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程
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它把实践看成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及其自身的基础。毛泽东丰富和发展这一科学的实践理论，强调要在革命、建设实践中正确地反映国情，把握规律，又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使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在实践基础上为这一理论的中国化解决了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起坚实的基础工程。
一是制定出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一定阶级、政党化为指导思想并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古成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即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求”则是人们通过实践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去认识和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事物。实事求是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毛泽东把它化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而使它成为中共的思想路线。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内容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持实事求是，还必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实事求是原则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二是确立了“中国化”的实践主题。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到实践中去探索和认识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概括和总结出反映这些规律的相应理论，以服务于革命和建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和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之所在。“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解决许多实践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找到了这个“化”的原则与方法，他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实践指导规律”，就是一方面要弄清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的必然联系，在中国的条件下，只能这样办，而不能那样办。例如，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从城市起义扩展到乡村的道路；另一方面要搞清目的和方法的必然联系，客观条件是这样，就只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只能采用这样的方法，而不能采用那样的方法。例如：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搞“统一战线”，而不能做“孤家寡人”。二是“实践行动规律”，就是经过实践和检验，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将观念中存在的“实践指导规律”变为行动中存在的“实践行动规律”，例如，将解决土地革命问题的方法定为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是凭借着这两个“规律”，中共才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三是指明了“中国化”的文化意义。尽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它从词汇到语言，基本上都是德国的、欧洲的，只有通过实践使之中国化、通俗化，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摈弃传统文化中陈旧的消极的东西，保留和弘扬其中超时代的积极的东西。同时，必须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典籍来表现其“中国化”的内容。毛泽东反复指明了这种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丰富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要素，发掘和整理了从老子、庄子、韩非子思想、宋明理学，直至王夫之、龚自珍等许多思想家智慧的珍品。在表现形式方面，毛泽东大量选取和运用中国文化典籍中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的语言、成语、故事中的精品，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选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愚公移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来阐明唯物论、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内容；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通过揭露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来阐明历史唯物论。这一切，使深奥抽象的理论从理论家的讲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中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极其重大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