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社会分工的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0)03-0067-05
研究《易经》蕴含的各种思想，我们经常会追溯《易经》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形态。狩猎在原始人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狩猎的发展同生产工具的改进及其原始人的组织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人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各种狩猎方法。《易经?屯卦》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当时人们在山中逐鹿，如没有掌管山泽的虞人引导，只能是空人茫茫林海；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放弃追逐。如果继续前追会有忧憾。当然狩猎的方法很多，古人除了用棍棒、石块、投枪驱赶和追捕动物外，还利用陷阱、罗网等捕捉野兽，或者将野兽逼上悬崖坠死。猎捕的形式，一般是依靠集体力量进行围捕，这就是“屯如，遭如，乘马班如。”狩猎有困难，不依靠大家的力量不行，而且还要有分工。在狩猎发展的同时，捕鱼也逐渐发展了起来。狩猎和捕鱼的发展，使原始人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物来源增多了，人们从只吃植物食物转变到兼吃肉类食物。肉类食物含有人的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并大大地缩短了消化进化所需要的时间，这就使得原始人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从事真正的人的生活。《易经?鼎卦》“象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古代社会，鼎是一种烹饪器具的物象。把木材放进火里燃烧，通过鼎就可以烹饪食物。恩格斯认为这种变化是人类超出动物界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写道：“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了动物界也就越高。”鼎是人类社会用火来烹饪食物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工具，后来成了古代中国人最高王权的象征。
原始人在生产实践中观察到，当摩擦或打击燧石时会出现火花，当钻木、锯木时会有火焰发生。从看到这些现象到发明和制造出取火的工具，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原始人通过摩、钻、锯、打等方法进行人工取火，特别是摩和钻火的发明和利用对于原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易经》说：“水流湿，火就燥”。水与火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火使人们的食物从生食进化到熟食，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人食用食物后的消化过程，同时使可食的东西增多了，有利于大大增进原始人的身体健康；火为原始人提供了御寒的能力，同时可作为光源；火可以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和武器，用以防御猛兽的袭击；使用火和食用煮熟的肉类食物，还扩大了原始人活动和居住的范围，使他们能适应各种气候条件，可以从炎热的、偏暖的地带向比较寒冷的地带迁移，从而使人类的足迹遍布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切表明原始人和自然斗争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恩格斯对火的发现和利用在原始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易经》对火的解释为：“泽中有火，革。”(《易经?革卦》)同样告诉我们，大地上有火，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变革。
在《易经》所展示的思想中，战争甚至促进了社会分工。《易经?师卦》“象辞”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一支良好的军队，没有明确的分工是不行的。能够以正确方式和原则，布置得井井有条，便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分工明确，互相响应，即使处于危险之中也能化险为夷。凭借这样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治理天下，百姓也会臣服，自然会吉祥顺意，又哪会有灾祸呢。在古代社会，与战争有关的发明当属弓箭，弓箭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化史上许多人也认为弓箭的发明是原始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向摩擦石器过渡的标志。弓箭是一种复杂的武器，包括弓、箭、弦几个部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需要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比较发达的智力。恩格斯高度评价这项发明，他指出：“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武器。”
《易经》的作者看到了分工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易经?坤卦》云：“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古人要求在社会分工中处于有学问又贤明地位的人应该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清头绪，使社会当中的每个人都处于恰当的位置，将自己的美德贡献于社会，通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发展事业，这便达到了美的极限。古人的描述确实很美，同时又非常生动。在古代社会，当农业和畜牧业分开时，人们才知道“黄中通理”，开始不单纯从自然谋得现成的生活资料，而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产和繁衍，这不正是“位居正体，美在其中”吗?农业和畜牧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使人们不仅获得了可靠的生活资料来源，而且还为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当然，古人对于社会分工的认识是粗浅的，朦胧的。
对于《易经》之前的社会，《易经》描述得非常美好。“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手正，乃化成天下。柔丽手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易经?离卦》)美丽的日月高高地挂在天空之中，百谷草木附丽在土地之上，上下光明又附丽于正道。所以能够教化天下，有良好的规则促成天下昌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处于合适的位置，因此，亨通顺利，畜养母牛使自己的养牛业壮大，这样的生活真可谓吉祥。实际上在《易经》之前的社会，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之后，不同的部落由于其活动地带的自然条件不同，逐渐发展成为分别专门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种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由于分工，进入了金属时代，《易经?媚卦》指出：“系于金棍，贞吉”，这是说“紧紧系缚在金属制成的刹车上，坚守正确的方式可获吉祥”。人类最先使用的金属是铜，以铜制鼎。由于铜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在工具制造上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后来发展到利用铜和锡的合金，又叫青铜。再以后才发展到利用铁制作工具。文化史上把广泛利用青铜的时期叫作青铜时代，广泛利用铁的时期叫铁器时代。这还如《鼎卦》所说是“玉铉在上，刚柔节也。”金属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易经?鼎卦》说：“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后人皆知的。在金属工具的推动下，农业和畜牧业有了新的显著的进步。同时，手工业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原来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出现金 属工具以后，它逐渐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的发展，使制作技术日益完善和精巧，产品日益多样化。金属工具的出现在《易经》之前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引起了重大的革命，也是原始社会瓦解阶段。
二、《易经》体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特征
在《易经》以前的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走出原始社会的形态，在许多部落，还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平等和互助合作的关系；但也有一些部落，由于进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加快，形成了私有财产，人们在社会中是有竞争的。在《易经?比卦》中有这样的阐述，“有学之比，无咎。”即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相互帮助，没有公害，分工比较简单；但接着又说：“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有明确的分工，以十分清楚的方式分工合作。在这一领地上，大家共同田猎，由三面包围驱赶，听任前方的禽兽逃走，猎取后面的，这是由分工而形成的效率，是很有收获的。
由于社会进步和逐渐出现剩余，私有财产便逐渐形成。财富的多寡已经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人们也越来越看到分工的效率。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人们对财富增长的要求，符合人们的利益，促进了“万物资始”，促进了“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在《易经》形成的年代，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生产中除了使用精制的木器、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外，已开始大量使用经过初步改良的金属工具，例如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开始使用以青铜制作的斧、锛、刀、锯、钻、凿、镰等生产工具。较之原始社会，生产工具不仅在质地上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可以按不同生产活动的要求制造出各种专业性工具，生产工具的种类大大增加了。古代希腊曾经过使用斧、铰车、车轮、车轴、天秤、滑车，以及铜或铁的齿轮等为数众多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用牛耕田，把牲畜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来使用，这是生产工具的一个不可小视的重大进步。<易经》形容这是“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易经?坤卦》)
与生产工具的发展相联系，在《易经》形成的夏、商、周朝代，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中国商代社会的甲骨文中，有关土地的文字有田、畴、井、疆等，这说明水利灌溉、农田修整、作物栽培等农业耕作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易经?临卦》指出：“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手工业生产技术在当时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点我们从在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鼎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个方形大鼎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通耳133厘米，重量达87.5公斤。其四周饰有蟠龙和饕餮的花纹，制作甚为精美。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没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是难以制作出来的。
夏商周时代社会的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生产过程中开始广泛采用劳动的简单协作，并且在一些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复杂协作。例如，在商代青铜加工制造业或其他手工作坊里，经常有几十到上百人共同协作生产。开矿和建筑工程中的协作规模更大。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群清楚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劳动协作状况。在埃及，金字塔群大大小小共有70多座，其中以胡夫金字塔规模最大。金字塔用230多万块巨石切成，平均每块重2.5吨。塔高约146.5米，塔周长约有12里。塔内有结构复杂的地下宫殿，整个建筑设计严密，工程牢固。如此宏大复杂的工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不组织成千上万的工匠，没有严密而有序的分工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社会在商代分工协作就很发达，尤其以青铜器制造业最为显著。当时制造青铜器物要经过采料、配料、冶炼、制模、制范、浇铸、修整等一系列工序，分工极为精细。大型铜器制作过程中分工极为复杂，还要有分铸部件、合铸成体等多道工序。《易经?鼎卦》指出：“鼎耳革事，其行塞”就是说鼎器的耳柄经过变革，改变其移动不便的状态，使美味的野鸡煮熟之后被人方便食用。
在《易经》形成前后的夏商周代，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农产品已有稻、梁、黍、麦、豆、稷、粟以及桑、麻、瓜果之类.基本上已具备了后世的农作物种类。例如，我国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有关谷物名称的许多文字，如禾、麦、稷、粟等。《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是说伏羲死后，神农氏继起，他砍削树木做成犁头，揉弯大棒制成犁柄，将犁具除草耕耘的便利，教导天下百姓。这大概是取法益卦的卦象。
我们也可作以比较，例如，在我国商代时古罗马已经制造出带轮的犁和割谷机。古埃及普遍使用了新式的梯形犁。中国商代开始，用石臼加工谷物。当时中国社会的农业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像农田耕作技术、农业灌溉技术、农业作物种子选择技术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商代后期已经广泛给农田施用粪肥，提高了粮食产量。古埃及建立了很有效益的农田灌溉系统，扩大了耕地面积，使粮食生产大为发展。在《易经》形成前后，中国古代劳动者在极为艰苦、繁重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经验，推动了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农业生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与农业生产发展相联系，当时的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猪、马、牛、羊等在当时已被大量地饲养，有的达数百头之多，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已经很兴盛了。《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
我国的商周时代手工业发展尤为迅速。首先，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考古工作者曾从殷墟发掘出玉工、骨工、冶铸等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有一个铸铜的作坊遗址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其次，不仅手工业工具得到了较大改善，而且手工业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当时的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及木器等的制造制作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据考古者发现，中国古代的车形制作极为精巧，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称，制造这样的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铜工等多种技术高超的工匠的密切协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手工业，工艺水平相当高。第三，手工业门类很多，产品种类也很多。据甲骨文的记载，中国殷代社会的手工业已有工具制造、冶炼、制陶、舟车、皮革、酿酒、织帛、制裘、缝纫等，产品种类众多。在殷商时代，手工业的门类及产品又有了显著地增加。例如，漆器是在商代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工艺，纹饰多模仿青铜器，用鲜艳的黑红两色构成许多美丽的图案；商代纺织工艺不但能织平纹的绢，还能织抽花纹绦织绮，是世界上最早的提花丝织物。商代社会我国工匠发展了制陶工艺，制造出了白陶和青釉器，这两种陶器都是用高岭土烧制而成，具有质地坚硬、细腻等特点。其中有釉器的制作是《易经》之前由中国古代劳动者发明瓷器制作技术的开始。《易经?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三、《易经》展现的社会分工的基本轮廓
在《易经》所推衍的六十四卦中，表面上用巫术包裹着，实际上每一卦紧紧围绕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其中所描述的社会分工尽管不像现代社会这样清晰，不大符合现代人的思维逻辑，但只要我们加以归纳和总结，就可以看出其所体现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所包含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易经?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屯卦”曰：“天造草昧，宣建侯而不宁。”“解卦”曰：“田获三狐，得黄矢”等等。描述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它发生在《易经》形成以前的年代。早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原始人就发明了弓箭；以后经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又学会了制陶技术，并懂得了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这都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条件。但《易经》说的很笼统，轮廓不清晰。在《易经》形成之前的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在水草丰裕适于游牧的地方，一些部落就开始驯养和繁殖牲畜，终于从渔猎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转化为游牧部落。《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把种牛种马都集合起来，放牧在母畜群中；对于死亡的马驹牛犊，一生下来就要记录在数。而另一些没有转化为游牧部落的原始人，则从采集经济转变为主要从事原始农业，成为从事种植业生产的部落。这样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现代人称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织布机以及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尤其是会制造铜器以及铜、锡合金――青铜器。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原始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便是《易经》所说的：“德合无疆”。不但改良了畜牧业的生产工具，也改良了农业的生产工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还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不但产生了与氏族相对立的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了牲畜的工具的私有，而且出现了氏族之间的争斗。《易经?师卦》说：“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就是要求得到争斗之中的胜利。
2.《易经》所包含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理念。在《易经》形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由于金属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犁、铁斧等铁器工具的出现，使得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产领域也扩大了。织布业、金属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显示出生产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而且还能进行多种农作物的生产。这不但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使得劳动方式多样化了。正如《易经?系辞下传》所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云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说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经常变化的。周遍流转，上下往来没有常规，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有根据变化了解其趋向。恩格斯指出：“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出来了，生产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这次社会大分工引起的社会活动的变化是，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土地也逐渐转化为私有；原来零散的氏族部落越来越融入于整体大社会。《易经》之中，家庭的利益已经得到确认。
3.《易经》对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论述更为深刻。显然，社会第三次大分工是指社会分化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群体――商人。它发生在恩格斯称作“文明时代的门槛”的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变的时期，即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形成的时期，《易经》也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由于前两次社会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利有攸往”就在于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需要的若干剩余产品，而剩余的条件下由于分工的不同，需要经常地进行交换；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发生和发展以后，便接着出现了直接为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生产。这就是说。在中间的夏商周时代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以后，又出现了商品生产。商周时期我国的商品交换是十分频繁的。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种需求，即有人专门经营商品交换业务，充当各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曾说：“货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凡卖特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浮制，巡而考之。”周礼中所谓的质人乃商品市场的管理者。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交换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易经》却多处予以阐述。这说明《易经》形成之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时期。”
四、《易经》社会分工经济思想的瑕疵
在《易经》通篇都贯穿的社会分工理念中，有几种观点是不能为我们所认同的。第一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其思想基础是维护“王权”和轻视百姓的利益；第二是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其立意是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第三是在《易经》的社会分工思想中有“薄赋敛”的思想；第四是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
1.《易经》的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思想。在《易经》中，无处不在地把君子与小人对立起来。《易经?乾卦?文言》日：“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这是对君子的赞誉。而对所谓小人则没有那么客气。《易经?泰卦》有这样的结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君子之道是不断发展，小人之道是日趋消亡。《易经?大有卦》又说：“公用亨于天下，小人弗克也。”这是说公侯受到天子的宴饮招待，如果小人也能这样，那是做不到的，小人担当此任务会有祸害。《易经》极力在其社会分工思想中张扬君子之和同，贬损小人之和同。如果天下到处都是君子，君子之道大行，人同此心，心同斯理，那么天下下人就走到了一起，形成“天下之志”。只有君子才能与天下人的心志相通，团结带领天下人奔向大同社会。这是《易经》社会分工理念的理想，也是《易经》通篇宣扬的君子的人生理想境界。
2.《易经》轻视体力劳动，过分推崇脑力劳动，在于维护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易经?乾卦》文言日：“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言是孔夫子所作，是孔夫子对《易经》的感想。“夫大人者”乃所谓统治天下的脑力劳动者。《易经》强调的分工明显地表现为轻视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人民。《易经》认为：“学稼”，“学为圃”是小人之事。《易经》的继承者孔夫子更强调这一点，提出君子是不愿去参加这种劳动的。他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这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君子谋道不谋食”：在《易经》和其继承者孔夫子看来，社会上“君子”与小人的天然的分工是，君子谋道，小人谋食，前者专门从事研究礼、义、信，谋划招徕和役使四方之民的道理和办法；后者则是专门“用稼”，“为圃”，从事“谋食”的劳动来供养别人的。
3.《易经》社会分工思想中的薄赋敛的思想。《易经?系辞下传》曾说：“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动。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易经》在错误观念的指导下形成了对分工的扭曲认识，认为小人不知羞耻，不明仁德，不畏正理，不行道义，不看见利益就不愿勤勉向上，不受到威胁就不会戒惧小的过失，给予惩罚就会大为戒慎，这是小人的福气。《易经?噬嗑卦》初九的爻辞说：脚上套上刑具而伤害了脚趾，无灾咎。我国封建体制的形成与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4.限制百姓消费的社会分工思想，要求“小人安贫”。《周易正义》曾说：“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易经?序卦》也曾说：“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这是说小人的行为谨慎，正不能坚持长久的，唯有君子能做到。富有的人不能骄盈，故在大有卦之后是谦卦，“谦轻而豫怠也。”孔夫子在《易经》的基础上，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等级消费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