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
1 序言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运动的领袖，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1898 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导、以日本维新为蓝图的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据点，译介、吸收了大量海外作品。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译介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漏译、误译。也正因如此，“梁启超式输入”一直处于众矢之的。①翻译学的角度给我们研究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视角的同时，也造成了思想史视角的缺失：梁启超虽译介了众多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身份依然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无法脱离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家这一身份来把握和评价其译介活动。本文拟在参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探讨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同时站在清末这一本土语境的视角揭示梁启超的译介活动在中国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
2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为了清末思想语境中的主流方向。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先直面的难关，则是语言上的障碍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层面创设了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等专门学校，致力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知识分子层面也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翻译活动。譬如，外交官曾纪泽曾言“考求各???Z言文字，?亦吾儒之宜所?氖隆敝髡叛?习外语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马建忠亦言“?g??之不容稍?，而?g??之才之不得不及?r造就也”道明了译作和译才需要的迫切性。②梁启超亦是不遗余力地主张和提倡翻译活动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正如学者所言，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是紧密相连的③。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梁启超的翻译理念，本文将首先对其政治改革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西方国家的近代化大都是在“民主主义”的大语境中逐步推进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大语境下，梁启超是如何看待与“民主主义”一样强调政治目的在于民众利益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民本主义”的呢？梁启超认为，中国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依赖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君主实施仁政。但是关于谁来监督君主实施仁政这一问题，儒家给出的答案是超越性的、抽象的“天”，而缺乏现实中人民对其进行监督的平台和机制。他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民本主义中缺乏法治思想这一弱点：
“我先民?O知民意之??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F，?t始?K未?L??做壹???}以?氖卵芯俊Ｈ?陶?若?`反民意，除?s到?贺??M盈群起革命外，在平?r更?o相??之的制裁之法。此吾??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c也”。（梁启超，1999：3619-3619）
康有为曾用“流质易变”来形容其弟子梁启超。诚然，梁启超的政治改革活动几经变动，其思想中的“革命”和“改良”因素何为表象何为本质这一问题也备受争议④。就改革方向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由上至下的“戊戌变法”到由下至上的“新民”的转变，就改革内容而言梁启超经历了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到伯伦知理的国家主权说的转变。但是在这些转变中依然有不变的成分所在――即梁启超对法理上民众主观能动性的重视以及对国民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强调。那么，为了实现这一贯穿在梁氏政治活动中“不变”的理念，使得民众的智慧程度达到政治参与水平的“?_化民智”，则构成了梁氏启蒙活动中的核心部分。换言之，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围绕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而展开的。
3 梁启超的翻译理论
让我们再回到梁启超的翻译理论。1897年，在《时务报》的第27、29、33册上梁启超连载了《论译书》一文。在该文中梁启超在论述翻译的意义时，就首先提出了“苟其?於今日之天下，?t必以?h???????第一?x”（梁启超，1999：45）这一“翻译强国”的核心思想。为了振兴翻译事业，梁启超紧接着推出了“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三个方针。何谓“当译之本”？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被翻译局所重视的兵书“?m毋?g焉可也”（梁启超，1999：46），而使得西方国家强盛的政治、法律、历史、农学等书籍才是“当译之本”。“公议之例”则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混乱感，对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的译语进行统一规定。在翻译工作刻不容缓之际亦能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一侧面管窥到梁氏处理问题的冷静。而关于“养能译之才”，梁启超则强调了创办专门学校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推出翻译方针之后，梁启超将目光投向了翻译的效率。作为收获成果的最高效方法，梁氏提出了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西方著作的路线，针对这一路线，梁氏从以下两个层面上给出了理由。首先是对翻译难度层面的考虑。中国和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自古以来就行用汉字，虽然随着和文的创造，日文中开始夹杂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仍占八九成。因此对于我国人而言，读懂日文并非难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翻译内容层面的考虑。西方学术复杂难懂，经过日本学者取舍过的译本对和日本国势风俗相似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并且，日本学者自己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客观、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⑤
概言之，梁启超欲以“择当译之本、定公议之例、养能译之才”（翻译的方针）为前提、以日本译文为媒介（翻译的路线）来进行译介活动，通过“开化民智”（翻译的核心）最终实现“翻译强国”（翻译的最终目的）。因此可以说从梁启超强调高效、有着明确目的的翻译理论中，我们也不难管窥到梁启超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和“经世思想”的必然性。1898年梁启超的翻译活动主要是以提倡、推进为主，而1898年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更则编纂了《和文汉读法》投身于译介活动，将自己的翻译理论付诸实践。 4 结语
本论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翻译理论着手，分析了梁氏译介活动中带有功利性的必然性。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是时刻以其培养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新民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功利式”的译介活动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是有着积极的史学意义的。翻译理论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给了我们启示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新的课题：我们是否能通过对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与同时期政治活动进行时序对比来实证其翻译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呼应性？另一方面，正如学者指出，梁启超的译介作品中存在的大量的误译、漏译。那么，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落差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出作为思想家的梁?⒊?在译介作品时的“取舍”？ 我们又该如何去从思想史的角度辩证地评价梁启超对译文的处理？在日后的研究中笔者将围绕这一课题，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注释：
①比如区建英认为梁启超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漏译和误译，给中国在传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这一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参见区建英.中国における福?g?I吉の理解（J）.日本?s史，1992（2）：72-75.
另外，郭延礼在其著作中也用了一章来介绍梁启超的翻译活动，并指出其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功利性”和“经世思想”。参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5.
②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0.
③张洁、张德让.翻译与政治――梁启超翻译活动的“善变”与“不变”（J）.巢湖学院院报，2005（4）：139-144.
④冯友兰（1958）、李泽厚（1958）、桑兵（2002）、黄克武（2006）等学者均对此问题展开了细致的讨论.
⑤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