡被山洪暴发冲毁。到1929年大旱，“华洋义赈会领赈款三千元，以工代赈”[27]548，再次修成。后因内战，一直未曾修补。后来陕甘宁边区再次组织兴修，建成后，“水量有每秒一立方公尺，每小时可灌田六十亩，一昼夜可灌田一四四?亩……总之，每亩即以收细粮一石计，共可增收细粮一??八?石”[26]。绥德分区则主要是在清涧县的折家坪镇，该地“原有水地二百多亩”[28]549，后因山洪暴发被冲毁，1943年重新修缮完成，一年“二百亩可增收细粮一百石”[27]。“关中分区最有成绩的是同宜耀，全县去年（1943年――引者注）共修成水地二七二.一亩。其中尤以柳林区二乡为最好，全乡共修成一七?亩。”[26]在延属分区，引水灌溉水利工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裴庄渠，修成于1940年4月，同年6月遭洪水后坍塌，修缮后无法达到预想的灌溉面积，但仍有较大部分的土地可以得到灌溉。到1943年，能灌溉土地约有“一?七二.五亩，每亩以增收三斗细粮计，年可增收细粮三二一.七五石”[26]。延属分区的子长渠也有较大的灌溉面积，是该县最为重要的引水灌溉水利工程，于1943年修成。虽然灌溉面积比原计划少五百亩，在经费上也超过原计划一百万元，但建成后每年可增收细粮一百六十石[27]550。此外，杨家园则、延川等地均有一些水利工程。 陕甘宁边区各地的水利工程虽然不尽相同，各地具体实施情况也各有差别，即使是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未必十分成功。但总的来说，兴修水利使陕甘宁边区土壤质量得到了改善，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同时对改善边区农业环境确实发挥了作用。正如李富春所说，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气候虽谈不上十分优越，“但只就农业生产上说，也可以说得上‘风调雨顺’了”[30]。
（三）农业技术与耕作方法的改良方面
长期以来，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主要采用广种薄收的落后耕作方法，耕作技术局限于古已有之的诸如曲辕犁等简单农具的改良，即使这种技术，采用者也只限于有耕牛的富裕农家。进入民国后，北洋政府开始引进优良作物品种，如1918年北洋政府从美国引入的“脱字棉”“隆字棉”和“爱字棉”等品种，在陕西得到一定推广。陕甘宁边区的延属分区、关中分区、绥德分区等所在地也受益于此。但此时尚无农业机械，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西才从美国引进本省有史以来第一台拖拉机[31]397。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比较重视农业技术和耕作方法的改进，不仅注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还设立了大量农业科研机构，如稻麦改进所、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中央农业试验所[32]629等。但这些举措对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的影响都十分有限。
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不仅成立了相关科研机构，开始引进并应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关注农业科研试验，在陕甘宁边区推广了各种精耕细作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农业耕作方法尤其是生产组织方式，使农业生产呈现出合作化的特点。
首先，建立了第一个农业科研机构――光华农场。1939年底，边区政府开始在延安筹办牧场。1940年，保健牧场正式开办，以喂养奶牛、奶羊，供给牛奶、羊奶为主，兼植农作物。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农事试验场的技术人员并入后的保健牧场，正式定名为光华农场。第二年，又有新的苗圃并入光华农场。至此，光华农场开始分设农艺、畜牧兽医、园艺三个部门。农场成立和发展过程中，先后对边区的林业、农业、畜牧业和土壤状况、农作物品种特性、栽培方法、轮作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调查，为发展边区农林牧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农业科学试验方面，光华农场的主要工作是引进和改良品种。由于当时陕甘宁边区最迫切的是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光华农场的农业技术试验主要是针对粮食作物展开的。如光华农场先后引进和培育了狼尾巴谷，西班牙红皮花生、金皇后玉米、黄金烟、古巴雪茄烟，美国白皮洋芋、白秆黄硬糜，法国菜豆、黑麦、苦瓜、丝瓜、缩面南瓜、西红柿等优良品种。同时，还引进种植了草莓、德国槐等果品树木。在畜牧业方面，先后引进和繁殖了宁夏滩羊、荷兰乳牛等。
在引进和改良粮食品种的同时，边区还特别注重推广那些与边区农业环境吻合度高的作物品种。如籽粒苋本是原产自拉丁美洲的耐旱、耐瘠薄、高营养的农作物，由于其颗粒过小，欧洲人到达美洲后，“用大颗粒的麦子代替了小颗粒的苋菜籽”[33]171，但籽粒苋后被美国一个科学研究所改良。考虑到边区较为干旱、土壤贫瘠的条件以及边区民众对营养的需求，边区重新引进并大力提倡了这种经过改良的籽粒苋。于光远作为当?r推广这种作物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中国成为籽粒苋产量最大的国家。我为这件事情写过文章，农科院的同志还写了种籽粒苋的手册。”[34]即使是与边区农业环境吻合度高的作物，在具体种植面积上也要根据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区分。如在对洋芋的推广上，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各分区保持原有洋芋种植面积外，“陇东分区新增种83000亩，关中分区新增种63000亩，三边分区亦应根据该分区具体情况制定本年增种面积”[35]52。
边区各县都根据自身情况对作物新品种进行了推广。“绥德分区的山地推广种植了当地产量较高、味香好吃的黄壳高梁和出米多的白硬糜、瓦灰软糜。为了防旱备荒，无霜期短的三边分区多种荞麦和小日月谷、糜。”[5]80相比之下，延安分区的延安县则“推广种植光华农场的马齿玉米40亩，每亩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并推广种植了洋芋、高产黑豆等良种800亩，每亩增产10%左右”[5]80。
在农业技术方面，边区对我国古代便已有之的如套种、轮种等耕作方法，进行了大力推广和改进创新，如大力普及深耕细作、合理施肥、间作套种、混作、防治病虫害、预防霜冻的技术和办法。一些简单的农业机械也得到推广。这些都对改良土壤、改善边区农业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边区政府督促农民多翻地除草，鼓励农民“从事秋开荒、秋翻地。因为秋开荒、秋翻地可以减少虫害，可以促使土壤风化，又可以保持水分……鼓励农民多除一次草，除草的作用不但在于去草助苗，而且在于蓄水耐旱”[36]178。虽然各县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普遍进行秋开荒和秋翻地，但在具体实施中，成效最突出的是陇东分区。“过去，陇东分区各县，农民对糜子、燕麦只锄一次或不锄。后在政府号召下，全部庄稼锄草，很多农户锄2―3次。如曲子县的264711亩秋田中，锄1―3次的占90%”。[5]82绥德分区郝家桥的秋翻地和秋除草还曾推动形成了全县的锄草热潮。
又如鼓励群众施肥积粪。边区曾提出通过积粪造肥的办法来改善土壤：“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边区造成群众的施肥积粪运动。”[29]54方法上因各地农民的经验与需要程度不同有所区别。在绥德分区以积肥造粪为主，延属、陇东、关中、三边等分区指导多施肥，绥德设置驴茅厕，延川发起安厕所运动，各地群众有的利用烂柴烂草尘土沤粪等，均利于施肥造粪。
积粪的做法最早出现在三边分区所属县的有些农村，当地人常以牛粪作燃料。后来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在1943年各县都普遍发动群众开展了拾粪、垫圈、修建厕所、沤肥等积粪运动。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关中分区，“赤水县在‘少烧一袋粪，多收一升粮’的号召下，1943年在全县的9万亩秋田中，有7万亩平均上粪2.5车，上粪面积达到了80%（往年只有50%）。”[5]77在造肥方面，边区当时共总结出六种办法，即用蒺藜沤粪、用烂草沤粪、把各种动物的骨头黏在灰末拌在粪中、收拾旧窑皮土及炕皮土作肥料、将杀猪宰羊时留下的脏水及动物肠子等污物用来沤肥、在大路旁修“驴茅厕”和“尿站”以收集肥料等。1940年至1945年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林业局课长、农业局秘书的孙德山，后来论及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情况时谈道：“在造肥方面，各地区想出了很多办法，其中以绥德分区比较突出”[5]78。六种办法中的“驴茅厕”和“尿站”便是绥德最先提出并大加倡导的，绥德还“推广了刘培润的配合施肥法，即根据各种庄稼的需要，施用增产效果大的配合肥料”[5]79。 再如采用轮作来维持地力，保持土壤中适合的养分，改善土壤条件。边区政府根据气候和土壤特点，因地制宜地提出“边区农作法应该采用旱农的耕作法，运用适宜的轮作来维持地力”，并进一步指出在轮作上最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粮食作物要与豆科作物轮作，如苜蓿、大豆、蔓豆之类。在收获时要将豆根留在土壤中，保持土壤的肥力。二是要注重山地的合理休闲，如要耕耘而不种植，或最后以种苜蓿的办法替代放任丢荒的耕作法。
除此之外，边区政府对生产组织形式也有很大改进，主要是开展劳动互助，体现出合作化的特点。面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推广的农业技术改良虽然加强了生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边区土壤条件，但其所取得的成效终究不能完全适合其所要达到的自给自足目标。因此，在总结各种群众运动经验基础上，结合边区此前便已经零星存在的劳动变工队的形式，边区政府对生产组织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提出在组织劳动的具体过程中，工作重点应是“怎样建立领导核心，如何提高变工队以及各种运动”[33]64，并且要求“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犋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37]，这样充分利用劳动力的做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农业生产呈现出集约化的特点。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技术等一系列举措对农业环境进行了改造和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增加了粮食产量。“1936年，整个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折粮只有45663石……到1942年，财政收入折粮达到210680石，比1936年增长了360%。财政支出达到144880石，比1936年增加62%，收支相抵还盈余65800石。”[38]831942年以后，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又有所增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改造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的基础上，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结 语
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改善边区农业环境逐渐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尽管这种认知最终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且这种认知主要是在继承前人思想、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农业环境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不少措施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了改造。虽然这些做法存在一定不足，但总体而言，一方面确实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水土与气候条件的改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边区的农业环境；另一方面也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成效卓著，使边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由此观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大生产运动并不是一场只注重农业产量的开荒运动，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与改造也贯穿其中。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其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了人们对大生产运动的认知，同时也可以为今天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提供借鉴。
注?：
①关于大生产运动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问世。专著如王文主、赵振军主编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的《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馆、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等。其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详细记述了大生产运动各方面情况。其他著述大都针对大生产运动的某些方面，或者某个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状况而展开的。在论文方面，李婷婷的《大生产运动起因和意义分析》，见《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6期，主要分析了大生产运动的起因和产生的影响；张树宣的《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则着重阐述大生产运动的具体过程。此外还有诸多研究，在此不做赘述。
②国内学者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的研究，仅有黄正林、栗晓斌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谭虎娃、高尚斌的《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与林木保护》，见《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0期；谭虎娃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初探》，见《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吕树润的《陕甘宁边区的林业建设述略》，见《古今农业》1994年第2期；严艳、吴宏岐的《20世纪前半期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见《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5期等。这几篇文章多考察边区在农业环境保护与发展林业方面的做法，在时间上也多局限在建国之后，对大生产运动甚少提及，更没有考察大生产运动中中共对农业环境的认知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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