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美术教育古今思潮
一、传统美育思想的传承
教育思想往往从属于本土的哲学思想，我国的传统哲学社会思想以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道德教育又服从政治的需要。如儒家代表孔子提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也就是说德育始终放在首位，在孔子那里，美育实际上只是实现德育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士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认为教育的作用有社会功能和个体发展两种，其社会功能表现在通过教育把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从而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本着以学养政、以政治学的思想，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一度成为美育的倾向，美育的地位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传统的教育思想中也有自然主义的人性的光辉思想闪耀，他们极力主张自然为教育的理想准则，接近自然、取法自然、返回自然、归顺自然。如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3]他在《田子方》中也指出“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对于“美”的认知，便能进入至美至乐的高度自由的境界，成为高度自由的人。在这里，庄子把“美”和“道”相提并论，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以庄子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教育家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即顺应人的自然之性，认为治学和治身与国家帝王等身外之事无关，而美的追求是一种“道”的追求，即所谓“入境”。
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在自省后的必然体现，是对艺术本体及其赖以生长的文化生态的本质关注，更是对本土文化所面临巨大困境与挑战的深刻关怀。中国的美育思想一脉相承，在敦厚的哲学文化的土壤上，寻求着新时期新的生长空间与生存方式。
二、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确立
回顾2O世纪我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围绕着“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主题进行思考与实践，并且因为学术思潮的集中而更为明显。20世纪上半叶不乏远去日本与西欧求学的前辈，他们把国外的优秀艺术成果和教育思维模式引入我国，建立起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框架。在“西学之兴”的背景下，现代型态的美术教育逐渐发端、发展。50年代向前苏联学习和8O年代更加开阔地面向西方，使我们对西方艺术与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时积极地吸收了其先进之处。在被称为“信息时代”的90年代，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展，国外的艺术动态更多地被介绍和传播进来，其中现代和“后现代”艺术思维在我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课题是：能不能在历经百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在新世纪形成我们自己更加清醒的认识，进而付诸于建设性的艺术实践：
①中国与日本的艺术文化自古以来与西方比较具有更多的共通性。日本的近现代绘画和教育制度早于中国确立，吸取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初期的现代美术教育启蒙有很重要的作用。丰子恺先生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回国后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25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漫画，其漫画作品与教育思想对当时的美术教育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②我国的美术教育受苏联的教学影响较深。五、六年代我国向苏联派出了一些留学生，也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任教。在此期间，苏联的美术模式由苏联专家所举办的美术研究班更广泛地传播，于津源于1958年所创作的《八女投江》和钱绍武1959年创作的《大路歌》等雕塑作品是这一时代的代表。
这一时期我们基本上与西方隔绝，与苏联的艺术交流是我们与欧洲文化艺术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苏联的主要创作题材是劳动和劳动人民，虽然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片面的理解，但主流是健康的，而且也达到了艺术服务于社会的目的。中国的艺术在在一段时期内停滞不前，曾一度被认为是因为受了苏联的影响，认为当时学习苏联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然而我国的文学艺术中包括美术、雕塑在内的清规戒律，并不都是受苏联的影响，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古代的师徒传授制和“八股文”等死板的封闭模式。
③ 在蔡元培、林风眠、徐悲鸿等先辈的艺术思想和教育主张中，已经有了引进西方、同时也重视中国传统的认识。这也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前辈学者的普遍性认识。
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把西方写实主义艺术方法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实践，不但符合当时社会文化的需要，而且也有比较深入和可观的成果。
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中国传统的美术领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林风眠就是“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想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吸收西方印象主义以后的现代绘画的营养，与中国传统水墨和境界相结合，并融入了个人的人生经历。他是已经接近“东西方和谐与精神融合的理想”的画家，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为中国美术教育展开了新奇而迥异的篇章。
至今，美术教育者应该认识到传承并不是单纯的复制与临摹，而是对中国民族内在精神与气质的长久保持，激发民族文化的永恒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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