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特殊教育思想和实践研究
一、 张謇生平和教育活动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号啬公，祖籍江苏通州（今南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出生于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自幼聪慧，16岁时考中秀才，1876年在吴长庆麾下任幕僚文书。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奉命随吴长庆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书》，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受到翁同??等清末重臣的赏识。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此后10年张謇四次赴京参加会试，然而却屡试不第。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设恩科会试，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科举入仕的道路上耗费了26年，深感科举制度已经严重禁锢了仕人的思想，不能为国家选出有用之才。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同年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对张謇触动颇深。1898年维新变法的破产后，张謇深感官场险恶，日渐心灰意冷，“目睹国事日非，京官朝吏不足与谋”，于是决心远离官场，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从此，“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支持下，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1898年纱厂破土动工，次年建成投产。此后，张謇又相继创立了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南通天生港轮船公司、资生铁厂、榨油厂、面粉厂、电厂等20多个工厂企业，形成了我国近代著名的“大生工业集团”。
然而，张謇兴办实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因此，张謇在探寻“实业救国”的路径时，又清醒地认识到人才是强国之本，而要培养人才就要兴办教育。张謇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张謇利用“大生工业集团”的利润和社会影响积极捐资办学，创办了各种新式教育机构。1902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师范学校。此后，张謇陆续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职业技术院校等。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是我国复旦大学的前身。1909年，张謇创办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又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是我国上海海事大学的前身。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分别是今扬州大学和南通大学的前身，同年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还有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12年，张謇又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成为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据统计，张謇先后创办了11所师范院校和超过17所职业教育及训练学校，以及8所女子学校、中学及国文专修科各1所，另外还有特殊教育及警政教育学校6所，极大地促进了南通地方教育的发展。1921年，张謇的工业帝国“大生工业集团”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并逐渐走向衰落，1926年7月17日，张謇抱憾病逝于江苏南通。但是张謇生前创办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公园、医院、养老院等教育和公益事业却长久的服务于当地社会。张謇用一生追求和?`行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虽然终其一生未能看到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不可否认，张謇为中国近代的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
二、 特殊教育活动
张謇不仅在普通教育领域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本土特殊教育第一人。1916年张謇创办的南通私立盲哑学校正式成立，但该校却早在数年前就开始筹备，而张謇创办特殊学校的想法更是由来已久。早在1903年，张謇在考察日本京都岛津盲哑院时，就萌生了在中国创办聋哑特殊学校的愿景。《张謇日记》中对此有记：“盲者教识字母、教算术、教音乐、教历史地理，盲者教之；哑者教习画、习裁缝、习绣、习手语、习体操，哑者教之，亦有不盲不哑者助教。一哑生藤园画，楚楚可观，为其市山水小幅；一盲生能于小长方形铜管中，针刺字母。”观后感慨：“彼无用之民，犹养且教之，使有用乎，参观而审思，兹可痛矣。”1907年，张謇听说江苏按察使因其子不争气被捕而一气之下眼睛突然失明的事件后，就给这位按察使写信，希望他能效仿美国的斯坦福等慈善家，捐家资十分之二三，兴办盲哑学堂。在他写给这位按察使的信《致署江苏朱按察使劝兴盲哑学堂书》中，比较系统、具体地阐述了他对特殊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他说：“盲哑学校者，东西各国慈善教育之一端也，教盲识字母，习算术，教哑如之，入其校者，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而叹教育家之能以人事补天憾者，其功实巨，圣人复起无以易之。”然而，这封言辞诚恳、情真意切的“劝兴书”未能打动那位朱按察使。其实，官方不支持也在张謇的预料之中，因为“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能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因此，张謇并没有因为得不到官方支持就放弃办盲哑学校的想法，相反，张謇开始思谋自办盲哑学堂。
1911年，张謇考察了山东烟台启喑学馆，颇受震撼，回到南通后开始着手筹建盲哑学校。然而欲兴盲哑教育，必先择其善师。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合适的特殊教育老师。有鉴于此，1912年，张謇首先开始筹建中国第一所盲哑师范传习所。1913年，张謇在狼山北麓观音岩下购地六亩，作为未来盲哑学校的校舍用地。1915年10月，张謇开办了狼山盲哑学校师范科，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专业的特殊教育师资力量。为了尽快筹集盲哑学校的建设资金，张謇又在上海、南通等地登报鬻字，他在启示中说：“今残废院、盲哑学校，建筑甫竣，而开办费绌，预计岁支，前三年亦需五六千元，旦旦而求人之助，不足济缓急也。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有欲仆作字者，请必纸与钱俱，当按先后为次。苟不病，当日以一二小时给之，诸君虽略损费，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倘亦君之所愿闻乎。”经过数年的筹建，校舍初具规模，盲哑师资队伍亦基本形成，1916年11月25日，南通盲哑学校终于在狼山北麓正式成立，张謇主持了开幕仪式，为学校题写校名，并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之后出任狼山盲哑学校第一任校长。南通狼山盲哑学校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学校分设盲部和哑部，同时招收男女学生，这在当时无疑是“开风气”之举，其创立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三、 特殊教育思想
（一） 肯定了特殊教育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业救国和教育强国是张謇思想的两大支柱，即所谓的“富强之本也”。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张謇认为，实业能够为教育提供赖以发展的资金支持，而教育又能够为实业持续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和技术支持，“实业和教育迭相为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张謇提出，“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没有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发展教育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没有教育的大发展，实业也不会取得长久的繁荣。因此，在张謇看来，教育是一种“直接分利而间接获利”的投资，而“获利”之处不仅在于促进实业的发展，更在于人才的兴旺、国家的强盛。张謇有言：“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由于盲哑教育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慈善事业，所以张謇认为特殊教育事业作为社会慈善的一部分，对稳定国家社会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张謇从慈善事业利国利民的视角看待盲哑教育问题，这奠定了他日后创办南通狼山盲哑学校的思想基础。
1916年，南通狼山盲哑学院正式成立。张謇主持学校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其中谈到设立盲哑学校的原因：“愚兄弟所以有此理想之感，?l生于山路乞丐之多，为地方名誉之累，继考察此类乞丐中，有真穷而无告者，不穷而以为营业者。穷可悯也，不穷而以为营业，则诡薄而无耻之人多，地方人士之羞也。由是计划残废院，而盲哑亦残废中之一类。”可见，张謇从改良社会风貌，营造健康有序社会氛围的角度论述了盲哑教育的必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反映，盲哑学校的设立对南通地方自治同样也有很好的效用，“夫人人能受教育而自养，则人人能自治，岂惟慈善教育之表见而已。此愚兄弟创设斯校之宗旨也”。
（二） 自立谋生是特殊教育的首要宗旨和教育目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绝大多数盲哑儿童沦为“城南胜水处”的“沿街群丐”。实际上，盲哑等特殊儿童与正常儿童相比，身体方面存在某些缺陷，这些缺陷会阻碍特殊儿童正常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更何况当时的社会条件根本无暇顾及盲哑等特殊儿童的教育和补偿问题，这就造成很多贫困的盲哑儿童不得不沿街乞讨，于个人来说命运是极其凄惨的，于社会来说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张謇克服种种困难，鬻字筹款，创办狼山盲哑学校，而学校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训练特殊儿童自力更生的能力。故在盲哑学校开学典礼上，张謇着重提出盲哑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始待人而教，其归所不待人而自养”。不久，张謇根据国内外盲哑学校的经验和自己办理盲哑学校的实际情况，将盲哑学校的宗旨拟定为“造就盲哑具有普通之学识，俾能自立谋生”。1929年在其为学校制定的《章则》第一条中明确指出，学校“以培养盲哑师资，造就盲哑，使具有独立自存之能力”为核心宗旨，在《章则》的第二条，列出了三条主要教育目标，一是供给盲哑适应生活上的知识；二是把分利的盲哑变成一种技艺，做生利的国民；三是增进盲哑享受社会娱乐的幸福，以减少其单调乏味生活之痛苦。同年又对《章则》有关部分修订为“以常识为中心，确定本校教育主旨者三事：1. 训导盲哑生活上之知识；2. 养成盲哑生之技能，使为生利之国民；3. 增加盲哑享受社会娱乐。”虽然文字表述略有不同，但是核心思想仍然是教育盲哑儿童能够自立谋生，“盲哑生苟受良善教育，亦能自己谋生不求助于人”。宗旨既已定，则实践中当有反应，当时的报刊杂志对此多有记述：“介绍哑生洪承官任如皋报社职”“七月介绍姚纳言服务如皋印刷社”等，因此时有如此评论，“讫民国二十六年，毕业学生服务临县各界，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当时出版的《二十年来之南通》曾这样写道，“故国人恒目南通之伶工学校、盲哑学校为特殊学校之鼻祖，造福贫苦残废之儿童殊为不小……为分期残废之人造幸福，为社会国家谋富强也”。张謇以培养盲哑生自立谋生的教育宗旨和如今倡导的“培养盲哑学生成为有文化知识的、有一技之长的残而不废的劳动者”的要求是如此相通，可见其思想的先进性和超前性。
（三） 生利教育为核心的课程内容
为践行教育宗旨，实现教育目的，盲哑学校开设了内容丰富的课程。张謇任盲哑学校校长期间，规定学校教学内容要“以生利教育”为核心，包括知识教育和技艺教育两个部分。据1916年南通盲哑学校招生启事中关于课程的介绍可知，是年学校盲部开设的课程有凸字、科学、音乐和手工，哑部开设的课程有间学、语言、科学和农工。而1917年盲哑学校盲课实开课程为凸字、音学、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和手工，哑部实开课程为发音学、语言学、修身、地理和历史等。根据盲生和哑生不通的生理缺陷，有针对性的分别设置不同的课程，以实现因材施教。由此可以看出，张謇对盲哑教育既重视普通知识教育，又重视技艺教育，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盲哑学校在知识课程上又新开常识、珠算等，而在技艺课程上，1911年开设园艺教育，“民国十一年三月添设藤工科”等。学校专门聘请专职教师、技师加强手工训练，又先后开设按摩、打字和雕刻等课程，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盲哑所受相当之教育以自养”的目的。
当时有关盲哑学校毕业学生就业情况的记载，“除自己在家工作外，还有在商务印书馆及各大书局任印刷打字等职”。其中，王振英是该校毕业生自谋职业的典型代表，1927年，王振英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受聘于南京盲哑学校，又赴苏州创办吴县盲哑学校并亲任校长。后由于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受聘为省立台北盲哑学校哑科主任。盲哑学校的毕业生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通海时报》评论道：“盲哑本废人也，以三四年教育尤可使成才，供社会之需而自食其力。”由此可见，张謇创办盲哑学校教学效果较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此外，张謇十分注重学生的修身教育，着力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优良品格。早在1912年，张謇就为即将建设的盲哑学校题写了校训：“勤俭。”此后这两个字作为学校的立校之本，成为学校工作一直坚守的基本要求。另外，学校还十分重视锻炼学生体格，学校于“民国九年盲哑科增体育课，置备运动器具，以供盲哑者锻炼身体”。正式?W校这种内外兼修，精神和体魄并重的氛围让全体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校素食节费，援助沪工”，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斗争，这也是我国教育史上有关盲哑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最早的记录。
（四） 以感官功能补偿为核心的教学方法
张謇认为，盲哑学校的教学方法应该适合不同的残疾类型。1903年，张謇考察日本京都疗养院，后又多次考察来华教士创办的烟台启喑学馆，这使张謇对盲哑学校的教学方法有了直接的观感，不仅如此，他还自行研究了盲文和手语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他认为盲哑者“所残者废者口耳手耳，至目与口外之官骸，固同为天赋，目与口外之官骸之知能即同为天授”，“心思和手足皆可教也”。基于此，张謇认为，盲哑学校的教学方法思想应该是“期以心思手足之有用，弥补目与口之无用”。这种教学思想和当今“补偿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心思”和“手足”的能力，达到对缺陷器官的补偿。
针对盲生目不能视的情况，盲哑学校在教学上引进和使用法国人路易?布莱尔发明的点字方法，通过打凸字提高手指的敏感性，进而帮助盲生认字。而针对聋生，张謇认为聋哑之人之所以不能发音是因为他们耳朵听不到语言的发音，他们的发音生理机制从来没有使用过，“故不能如常人之灵便”。因此，教学时应该注意引导聋生学会发音，教员首先在黑板上写下要认读的字母，然后向聋哑者做手势表示发音，再让聋哑者反复练习，如果发音正确，就在字母旁注中文，再反复练习。这样，聋哑生看到中文，就知道该如何发音了。除此之外，教员还采用口语和手语相结合、音形义相结合等多种教学方法，“先教字、习发音、次讲解”，这和当今流行的聋哑生教学方法“口语为主，三语结合”也是极为相似的。
（五） 重视特殊教育师资
张謇认为，要办好盲哑学校，首先必须拥有大量合格的教师，因此，张謇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对于特殊教育的作用。“兴学之本，在于师范”，在《筹设盲哑师范传习所之意旨》中，张謇明确指出：“知师范学校重要而建设者，殆及于中国行省十之五六矣。则非残废之儿童不患教师之无人，惟盲哑之儿童，贫则乞食，富则逸居”，强调盲哑教师对于发展盲哑特殊教育的先决性作用。因此，张謇提倡设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师，而不可过于依赖外国教师，“将欲延聘西师乎，资重且不可以时得。欲求校中之可为师，恐亦难应我盲哑学校之分配”。因此，在创办盲哑学校之初，张謇首先谋划创办盲哑师范传习所，以为将来盲哑学校储备足够合格的师资力量。虽限于经费师资等问题未能实现，但采取变通方法，把培养盲哑师资作为盲哑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除了重视师资规模，张謇还十分重视教师的品格。张謇曾言：“盲哑教师与不盲教师，又有不同者。盖盲哑教师，苟无慈爱心和忍耐心者，皆不可任。故不可纯恃学业以为优之，足尽教育之责也。”张謇看到了特殊教育教师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差别，认为盲哑教师“慈爱心”和“忍耐心”的品格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为盲哑学校选择教师时，不仅要考察其业务素质，还要进行实际的考察，“更以实地练习，以试其慈爱忍耐之心之有无与厚薄，甄陶焉，推勘焉。或不至误我至可悯之盲哑，而儿童教育课期其发展乎。”对教师爱心、耐心和责任心的考察，至今仍然是特殊学校选择教师的重要标准。张謇对盲哑教育拳拳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总之，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仅在南通就创办了370多所小学、6所中学、1所大学和几十所职业技术学校，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在教育的宗旨、目的、课程、方法以及师范教育上提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理论，形成了独特的、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教育理论。尤为可贵的是，张謇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待教育，认识到教育事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实业和教育的关系入手，以实业促教育，以教育固实业，最终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社会；不仅重视普通教育，而且对特殊教育也一视同仁的予以关注。张謇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树立了一座丰碑，即使到了今天，其教育思想依然闪耀着睿智的光芒，给人以启迪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