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价值取向的大众化及其思想流变
中图分类号：G256.1；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4―0068―08
唐宋时期敦煌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知识与思想都是社会生活各阶层广泛参与全社会活动的结果，而支撑这种社会生活的思想信仰与价值取向的正是一种为全社会所承认的“一般知识与思想”。这种知识与思想支配着当时的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判断、解释和处理，它不仅支持着一般平民的信仰世界，也同样影响着上层社会与知识精英的行为取向。这种“一般知识与思想”在教育理念上就表现为一种教育价值取向的大众化。敦煌变文、讲经文、通俗诗歌、故事传说中有关教育价值取向大众化的意识与思想的内容随处可见，在敦煌蒙书中，这种意识和思想则得到了较为集中和具体的反映。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蒙书中道德规范与思想的考察，探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民众的教育思想和影响教育思想的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考察教育思想的流变过程，从而对唐宋时期的敦煌教育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 唐宋时期的敦煌教育及其价值取向
从敦煌文献来看，唐宋敦煌的教育还是相对普及和发达的。这一时期的教育体制大体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形态。高明士先生认为，所谓教育，包括官、私学，官学指州、县学；私学指家学、义学、寺学等。由于官学当中的蒙学教育部分在唐后期的衰微，所以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绝大部分任务实际上是由私学来承担的，尤其是在佛教昌盛下的寺学更是令人注目。敦煌的私学大致可分为家学、义学及寺学三种形态，它们承担了启蒙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任务，而且实际的贡献远在官学之上。私学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虽然它仍以儒家经学作为重点，但在开元以后，诗词文赋和天文历法等内容也涌人私学教学中。在敦煌独具特色的当属寺学，吐蕃占领时期，官学教育名存实亡，寺学实际上承担了教育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该时期的寺学当为官学。归义军时期，重建州县学，恢复了以往的官学教育体制，寺学依然在当时的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官学的衰落，私学承担了敦煌童蒙教育中的绝大部分任务，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寺学更是引人注目。私学的发展和壮大打破贵族阶层对教育和知识的垄断，使广大民众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这就使敦煌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内容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大众化”的价值取向。
一种知识只有进入思想并深刻影响人们的行为的时候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大众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知识与思想连同意识一起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去引导大众日常生活层面的价值和行为。丰富而复杂的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大众现实生活的主流。要实现知识与思想的日常生活化，必然需要问题、话语，乃至认知模式的转换。转向对当下人们生活世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进行探讨和思考。而这种转换就需要话语符号发生转变――以大众所理解和熟悉的语言和内容来表达和阐述日常生活以及其中的人和事。毕竟，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最能表现人们普遍意识的，仍是以有利无利为基本价值衡量标准的“实用精神”，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常常并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与思想。这种一般性和普遍性所反映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和共识。在这一语境中，道德首先是一种自在自发的道德，它往往不经过反思，直接从常识或者日常规范中生发，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各种习俗和规范，同时也使这种道德表现出较强的实用主义的特征。
回顾中国教育史不难发现(至少在唐代以前)，道德教育的思想及内容在本质上都是先验的，而不是人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创造和总结出来的智慧。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表现出了脱离生活的一面，它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一种社会精英文化的体现，而反映日常生活的教育内容和思想却无法进入所谓的“知识系统”。在传统道德教育世界里，个人在现实生活的主体性地位往往被漠视和忽略，对处于变化和生成中的人也缺乏应有的关注。况且，传统道德教育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人的正常生活的贬斥。敦煌文献资料，使我们将关注的视野扩展到了当时流行的启蒙读物和常备读物，从中体察到教育者的思想重心如何由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一步步转向社会日常生活以及由此体现出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思想的流变。
二 敦煌蒙书中教育取向大众化的(知识、思想)背景考察
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地区教育的内容显得丰富多样。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和中原地区传统的教育内容几乎一样，仍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传统文化的内容。然而，当时敦煌地区的教育内容，又带有明显的敦煌地区本土社会生活的内容，如《太公家教》、《百行章》、《新集严父教》、《崔氏夫人训女文》、《蒙求》等。就当时的敦煌而言，在学校和整个社会上流行更广、影响更大的，则是那些经过“生活化”、“世俗化”、“简约化”加工和改造之后的通俗性读物。这些读物的内容围绕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展开，生动、活泼而又极富生活气息，如《太公家教》、《开蒙要训》、《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严父教》、《百行章》、《古贤集》、《孔子项托相问书》等，其“内容所言不外书面的日常生活之道”，“其内容除了当时民间一般日常基本知识外，则多为处事箴言”。有些读物写本多达数十件，由此我们便不难想见其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之远和流传之广。这种普遍深入的存在于社会大众中的知识与思想，已经完全世俗化和生活化了。既没有了神圣、神秘的光环，也没有了深奥、严密的思辨形式，其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界限在这里也逐渐模糊了，而只是作为一种简易、平常甚至粗俗的、和大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活的文化存在并影响着当时人们的思想。
由于这一时期的童蒙教育主要为私学形式的教育，这种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教育。这就决定了其在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等方面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教育和官办的学校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庶民阶层而言，他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进入仕途改变命运，但这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从现存史料中入仕者的相关资料便不难发现，真正出身于社会底层庶民和工商业者的微乎其微，对于这些人群而言，生存比 生活更重要，或者说过平常的世俗生活比通过科举等方式向上流动显得更加实际和可能。因此，对于当时的庶民阶层而言，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登科入仕的本领和舞文弄墨的技巧，而是日常生活的能力和乡土社会的规则。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是应考和创作，而是基本的应用性能力的培养和日常生活规则的习得，他们不需要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却必须懂得应对进退和为人处世的一些基本规则。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唐代社会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外庭之士大夫”逐渐取代原来的“关陇贵族”而崛起。仕途的开放，使教育越来越普及，而教育的普及，反过来又使仕途多门，这种仕途的开放，使大批出身低微的普通知识人士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可能，并逐渐取代了旧时的贵族。这些新兴阶层的崛起及其自身的世俗意味和实用倾向也由此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尚。加之科举制的确立和推行，更使教育渐趋繁荣，广大庶民阶层对文化知识的需求日益凸显，读书考试随即便成为一种风尚……实用成为这个时代知识的主要特征。
尽管科举考试强化了读书学习的功利化，但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知识的普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知识的普及和广大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普通民众也相应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为他们进入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领域创造了条件，使知识和思想从“楼阁”走向“地窖”、从理想人格的养成向日常生活的转变成为可能甚至必然。这一时期，敦煌蒙书的编著主体逐渐下移到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据郑阿财、朱凤玉先生的统计，敦煌蒙书共计25种，其中19种皆作者不详，并为后世所不传，史志所不录。项楚先生在谈到敦煌蒙书《王梵志诗》时说：“一卷本王梵志诗集是晚唐时期某位民间知识分子编写的童蒙读本，包含五言四句格言小诗92首。其中有世俗格言诗72首，说的都是立身处世之道，因为是供童蒙习诵的，道理极为浅近，却又非常实用，有如黍粟布帛一般，平凡而不可或缺。”那波利贞在讨论《随身宝》时曾说，它是“庶民常识的百科全书，他所包括的……饮食器用的起源、忠臣孝子的轶事、阴德阳报的实话、社交心得、道德实践方法等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规范。项楚先生在《敦煌诗歌导论》中说：“和官方的史书不同，《古贤集》并没有从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说起，既不罗列改朝换代的过程，也不重视帝王将相的作用。它所歌咏的‘古贤’十分庞杂，包括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乃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然而在这些人物身上，却寄托了下层民众的是非观念、道德标准。所以《古贤集》是一部体现普通民众思想意识的通俗历史教科书。”《古贤集》绝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蒙书中所反映出的教育内容和思想的大众化倾向便体现在其思想的这种取向上。
在《蒙求》、《杂抄》、《新集文词九经抄》、《太公家教》等蒙书中也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呈现了大量的当时人们所能认知的关于国家的、历史系统的、宇宙的知识，以及关于道德与秩序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知识，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生活性和实用性的知识倾向。这些蒙书中所呈现出的对日常具体生活行为的规范和口语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述，也反映出教育思想由科考理想向日常生活的转变。
敦煌蒙书中道德教育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现实的日常生活，并用那些经过生活锤炼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学生，从而保证了这种道德本身在性质或方向上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三 教育价值取向大众化的内容呈现及思想叙述
敦煌蒙书中保存了大量的以日常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和为日常社会生活准备的道德教育的文献，它以现实的、实用的社会生活思想，以教示童蒙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理想为依归，内容多切合日常伦理，因此普遍流行于社会，成为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与精神食粮。对于敦煌当时的普通大众来说，蒙书中的知识与思想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常识和行为的规范。在这些蒙书中详尽地列出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和为人处事的原则、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以及个人品行修养的要求，等等，虽然显得琐碎，但却正是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并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一)日常生活的礼节和为人处事的道德伦理
敦煌蒙书中保存了许多反映唐宋时期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礼节和为人处事的文献。对敦煌大众来说，这些日常生活的礼节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掌握并身体力行的知识和规则。这些知识和规则，在普通大众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渐成为了他们的道德共识和常识，并在日常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生活。
1.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
一些蒙书通过详细规定蒙童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以求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杂抄》中就有很多有关生活行为与日常交往中应注意的事项，如“十无去就者”之“言语多猥谈”、“不叩门，直入人家”、“主人未揖，先上听(厅)”、“坐他床椅、交尸脚”、“居席不慎涕唾”、“主人未劝，先举匙箸”、“探手隔人，取羹食”、“众人饭未了，先卸匙箸”、“不离坐使(便)溯(漱)口”，以及其他十种“?室之事”，五种“不达时宜”，五种“无所知”，五种“不自思度”以及“六痴”、“八玩”等，均为告诫人们于日常生活中常常忽略的琐事。《武王家教》利用武王与太公的问答体式，藉由彼此的对话说明为人所该注意的“一错”、“二误”、“三痴”、“四失”、“五逆”、“六不详”、“七奴相”、“八贼”、“九愚”、“十狂”。如，“早卧晚起为三恶”、“不惜衣食为六恶”、“未语先笑为二痴”、“着鞋上床为三奴相”、“说他人密事为二狂”，等等，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范。
P.2718《王梵志诗》说道：“坐见人来起，尊亲尽远迎。无论贫与富，一概总须平。”S.4307《新集严父教》更是将儒训融于日常生活的说教之中，如：“遣子避醉客，但依严父教。路上逢醉人，抽身以(?)下道。过后即来归，寻思也大好。”“家中学侍奉，孝顺伯亲老。处分莫相违，但依严父教。枷杖免及身，寻思也大好。”P.2564《太公家教》有言：“立身之本，义让为先。”“其父出行，子须从后。，路逢尊者，齐脚敛手。尊者赐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与狗；尊者赐果，怀核在手，勿得弃之，违礼大丑。对客之前，不得叱狗；对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漱口。”“与人共食，慎莫先尝；与人同饮，莫先举觞；行不当路，坐不背堂；路逢尊者，侧立路旁；有问善对，必须审详。子从外来，先须就堂，未见尊者，莫入私房；若得饮食，慎莫先尝，飨其宗祖，始到爷娘，次沾兄弟，后及儿郎。食必先让，劳必先当；知过必改，得(德)能莫忘。”在教人日常生活必须注意的礼仪之后，还不忘在其后加上一句“忆而莫忘，终身无咎”来强调其重要性。
这些内容，几乎全是一些日常礼仪、道德规范之类的训诫。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流行和广泛的流传反映了日常规范和礼仪在生活中的意义及作用。
2.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 在日常生活的礼节和道德规范之外，还有大量为人处世的一般知识和规范，这是每个人立身社会都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P.2564《太公家教》言：
言不可失，行不可亏；他篱莫蓦，他户
莫窥，他嫌莫道，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
病莫欺，他财莫愿，他色莫思，他强莫触，
他弱莫欺，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
疑。财能害己，必须远之；酒能败身，必须
戒之；色能致乱，必须弃之。忿能积恶，性
质忍之；心能造恶，必须裁之；口能招祸，
必须慎之；见人善事，必须赞之；见人恶
事，必须掩之；邻有灾难，必须救之；见人
打斗，必须谏之；见人不是，必须语之；美
言善述，必须学之；意欲去处，必须审之；
不如己者，必须教之；非是时流，必须弃
之；恶人欲染，必须避之。
P.2718《王梵志诗》也强调“欲得于身吉，无过莫作非。但知牢闭口，祸去阿宁来。得言请莫说，有语莫须传。见事如不见，终身无过德”。这些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总体上亦不过是一般生活常识和经验的总结。然而，正是这些一般生活常识，构成了敦煌地区大众的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的基础，成为他们最需要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支配并规范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3.与友人交往的意义与原则
作为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择友、交友是社会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基本事务。对唐宋时期的敦煌大众来说，也不例外。如：
S.1920《百行章?志行章》言：
同目友寒，己亦不重衣；友饥，己亦不
饱食；友患，己亦如之言。寄死托孤之徒，
同遭盛衰之侣。
P.2564《太公家教》：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白玉投泥，不污其色；近佞者谄，近
偷者贼；近愚者痴，近贤者德；近圣者明，
近淫者色。
近鲍者臭，近兰者香；近愚者暗，近智
者良……女无明镜，不知面上之精粗；人
无良友，不知行之亏余；是以结交朋友，须
择良贤，寄死托孤。意重则密，情薄则疏；荣
则同荣，辱则同辱；难则相救，危则相扶。
S.1920《百行章?虑行章第27》：
人生在世，为须择友。或因良友而以
建名，或以弊友而以败己。一朝失行，积代
亏名，方始追悔，如何可及?但以清清之
水，尘土浊之；济济之人，愚朋所误。
同卷《百行章?扬行章第67》：
士无良朋，谁以显其德?人无良友，无
以益其智；女无明镜，何以照其颜色?是以
良友能扬其德也。
P02515《辩才家教》：
好贿莫为[友]，好杀莫[为朋]……
既要立身，须得良友。近贤者口，近贱者忧。
在这里，圣人的教诲通过生活的“过滤”转变成了日常生活中鲜活、浅显的俗谚，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共识和常识。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的学习到食息言动之际的留意，都要求做到从容周旋，合宜中节，以达到潜移默化之功。这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使其成为当时民间百姓日常生活最为实用的指导原则。
(二)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
由于家庭的特殊意义，古人非常重视家庭伦理规范的教育。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流行的蒙书中，关于处理家庭关系的经验和规则方面的内容亦不胜枚举。
P.4066《千字文》言：
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
毁伤……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
忠则尽命……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
傅训，入奉母仪。诸姑伯叔，犹子比儿。孔
怀兄弟，同气连枝。
P.2718《王梵志诗》：
兄弟须和顺，对侄莫轻欺。财物同箱
柜，房中莫私蓄。夜眠须在后，起则每须
先。家中勤检校，衣食莫令偏。兄弟相怜
爱，同生莫异居。若人欲得别，此则是兵
奴。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但能办此
意，祸去福招来……昔日田真分，庭荆当
即衰。平章却不异，其树复还滋。孔怀须敬
重，同气并连枝。
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孝，更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它不仅是规范个人行为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了规范家庭乃至国家秩序的基本道德和规范。敦煌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3361《故圆鉴大师二十孝押座文》、P.3821《十二时行孝文》、P.3368+P.3582《咏孝经壹拾捌章中》，都把孝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宣传“人有父母，不可不孝”的道德观念，甚至在父母亡故后，为父母写经、超度等活动也被认为是尽孝行为。因而，在童蒙读物中，孝就成为极力宣扬的主旨。
S.1920《百行章》开篇即云：
孝者，百行之本，德义之基。以孝化
人，人德归于厚矣。在家能孝，于君则忠；
在家不仁，于君则盗。必须躬颈力作，以养
二亲……纵父母身亡，扰须追远，以时祭
祀，每思念之。但以孝行殊弘，亦非此章能悉。
P.2515《辩才家教?六亲章》：
立身须行孝，家务亦殷勤。出门求诸
事，先须启二亲。善言胜美味，含笑莫怀
嗔。好儿与眷属，婢妇和六亲。为人莫骄慢，
为礼莫因循。侍奉莫辞苦，礼业莫辞辛。
P.2564《太公家教》：
孝子不隐情于父，忠臣不隐情于君
……君浊则用武，君清则用文……事君尽
忠，事父尽孝……孝子事亲，晨省暮参，知
饥知渴，知寒知暖，忧则同戚，乐则同欢。
父母有疾，甘美不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闻乐不乐，闻喜不看，不修身体，不整
衣冠，父母疾愈，整亦不难。
P.2581《孔子备问书》一卷：
何名父之道?昏定，晨省，和颜悦色，
恭敬孝顺，小心翼翼，欲报父母之恩，昊天
网(罔)极。何谓事君之道?格勤尽忠，务于
肃静，献可谏否。
将尽孝的细节、行为如同家规条列式地讲述得钜细靡遗。除了孝顺父母外，还要处理好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妯娌关系等几种关系。在这里，日常生活的习俗、规范和伦理知识的界线已经完全模糊，或者说这种知识只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客观的反映和描述。
(三)品行修养的规范要求
敦煌蒙书中还有许多教人隐忍、节俭、谨慎、勤奋的思想。P.3649《杂抄<辩金藏论法>》开头即云：“夫人有百行……”，接着便将修身之道的孝、信、谦恭、悌、包容……等，为人该具备的基本德行论述了一段。由于一个人的修身层面极其多面，因此本文仅就几项特点以为引述：
隐忍。敦煌蒙书中有许多教人“守弱”的思想，有时劝人退一步思考，有时劝人三思而后行。
S.1920《百行章?忍行章》：“有人谈好，未可即喜；有人道恶，未可即嗔。勿信馋言，莫言佞语。[佞语]侵人，饮气忍之，纵有道理，安详分雪。不得态其三毒，返烧其身。若不能忍，祸患交至。”说明小不忍则伤身，大不忍则祸国的利害关系。《杂抄》则通过正反两相对比，说明隐忍的益处。P.3649《杂抄?论忍事》：“天子忍之成其大，诸侯忍之国无害，吏人忍之名不废，兄弟忍之则欢泰，夫妻忍之终其代，身躬 忍之无患害。论不忍事。天子不忍群臣疏，诸侯不忍国空虚，吏人不忍刑诛罚，兄弟不忍别异居，朋友不忍情义疏，夫妻不忍令子孤，小人不忍(丧)其躯。”
节俭。长期以来，勤俭一直被视为生活的美德。S.1920《百行章?俭行章》：“藏如山海，用之有穷；库等须弥，还成有乏。俭者恒足，丰者不盈。在公及私，皆须有度。事君养亲，莫过此要。”同卷《贵行章》中也说：“性之不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废者耕织，必须营之。是以金银饥不可食，珠玉寒不可衣。粟帛之重，莫能过者……但以立国存家，唯斯之甚。”农业为立国之本，粟帛比金银珠宝更为重要，而且还必须去奢省费，躬行俭约。所以，P.3649《杂抄》：“丰年珠玉，不如俭年麦粟。在丰虑俭，在饱虑饥。”告诫子孙，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警觉。就敦煌地区言，物质资源远远不如中原地区富庶，因此，对于节俭的重视，当更胜于中原地区。
谨慎。为人处世得事事小心，对人、对事都必须小心以对。S.1920《百行章?慎行章》：“立身终始，慎之为大。若居高位，即须慎言。朋友交游，便须慎杯。养身之道，便须慎食。就医疗疾，乃可慎医。”《百行章》把谨言慎行作为安身立命之道，认为“百行之中，慎行尤急”，并追加《思行章》一章，再三告诫人们“言须三思，行须三思”。因此《太公家教》就特别强调“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谨言慎行，忍让谦恭，对敦煌大众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关乎他们安身立命的大事，所以也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勤学。敦煌地区的教育如此普及，与唐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不管是士族大家，或是平民百姓，无不希望自家子孙能够藉由科考及第而光耀门楣。对于勤学的重要，是为人师、为人父母所一再耳提面命的。仅以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为例：
女男渐长成人子，――父娘亲训示；
台举还徒(图)立得身，招交只要修仁义。
嘱仙(先)生，交(教)文字，孝养礼仪须具
备。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闲读尽诸书史。高
低尽道好儿郎，远近皆言骨气异；成长了
身为大丈夫，风流儒雅真公子。堂堂尺丈
夫身，雪色衣裳称举人；霄汉会当承雨露，
高科登第出风尘。多应不久逢新喜，何异
成龙脱故鳞；酒熟花开三月里，但知排打
曲江春。
讲经文是以通俗方式向世俗大众宣传佛教的一种形式。上引《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提到科举制度，足见唐代科举制影响之广泛。且该讲经文卷末有天成二年(927)的题记，此时敦煌地区正处于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实际上已是一个脱离中央控制的独立政权，和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相去甚远，但科举制的影响仍然深入人心，于此可见一斑。正是由于教育对个人的人生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学生题记中，就出现了立志读书的自勉诗。如天复二年(902)敦煌州学学生翟奉达就写下：“三端俱全大丈夫，六艺堂堂世上无。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肥菜根尽枯。”P.2564《劝学十二时》就是当时在敦煌民间流传的劝学歌词。敦煌童蒙读物中，劝人勤学的教诲随处可见：
良田美业，因施力而收；苗好地不耕，
终是荒芜之秽。人虽有貌，不学无以成人。
但是百行之源，凭学而立，禄亦在其中矣!
(S.1920《百行章?学行章第卅四》)
贫人由懒，富人多力；勤耕之人，必丰
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
之宝，学是明月神珠。(P.2564《太公家教》
一卷)
勤耕之人，必丰衣食。勤学之人，必居
官职。(P.2515《辩才家教》卷上)
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一朝乘驷
马，还得似相如。(P.2718《王梵志诗》)
勤学不但可以学得知识、培养德行，进而可以学而优则仕，反映出了当时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现实。
综上所述，显然，这些内容更多地来自社会生活的实际，来自他们自身生活的经验，而这些来自生活实际的经验、智慧和规则，已经成为包括敦煌在内的唐代普通民众为人处世的规范和依据。这些知识，经过社会精英的整合和政府的倡导，就变成了和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知识与思想。也正是这些常识作为社会生活的规则和道德的规范，规训着人们的行为并影响着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
敦煌蒙书中的这些内容汲取了中国古书中的佳言粹语以教诫童蒙愚氓，内容多切合日用懿伦，因此普遍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的道德规范与精神食粮。鲜明的通俗性和实用性、生活的情趣和智慧以及语言的明白晓畅甚至粗浅俚俗，将艰深的哲理转变为普通大众易懂、易用的浅近的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和规范，实现从格物究理到识物明理的转变。蒙书中的这些道德训诫大都采自社会大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和规范，多为日常生活处世之法。它们虽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但又将其改造为适合社会大众生活的道德训诫和伦理箴言，变儒家的养心以修身的内圣方法为约身以柬心的规范，不图成圣只求成人，从培养身之习惯开始成就心之自然的现实的道德原则。同时结合教育中学生普遍缺乏内驱力的实际情况，内容上还呈现出诸多的靠耳提面命和直接灌输的倾向。这些都是教育思想大众化的反映和现实体现。这种以普通大众学习和生活需要为宗旨的教育，在内容方面紧密结合日常社会生活实际展开，真正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和享用，故其得以广泛、长久地流传，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离他们还是太遥远了，但是如何修身齐家，应对、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伦理、规范，才是离他们最近而且最现实的。传统文化更强调道德的践履，因此道德教育的内容也就大都从日常伦理生活需要出发，以促进人伦关系的和谐和人伦秩序的建构为基本内容。敦煌蒙书的内容多以儒家思想为主，并杂糅佛、道思想，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普通大众的思想实际，以及道德教育内容以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伦理规范为依归的现实。对唐宋时期的敦煌大众来说，维持家庭秩序、规范自己生活的知识，并不是来自上层社会烦琐的礼仪，而更多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习俗、规范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些知识没有深奥的道理，几乎是简单的、可操作的技术，而正是这些浅显易懂的常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却发挥着真正的作用，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日常的行为。
四 余论
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生存的应对方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其背后都隐蔽着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在这种独特的生活基础上，也就产生了与其相应的、独特的道德问题；同样，任何一种道德也都将面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向这一现实世界给出自己的提问，进而回应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关于道德的问题，并由此承担起道德教化的责任。
从当时的所谓文化背景来看，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已经分裂。表面上，人们都说着普遍的真理，公共场合官样文章社论语言非常通行，道德、伦理的普遍原则设立的崇高标准，使人人在公共场合都只能做尧舜的模样。但是，私下却我行我素，心灵深处 也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真理的控制。与此同时，反映大众日常社会生活并广为大众接受和欢迎的知识与思想在民间已悄然流行开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日常社会生活实际为内容选择的敦煌蒙书的出现和流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这种以普通民众的学习、生活需要为参照，注重实用性和通俗性的读物，极富生活趣味，语言通俗浅近，深受一般民众的欢迎。这些由日常生活习俗、社会规范和现实生活话语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尽管稍显琐碎和杂乱)，在敦煌大众中有着广泛和深刻地影响，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知识的主要来源。敦煌大众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是与其生活的现实社会本身紧密联系和相对应的，亦即和影响自身生活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连的知识和思想。因此，这种知识的中心不是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是现实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伦理，人们更关心这些知识所包含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对日常生活的指导意义。相应的，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的确立，就在于为现实社会中影响其价值判断的知识与思想提供某种合理的依据。
敦煌地区出土的这些蒙书，把经过确认的日常生活的共识或常识，经过简约化、通俗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以大众乐于接受并易于记诵的形式充斥人们的记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道德判断。不论是敦煌世族、知识阶层还是一般民众，其知识、观念和价值判断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则上升为与主流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相一致的大众文化，担负起传播知识和教育大众的职能。这些蒙书也就顺理成章地充当了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启蒙读物，使这些思想一开始就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底色。的确，精彩的思想总是要由那些并不高明的人来复制的，当这些并不高明的复制把思想简约化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的深层涵义被过滤掉而只剩下背诵的文本的时候，这些思想才会真正进入社会生活。至此，大众化的教育思想伴随着大众化的教育内容也就进入了敦煌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敦煌的写经跟一般文书的区别，是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其内容不是纯粹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可以附带着提供我们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唐代的风俗、民俗种种。而它所展现的思想是与我们上层社会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不一样，它展现的是俗文化，这是一个在蒙书的文献价值以外的附带价值。”道德教育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通过对当时道德教育的考察也可一窥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真实状况。敦煌地区如此众多童蒙读物的发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敦煌蒙书内容的大众化更是反映出了教育价值取向大众化的现实。敦煌蒙书中所反映出的道德教育，并没有孤立于当时的教育体系之外，而是作为教育的一种内在的思想存在并贯穿于整个教育传统之中。同时，又由于这种教育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表现出极强的通俗性和实用性，即大众化的特质。在此，生活作为道德的“基础事实”和道德教育的鲜活场景与道德“一体”的存在于现实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当时的人们进行着道德的规训和教化。敦煌特殊的文化传统给出了教育思想的文化起点和发展轨迹，由此而形成的这种大众化的价值取向，或许也就是教育传统在文化变迁中进行价值选择的一种必然性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