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探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125―05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and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EN Yuxiang，LI Xiaopei
（Marxism School，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As the model of the scientific summingup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PC，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course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which accurately grasps China’s actual problems in an extremely complex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also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ponse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of “where China should go”？ This creative and revelatory reference opens a path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sum up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resolution” in the form of CCP’s historical texts at the crucial historical moment，and is applied in unification thought as well as practice guidance， show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research of party history
1945年4月20日经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决议》概括了党过去24年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并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科学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的及时回应和正确解答。检视《决议》形式和文本的产生，不难发现，它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决议》是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研究是揭示中国社会运?庸媛傻目蒲А保?[1]（P5）只有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准确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才能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以指导实践。《决议》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正是全党全面学习和研究党史而产生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的出台，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在重要历史关头以党史文本的“决议”形式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统一思想以指导实践的先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而又独特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早在成立之初不久就发表了一些有关党史研究的著作、报告和论文，希望从历史研究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以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然而，由于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党内早期的党史研究都无一例外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评价党史上是非曲直的标准，致使其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处于这样的认识状态下，中国共产党自然很难从历史的总结中认清自身的发展规律，当然也就只能在不断的“错误”和“分歧”中遭到重大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深入地剖析和阐述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才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2]（P399）明辨路线是非。于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之下的延安就成为开展党史研究的中心。为了使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认清错误路线的实质，认清教条主义在党内产生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重要文献，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的主要材料。与此同时，为了继续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中央和各分局成立高级学习组，以便使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书”
毛泽东语：“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的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学习，认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和危害，后又把党史学习的范围扩展至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从而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个人修养和理论素养，这一系列措施为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目的的《决议》的出台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3]（P48） 《?Q议》最初源自毛泽东在1941年10月写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历史草案》）。《历史草案》以整风运动的发展为政治条件的成熟，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历史问题的清理和总结中对其进行了适当的充实和修改，批判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澄清了“路线是非”，明确认识和深刻了解了党的发展规律，消弭了分歧，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而使其作为党的重要文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引领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走向。虽然《决议》总结的重点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已经真实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24年以来的光荣历史，将一幅多姿多彩的革命历史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客观地反映出党的历史的全部内容，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达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史实的现实作用。“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4]（P814-815）与此同时，《决议》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使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有了可供遵循的科学原则和方法，尤其为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建立起基本框架。正如党史专家张静如所指出：“毫无疑义，《决议》是延安时期全党研究党史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2期陈宇翔，李晓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探
活动的伟大成果，是党史研究工作者可资依据的最权威性的历史文献，是中共党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P71）
二《决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在哲学上又被称为认识路线，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它关乎整个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先导作用与启迪意义，是在深刻总结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斗争经验中逐渐形成和确立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历史进程。实践证明，《决议》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所总结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经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6]（P6）
思想路线作为认识论一般原则的具体化，“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和限度”，[7]（P28）而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哲学范畴，“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8]（P526）它要求人们从自然和历史的客观世界出发，通过对历史的反复学习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在把握事物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便牢牢地把握住人的实践活动，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的认识问题，也就解决了认识路线问题。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共党内的确立正是学习党史、研究党史的集中体现。
恩格斯指出：“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9]（P560）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就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只是，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经验的不足加之理论的匮乏，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的实际。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党内领导人更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内容和共产国际决议，对它们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致使其枉顾了中国国情，出现了许多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沉疴，为了消解其所带来的诟病，就只能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经验一再证明，思想路线问题是党内“左”右倾错误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错误之源”。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和研究党史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端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辨明了各种错误路线的实质，认清了错误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的严重危害，深刻了解了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解决了全党长期以来对错误路线认识不清的状况。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起草《决议》之时，严格遵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通过思想斗争剖析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左”右倾错误，并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逐步修正了错误的认识，从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达到了一种思想的共识。
正是在深刻认识到研究历史问题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毛泽东才能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采取不要否定一切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进而才能制定出像《决议》这种既符合历史事实，又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事实胜于雄辩”的党史文献，它是延安整风运动完美收官的集大成之作。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这次全党研究党史的运动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诠释和定义，指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P800-801）这就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至此，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秉承这个根本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10] 三《?Q议》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重大成果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一种理论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需要时刻注重与当前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而“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1]正因为如此，从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出发探寻解决之法“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12]（P279-280）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决议》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毛泽东置于党成立24年以来的历史中，通过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突出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进而由此说明，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阐述集中回答了党史研究中最为核心与基础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在这一方面，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无疑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树立提供了科学借鉴。
《简明教程》是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记述苏联革命与建设历史的正本，它系统阐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的建设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只有随时随地的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顺利解决本国发展道路的问题，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历史的梳理与剖析，把领袖人物作为建构话语的中心，突出了个人历史作用的绝对化，成功塑造了党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符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思想统一以及普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现实需求，更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树立提供了科学范本。由于《决议》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局势极端复杂，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中国共产党想要系统地按照《简明教程》的模式来编订一部党史教科书实非易事，因此为了达到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文件的“决议”形式进行党史研究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决议》以历史的发展为脉络，配合党的政策宣传需要，把党的历史划分成为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始终把毛泽东化身为真理的、正确的代表，通过对党内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揭露和剖析，反衬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轮廓和基本内容。在政治上，《决议》系统而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问题，明确指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斗争的复杂曲折性，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学会利用敌人的矛盾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军事上，《决议》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主要是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从红军的宗旨、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等，必须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认识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优越性，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在组织上，《决议》系统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科学分析了党内矛盾的性质，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思想上，《决议》指出毛泽东所秉循的根本原则就是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坚持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凡此种种，《决议》采用对比的写法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历史的昭示中认识到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从而把毛泽东塑造成为党的绝对核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具备超人一等的能力，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3]（P506）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5年《决议》的形成，党已经在革命的洪流中翻转沉浮二十多个年头，其间有过短暂辉煌，也有过惨痛教训，但在中共党内始终没有一个在理论与行动上“当之无愧”且“一直正确”的领袖人物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对树立一个领袖人物的功效尚无切实的认知，更无实际操作的动作，
建党之初，陈独秀深孚众望，但在政策上几乎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其后瞿秋白、王明等人登场，但在政策上基本都步陈独秀后尘，成为共产国际的传声筒，且人品声望却又都不及陈。直到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前后，对《简明教程》的学习理解愈加深入之后，才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中国漫长曲折的革命进程而言，毛泽东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最高领袖，并进而被塑造为人民救星的形象，起始点就在于《决议》的形成。而这一重要党史文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决议》对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具有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P5）1945年《决议》的发表不仅对党成立以来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科学评判，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总结，澄清了党内存在的模糊不清的史实认知问题，而且在分析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不断创新发展，对我们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本依据。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逐渐摆脱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侵蚀，然而由于主客观环境因素的制约，意识形态中的教条主义等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共党内，“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14]（P326）因此，需要从历史研究入手，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决议》作为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党史文本，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它的制定出台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那就是“树什么旗，走什么路”，从思想路线高度直达错误根源，清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是《决议》所起到的伟大历史作用，才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发展道路前进，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功又反衬出《决议》所制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许多重要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正如胡乔木指出：“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文件。拿过去历史上党的决议看，如四中全会决议等，对比一下，就显出来这是完全不相同的。”[3]（P73）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对党史的研究也应该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环境。这一历史进程推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期，面对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党内党外出现了不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建国后27年的历史评价问题，而评价的核心又是关于毛泽东本人与毛泽东思想。面对党内外存在的不同声音，邓小平深谙研究历史就是为了从历史的规律中探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探明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1945年《决议》的经验，起草并通过了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尤其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统一了党内外各阶层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最终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脉络，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于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决议》作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之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蕴含在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断所具有的前瞻性，更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担负历史使命进行接力探索的“历史路标”。然而，由于上世纪50年代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使其把《简明教程》列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加以全盘否定，导致一些人以《决议》借鉴了《简明教程》的编撰模式为话柄，抨击《决议》对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的树立是导致日后个人崇拜的源头，进而否定《决议》的科学性和重大历史作用。此类观点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必须正视。无可否认，《决议》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明确提出的：“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5]因此，立足中国共产党作出《决议》的具体历史背景，充分肯定《决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客观评价《决议》的历史地位，指明《决议》对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指导意义既是富有价值的重要学术课题，也是极为严肃的重大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