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104-06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一个国家整体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主体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地区和平共存、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问题。“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正式确立为国家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工作方针，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这一科学构想与实践创新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也为世界各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另辟蹊径，更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典型示范，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
“一国两制”作为一项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创新，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对中国未来到底应当走什么路、这条路应当怎样走等重大问题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上和理论上的重大飞跃。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文稿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在“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过程中，邓小平阐述最多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十分明确，他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强调，只有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才可以实行“一国两制”。
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2〕他还说：“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3〕“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5〕“‘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6〕他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样的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的？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6〕由上述一系列重要论述不难看出，在邓小平看来，“一国两制”构想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的，其精神不是体现为资本主义容许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其精神体现为社会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因此，只有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国两制”才有依托，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利益才会得以实现。
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多次讲过：“要?[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7〕“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8〕邓小平反复论述中国未来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将“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的性质讲清楚了，也就是说，先有社会主义“一国”，才有“两制”。“一国两制”不是伤害社会主义主体，而是在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主体的基础上，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照顾各方利益，实现国家统一的大目标。这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确定“一国两制”方针的原则所在、信心所在。 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将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称为社会基本矛盾。在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是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方针确立在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上。推进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和经济建设同时进行，两者会不会发生冲突甚至是影响到经济建设呢？从邓小平的大量谈话中可以体会到，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邓小平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态势作出准确判断，认为就整个世界而言，“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9〕“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0〕在邓小平看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将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11〕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八七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十五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1〕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围绕“一国两制”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的一次讲话中讲道：“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13〕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讲道：“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14〕在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好自己，并以此来有力地推动国家统一大业，邓小平一直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二是中国的经济建设要快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邓小平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7〕
邓小平从保持对香港政策50年不变与国家发展战略关系角度阐述了“一国两制”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15〕实践证明，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后，在两种社会制度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经济显示出很强的互补性，大陆成为港澳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港澳经济借助内地的经济快速发展，获得新的发展机会；香港和澳门成为祖国内地的重要对外联系合作的窗口，港澳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更为顺当地进入内地，成为内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立足中国实际和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在矛盾运动过程中，既有主要矛盾，又有次要矛盾，而一对矛盾中，既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有矛盾的次要方面。因此，在研究处理问题时，既要抓主要矛盾，又要注意次要矛盾，既要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矛盾的次要方面，二者不可偏颇，这就是两点论。同时，在事物或过程的多种矛盾中，各种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亦应坚持“重点论”。重点论是与均衡论相对立的，坚持重点论就是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进程时，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任何一种具体的矛盾时，要着重把握它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使问题得不到解决。重点论是以两点论为前提的，两点论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就是紧紧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来推动事物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使命角度讲，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有利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时，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希望以“一国两制”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不仅深得人民的拥护和赞成，也是对历史的一个负责任的交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的根本宗旨。从创造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环境角度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国家确定了要加紧经济建设，力争在20世纪内经济总量翻两番，在这个基础上，在21世纪的前50年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必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就是为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营造良好环境，利用积极因素，实现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从“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设计上，“一国两制”将“一国”作为“两制”的前提，并明确这里讲的“一国”中的主体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祖国大陆，同样抓住问题的关键，保证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方向。因此，“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完全符合中国实际，而且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现实相结合的重要产物，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同样要坚持科学的方法，既要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意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坚持“重点论”，用最大的力量解决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事物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在变化的，因此在事物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把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把握好，统筹兼顾，稳妥处理。比如在香港回归的中央谈判问题上，主权问题是关键，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还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16〕针对在中英香港?判结束后，香港回归的过渡期中还有一些势力的干扰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一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17〕这就为各种干扰势力的活动严肃地敲响了警钟。在起草香港基本法的过程中，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影响到全局的重要问题，邓小平也及时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6〕。他说：“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18〕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断，至今对“一国两制”实践仍在产生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中，制度设计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社会主义主体发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推进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将国家的建设发展摆在首位，通过发展自己来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坚实基础，进而推动统一进程。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家发展，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而且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是全面的发展、均衡的发展。邓小平说：“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19〕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20〕围绕国家建设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1〕；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要积极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促使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22〕；十八大提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要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3〕。这些都对全国人民形成极大的鼓舞，也令全世界对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为期待，回答了中国发展和实现“一国两制”、国家统一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陆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经济因素对国家统一进程的影响在逐步减小，国家和平统一和民族的全面振兴展示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
当然，“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也充分遵循了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它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放在“一个国家”的统一体中，容许其相互连结、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两个方面的积极因素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挥，实行“一国两制”的两个地区都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形成和在港澳率先实行的过程，也是国家深入改革开放、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在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0〕的同时，也不断拨正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截断分开的不当做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0〕“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20〕这些思想认识上的飞跃，为两制下的国家主体与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扫除了许多障碍，同时内地与港澳地区用“一个国家”为纽带紧密联系起来，相互投资贸易更便捷，信息更顺畅，同胞感情更密切，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积累了在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下，不同社会制度地区共同借助国家发展机遇获得发展的宝贵经验，也积累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深化合作的新经验。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与实践，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包容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智慧，更加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担当。随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香港和澳门的具体实践，这一科学构想会不断增添新的内涵，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必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积累更多经验，甚至会为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新构想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