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建构主义视角下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互动的进展与困境
前言
作为发展国际社会政治的一种原则化、规矩化、规范化的决策程序，国际制度不仅会影响各个国家的外部行为，还会影响到国家内部的政治决策、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行为等。当前，我国家政策与国际制度间正处在密切发展的关系之中，对此，相关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正在对国家政治与国际制度间的关系展开严密的考察与探讨，进而总结出适合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和谐发展的有效机制。
一、建构主义的概述
（一）建构主义的核心
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规范”、“认同”、“文化”三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世界的政治，建构主义为研究国际关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为国际关系的研究重新设定了议程，其主要是将社会学与哲学的问题引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当中，从而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二）建构理论的内涵
建构理论的内涵应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体系的主要行为者，而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其次，国家体系的基本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物质的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体现出具体的意义。此外，建构主义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构建认同和利益，而认同则构成了利益。最后，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行为体与结构之间存在着互相构成的关系。
（三）建构主义的模型
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政策与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派别，例如体系层次的构建建构主义理论、单位层次的构建建构主义理论等。不同的派别又产生了不同的研究逻辑，在这些逻辑的支持下，构建建构理论逐渐形成了用于研究国际关系的三种模型，分别为文化匹配模型、社会学系模型以及组织趋向模型。
文化匹配模型。在世界政治体系下规范处于扩散中的问题，不仅仅是规范是否扩散或是如何扩散，还应清楚哪些规范需要扩散[1]。在探讨社会学习的重要意义时，某些专家学者也意识到了国家规范与国内文化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文化匹配”这一概念。该模型主要研究了国际制度与国内法律体系、政治规范的一致性程度。
社会学习模型。在世界文化这种逐渐扩散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走向政治趋同的道路，即国家之间的差异虽没有消失，但在政治上逐渐呈现出一致性。在国际关系当中，一个国家可以接收一些国际规范，但也可以拒绝另一些规范。对此，构建主义者开始转向支持争论逻辑视角下探讨国际规范的扩散问题中强调的“社会学系”的重要性，进而形成了社会学系模型。
组织趋同模型。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层面下研究国家政治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时，作为建构主义的研究学者玛莎认为国际组织在传授相关的国际规范、制度的过程中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趋向，进而提出了组织趋向模型理论[2]。社会学在将世界的文化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认为世界文化不仅可以为行为体和行为的主体提供一定的地位，还能赋予其真实的意义，使之变得合法、合理性。
二、构建主义视角下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互动的困境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路径，由此发现国家的自主性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实施战略互动的根本结果。作为自主性的实施主体，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必定要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而引发了行为体的政治偏好。我国的政治在实现行为主体政治偏好的过程中，国家的自主性就会面临一定的困境。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在互动过程中主要面临国家政治自主性的否决困境、承诺困境以及动员困境。
（一）我国政治自主性的否决困境
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往往发起公共决策的就是国家核心的决策者或领导者，未经国家核心的决策者同意和许可，任何公共政策都不能予以制定和实施，但是有些公共政策即便是通过了国家核心决策者的同意也未必能够获得公众的采纳和支持，对此在对公共政策进行商议的过程中存在着几点关键决策点，这些关键点被称为“否决点”，而这些提出否定意见的人就被称为否决者。了解了否决点的概念后，人们就可以清楚的掌握宪法与选举结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虽然这些否决者具有极强的权力，归根到底是由国家的制度和规定来构成的。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域在设计制度的过程中，分权的特点越多、越明显，那么这种分权的表现就将会逐渐体现在否决者的数量或是性质上，从而导致国家的自主性逐渐面临更大、更艰巨的否决困境。
（二）我国政治自主性的承诺困境
分配性的冲突是人们研究政治话题、处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3]。不同国家的行为体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会发生竞争，但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偶尔也会选择合作，在此基础上，如果某些行为体在选择合作之前为合作双方作出可信的承诺，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合作中产生的恐惧。但往往发生在合作前的承诺其可信度都极低或是十分不可靠。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承诺行为是发生合作行为的必要条件。理性视角下，我国的承诺往往会存在无法满足时间要求的问题，无论是在宏观的经济政策上，还是在维护国际和平的秩序上，我国都有可能受到该问题的影响，无法做到诚信、可靠的承诺[4]。而在我国导致这种时间不一致性的主要原因无非是以下这两种，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现象以及国家的政治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不能被连续选择。
（三）我国政治自主性的动员困境
作为一个反映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维度，国家的自主性这一概念并不能完全说明社会行为体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与之相反的是，即便社会的公共政策与国家行为体的偏好相一致，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相关政策也仍然需要社会的支持。根据集体行为的逻辑分析我国政治的自主性，当公共政策的受益比较分散时，公共的受益者就会面临较大的困境，因此就会产生否决的现象，而国家面临这一问题时就会产生政治动员的需求。在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在公共政策分散但成本集中的情况下，政治动员最有效果也最具实际意义[5]。
三、建构主义视角下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互动的进展
当前，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首先，基于观念跨国扩散的角度，构建主义比新自由制度等其他类型的主义理论，更早更快地注意到了国际制度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作用。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大多数的物质资源相比，规范与观念在国际上的传播与扩散受到的限制更小、更少;第二，我国社会政治行为在观念与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往往是将轨迹规范由内而外的进行扩散。
其次，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建立的文化匹配模型、社会学系模型以及组织趋向模型这三种模型，都是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将我国的社会政治与社会行为作为研究中的因变量，进而有效确立了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6]。通过这三种模型人们可以逐步揭示国际制度对国家政治的影响，而这三种模型也可以为人们提供不同关系的因果机制。
总结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下研究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虽然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国家政治自主性的否决困境、承诺困境以及动员困境，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因此，我国应根据建构理论的核心与内涵，积极发展我国政治与国际制度的关系，进而提高两者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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