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及其绩效考察(1978～2003)
农村金融，即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资金融通体系和相关活动的总和。就资金流动取向看，农村金融不仅包括农村范畴的资金融通，也涵盖农村与外部体系的资金融通。因此，广义上的农村金融体系包含了直接借贷、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三类资金融通组织和活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是农村市场体系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在农业资源配置方面的先导、运载和杠杆效应。具体体现：一是农村金融具有资源整合和联结功能，不仅是农业基本生产要素和内生资源的联结手段和分配途径，而且已构成农村再生产的基础条件和必要保障；二是金融市场的完善为农村商品、劳务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和扩展提供了可能，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日益强化，共同提升了农村商品化水平，这对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农村经济意义重大；三是就金融业本质职能看，它既可以集中闲散资金，形成可用于投资的储蓄，又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农村产业资本积累；四是在利率机制作用下，进入金融市场的资金可获得较高收益，从而促进整个农村社会乃至外部资金的配置效率；五是对于农村企业和农户来说，借助金融市场而获取的信贷资金，能够支持其从事更多产业的投资或更大规模的生产。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一直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1973年，罗纳德 I.麦金农和爱德华 S.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改变了这一传统认识。他们的研究证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恰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即“金融抑制”，必须通过“深化金融（Financial Deepening）”才能破解困局。在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中，扭曲的配置机制会导致资金流向拥有“特权”但并不具备较高利用效率的利益集团，而大量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却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只能借助于“内源性融资”。有限的资金和良好的投资机会相互分离，必然抑制经济发展活力，导致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能力低下，农村资本积累也举步维艰。
国内学者也就金融市场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谈儒勇等人的实证研究证实，中国金融市场发育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就说明我国金融市场发挥了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而农村金融中介体的成长速度也将直接影响未来农村实体经济的增长。曹啸、吴军的定量研究表明，基于格兰杰检验的金融业的确构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这种作用机制的发挥主要在于金融市场数量上的扩张，而非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一方面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农村则尤为明显。
二、农村金融体制变迁轨迹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始、发展和逐步成熟阶段，整个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金融体系
1978年以前，农村金融活动基本上由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这是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对金融服务的要求相对单一，几乎没有市场化的信贷行为，因此并不存在对商业化银行的大量需求。
尽管在1958年之后，我国仿照苏联金融体制建立了农业合作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但很快就被关闭，后者甚至历经三次成立、三次撤销。地处基层的农村信用社则基本上偏离了合作经济组织职能，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和办事机构。1958年以后，人民公社接管农村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后，信用关系不复存在，资金使用十分混乱。1977年，国家将其与银行营业所合并，至此农村信用社正式改变了原有属性，成为官办银行。总之，改革之前高度统一、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农村金融体制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反映了集权计划经济对现代金融市场活动的排斥和压制。
（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建制，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多层级的分支机构，并授权其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广泛，不仅办理一般的农村存、贷款业务，而且负责乡镇工业、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供销合作社的信贷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还成立了农村信托投资公司，部分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多种类型、机制灵活的乡镇金融服务机构和合作基金会，在农村商品经济推动下，民间信用由“互助性”演变为“赢利性”。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性集资、商业和消费信用也蓬勃发展，由此形成了在中央银行领导下，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导、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其他金融服务机构为补充的层次分明、较为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尽管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农村金融水平还比较低下，但对改革初期的农村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启动的农村金融体系深化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自1992年起，再次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深化改革战略，其主要内容：一是全面改组农业银行，将其转为商业型银行；二是1994年，正式成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金融服务职能，其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筹集和配置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拨付，以及面向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等；三是199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规定》，旨在推动农村信用社的独立化、商业化改革，恢复其“合作制”性质，并逐步将其改造为由农户入股、由农民自主管理、为参股农户服务的合作型金融机构。 经历此轮改革后，农村金融机构实现了专业化分工协作，业务范围重叠度明显降低。农村信用社居于最基层，主要提供农户小额贷款服务；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乡镇企业发展资金、农业生产资料贷款等综合性信贷任务；农业发展银行则重点服务于粮食、农副产品生产领域，提供粮食收购资金和区域性农业开发贷款。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村信用社覆盖范围最为广泛，与农民关系也最为密切，因此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机构。
三、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绩效考察
（一）农村经济金融化水平稳步提升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增加、结构改善以及金融相关率上升等。
就农村金融资产总量来说，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增长了119倍，达到35936.59亿元，且内部各项资产额呈均衡、稳定增长态势。在农村金融资产内部结构变化上，农户个体储蓄和持有现金量实现了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增长速率，逐渐成为农村金融资产的最大占有主体。这一方面表明农户个体资产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群体对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化所做出的贡献十分巨大。另外，在资产金融化、证券化的催化下，农业上市企业逐渐增加并呈稳步增长趋势，2002年市值总额达到824.8亿元，占农村金融资产总量的2.3%。
金融相关率（FIR=金融资产/GDP）是评价经济金融化程度的优选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相关率迅速提高，1978年、1986年、1993年、2002年的农村FIR分别为29.6%、62.4%、117.9%和223%，年平均增长率为7.7%，这主要源于农村金融资产的扩张速度远高于同期农村GDP增速。农村FIR快速增长的动因，既包括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也有金融体制改革效益释放以及农民财富的资产化等因素。但是，与同时期的国内FIR相比，农村FIR指标又明显偏低，这说明在金融化发展速度和水平上，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相比是严重滞后的。从表1可以看出，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绩效整体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如苏南地区，不仅存贷款总量和金融机构效益实现持续性高速增长，其信贷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也不断提高。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严重限制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绩效是低下的，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从名义总量上看，1981～2003年，农业投资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缺口巨大。“八五”期间，农业投资年增长率甚至出现下降态势，经历短暂上升后又陷入徘徊，至1997年达到最低值（-8.71%）。进入新世纪后，农村投资有所好转，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前20年的平均增长率（16.25%）。资料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起，资金缺乏已成为制约农业基础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的“瓶颈”，农村金融体系日益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
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在1978～2003年的经济转轨时期，由国家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加强农业投资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效率，此外政府面向农村的政策性信贷供给不足，干预措施的力度和效果均不明显，造成农村金融部门配置效率总体上较低。基于风险意识和赢利需要，自1996年起，农村金融机构普遍调整贷款结构，涉农比重大大降低，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和非农部门。2003年，农村信用社的小额涉农贷款覆盖面仅为25%，大多数农户的资金需求未能及时得到满足。
（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
就本质属性和功能而言，在整个经济转轨时期，农村金融体系不但未能有效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而且逐渐异化为攫取农村资金，为城市和非农产业提供金融支持。这种针对农村的“抽血”行为是对金融机构市场功能的侵蚀，严重损害了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导致严重的“三农”问题。造成农村金融体系功能异化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改革干涉过多，制造了大量的寻租行为，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运行效率低下；二是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1996年推行的农村金融改革反而弱化了竞争力度，各金融机构固守自身业务领域，相互间没有交叉，无法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效率；三是农村机构脱离农村倾向明显，农村经济逐渐被“边缘化”。
总之，随着商业银行涉农信贷业务的逐步撤销、农业发展银行由综合性向单一性的职能转化以及农村信用社定位和体制改革的反复，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和力度被大幅度削弱，已无法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可以说，1996年以来农村经济的缓慢增长以及农村事业发展的停滞，很大程度上缘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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