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教育研究中的田野考察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1－0063－02
田野考察――Inspect in field（or Field work），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田野考察，俗称“实地调查”或“实地工作”，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区环境，去了解、调查、收集被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发展变迁等第一手资料，是以原文、原意、原事为准的历史记录资料。
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梅伊曼（V. Masemann）最早对人类学研究方法予以关注并主张借鉴。1976年，梅伊曼在《比较教育评论》上发表了《论人类学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首次提出并使用“学校民族志”概念，要求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学校教育。1982年，梅伊曼再度在《比较教育评论》上撰文《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民族志》，在该文中，要求使用批判民族志方法进行比较教育研究。
马骥雄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呼吁比较教育研究借鉴其他学科方法，进而形成符合自身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他说：“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看，方法问题是个关键问题。不用一定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处理，就谈不上研究，更谈不上是比较。抓住国外一点什么，翻译介绍一番，最后总说对我国的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这并不是比较研究。”①该思路，同样适宜于对民族教育研究方法展开反思。而民族教育对人类学实地考察和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借鉴及相关研究成果，有助于成为其建构自身理论与形成自身研究方法论的基石。
田野考察，不仅推动了人类学的发展，而且作为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对教育学的研究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它可以丰富、充实教育研究，为教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方式，完全可以借鉴其成果来审思、检讨教育学，以丰富教育学的意蕴，并探求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
田野考察对民族教育研究更是大有裨益，当然，任何一种方法论或方法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田野考察亦不例外。本文将就田野考察对民族教育研究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展开讨论。
一 开展田野考察对民族教育研究的意义
1．发展扎根于中国的本土教育的理论
我国的教育学是从西方引入的，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必然存在学科的本土化问题，故必须关注实践，用实践检验和校正理论，从各种第一手资料中生成理论。“教育学的思想空间必须依托于千百万人最真切的教育实践，必须从最鲜活的由实践提出的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的探索，必须摈弃营造体系的癖好而回到真实的教育之境。”②
民族教育研究同样需要大量的本土实例材料以及相应的理论来支撑，作为民族教育研究主体的田野工作者，应批判地借鉴西方的理论框架，通过自己的田野考察，深入民族地区，对其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做出全面认识，发展出扎根于中国的本土理论，并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从而形成系统关联的知识体系。
2．关照地方教育实践，防止教育改革的“一刀切”现象
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中不同的语种、生计方式，其生活方式千差万别。进行民族教育研究，一定要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中国看待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传统态度是，“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礼记•王制》）。深入民族地区，了解不同的文化，参与当地人的实际活动，亲眼查看、亲口访问、亲身体验，获得更多更为确切的实际资料，重新认识和阐释理论。对地方教育事实亲身观察、亲身体验发现问题，通过写教育民族志来描述这些教育现象，最后通过理论建构对教育现象作出解释，这样建构教育理论一定会是严谨的，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而且对于教育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科学化大有裨益。而且，基于地方实际，也有利于国家制定出更符合当地需要的教育政策。由上，田野考察的重要性略见一斑。
3．采取跨学科研究进行田野考察
教育问题涉及的理论知识广泛，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经济学、民族学等有关理论都可能用到。民族教育的问题根本上是教育问题，因此我们强调要用教育理论视角来研究它。这里的教育理论显然不只是单一教育学科的理论，而是具有教育理论性质，由多学科理论知识构成的适合问题研究需要的知识体系。用这样的理论视角，才能把民族教育问题当做教育问题来解决。
在田野考察介入民族教育研究之时，也应提倡跨学科研究，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立足于问题，采用一切有利于问题解决的策略，获取全面、真实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进而对其归纳比较，以此克服对民族教育的简单描述和片面分析。这于传统单纯为调研而调研的教育研究而言，无疑是一种补救和矫正。
二 田野考察存在的不足
1．时间问题
田野考察对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而言不能少于1年。而且也因对这一点的强调而最终将这种调查方式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③这样，才能了解人们全部生活步骤，体现尊重一定的周期规律性，当然也限制了考察的地点，因为城市生活并不鲜明地表现出年度周期的节律。且能够有时间学习当地语言。但正如埃文斯－普理查德所说的，“流利地说一种语言与理解它是非常不同的”。④若因为语言难题就把时间再尽可能延长的做法也并不正确。延长时间容易导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发生移情，喜爱和厌恶都有可能。这又与考察者应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相违背。时间短不够深入，时间长又容易发生移情，且不排除一些很长时间才出现一次的民俗活动。
2．场域问题
长久以来，人类学田野考察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似乎只有远赴异乡才能进行田野考察，体验到文化的差异性。此方法介入民族教育研究中后，仍未有太多完善。研究者们更倾向于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更确切地说是与外界交往较少的传统村落。诚然，这些较为封闭的地区很大程度上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地方风俗习惯，“礼失求诸野”，这对于民族教育研究意义重大。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和民族文化可以真的脱离外面的世界，族群文化不再界限分明和稳定封闭。那么，对于田野考察就必须重新思考。此外，对一个村落或社区的研究，其代表性难免会受人质疑。
3．理论基础
田野考察，不仅仅是发现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形成理论的过程。巴利曾说：“人类学不乏资料，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⑤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为指导，即便搜集到一些资料，也无法上升到学理高度。缺少科学理论的“实践智慧”永远只能是低水平的、经验层次的、残缺不全的智慧。教育研究工作也是这样，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经验、技巧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缺少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终究不能保证研究工作的整体规范性，也不能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田野工作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准备，就可能淡薄研究主体意识，忽视文化定位，分散收集资料的目标，缺少观察的敏感性，导致研究的失败。
4．调查信度和效度问题
进行田野考察时，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如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一切为了获得全面真实的资料。但若使用不当，缺乏一定的技巧，则会影响资料的可靠性与可信度。例如，使用观察法时，若观察对象知道自己被观察时，观察本身就使观察对象的言行变形，使观察者只能观察到扭曲的信息；运用访谈法时，不断的提问、不合理的问题设计、各种录音设备的使用等都有可能造成被访谈者的紧张与抗拒。此外，调查者的主观意识也会影响调查信度和效度。
注 释
①费孝通.从实求知［J］.社会学研究，2002（4）：4～6
②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M］.长沙：岳麓书社，2002
③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63
④〔英〕埃文斯－普理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
⑤〔英〕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何颖怡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