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4-0093-03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需要对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进行准确把握，并用这一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都蕴含灌输思想。它旨在强调理论与人民群众结合并指导实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P76)列宁所强调的“灌输”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一，灌输论是针对和批判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其目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其二，灌输论强调所要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既源于客观实际又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从而能引领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科学理论，而不是自发的经验。其三，灌输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不是脱离实际的“本本”模式，而是从主体、对象、内容、方法等形成的实践过程。
灌输论阐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规律性。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通过不同教育方式和形态向人民群众传递并掌握的实践过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正如列宁所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P317)这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划清界限，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任何忽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任何轻视科学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灌输，都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当然要讲究灌输的方式方法使灌输有效，但是，灌输论的核心是指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那种将灌输论理解为教条主义的说教是对灌输论的曲解，认为灌输就是不讲究实效的硬性灌输也是片面的。任何灌输绝不是“我说你听”的强迫接受和填鸭式的教育。灌输论不仅蕴含教育的自觉性，而且是蕴含灌输的主体、对象、内容、方法等具体要素的实践活动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进程中的推进
如果说灌输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域中呈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则将其凸显为根据灌输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是自发生成的，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专门实践活动来进行建设，使之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其原因在于，一是社会意识的滞后性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立刻摆脱各种落后的社会意识“纠缠”，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立刻消失，相反表现出新的形态，如新儒学之争、文化虚无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二是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不仅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法则容易侵蚀到社会精神领域，引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观念，而且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入。这种精神污染冲击如不能有效排除，将会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引发思想混乱、精神支柱的动摇甚至倒塌。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实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灌输使人民群众自觉内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即是通过多样的具体的灌输方式和途径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尤其是处于经济强势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向其他地区或民族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力图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如果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性，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将会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直接威胁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安全。20世纪9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便是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建设的深刻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深刻总结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把理论灌输即理论武装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另一方面用多样化方法和载体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无论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三贴近”都旨在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有效性。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实现方式
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不仅蕴含理论与人民群众结合的必要性，而且蕴含理论与人民群众结合的实现方式。正是从这一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1．用灌输的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运行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把它作为“理论掌握群众”的基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P9)这个“人本身”即是人的根本需求。简言之，只有教育内容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为人民群众接受。“理论彻底”和“理论掌握群众”的前提是充分重视教育对象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并不是把灌输对象视为消极的接收者，而是呈现为灌输的主导性与灌输对象的主体性的统一，即一方面强调内容上的鲜明主导性，另一方面强调在具体内容和方法上的可接受性和大众性。而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当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被曲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时，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别被定位为简单的施加者和被动的接受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呈现为“美德袋”或“填鸭式”模式。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他教”与“自教”相分离，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间的对立，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被单一化为工具价值，失去对人本身的关照。
当用灌输的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具体化为教育对象经由社会主导价值引导，在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平等交流中接受并内化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从而完成从“不知”到“知”、从“知”到“信”、再从“信”到“行”的过程。它使教育内容能够较好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把价值引导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动接受相统一。
2．用灌输的理论化与大众化相统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三贴近”。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不仅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教育内容的大众化。正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对教育内容的强调：“教育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4](P292)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灌输的理论化与大众化相统一，一方面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凸显教育内容的主导性，另一方面将教育内容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相关联，回应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例如关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的个体价值选择困惑和冲突，引导人民群众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思想政治教育的“三贴近”即是灌输的理论化与大众化相统一的具体形式：“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反映客观现实，把握社会主流，解决具体矛盾，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5]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教什么”和“怎么教”都直面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人民，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维度。这种现实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现实根基，把思想政治教育的诸要素置于人民群众的具体需求和差异中进行考量，从而在内容、方法等选择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3．用灌输的“一”与“多”相统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建设。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一方面强调灌输内容的一元价值主导，即旗帜鲜明地表达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和反对什么，另一方面强调运用多样化的方法将主导的价值观传递给对象，反对脱离对象的差异性和具体情景的强制灌输。正如毛泽东指出：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颂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6](P481)这在于，灌输内容的“传递”与教育对象的“接受”不能直接等同，需要用具体方法引导教育对象知情意信行转化，因此灌输的有效性依托于将灌输的显性形态转化为多样化的具体方法。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灌输的“一”与“多”的统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从“在场显性”的单一方法向与潜移默化的多样化方法相结合推进，在坚持教育内容的主导时进行活动、管理、文化等多样化的方法建设，将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蕴含在生活化的载体之中。例如：“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一篇好文章”的“五个一工程”，就是把教育内容涵化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样化文化载体之中。而大众传媒的快捷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兴载体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多样化的方法将营造出和谐、平等的交流氛围，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上促使教育对象的知行转化。例如，我们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图片展览馆、烈士陵园等历史遗迹的体验式教育就比单一的理论教育效果好，因为它营造的爱国主义氛围和生动鲜明的史实能感染对象，促使其主动内化为爱国主义信念。而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和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更是思想政治教育隐性化的典型，它不仅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且使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从而自觉内化和践行社会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明确提出要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