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4-05-05
也正因为英国模式在欧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查尔斯·蒂里（CharlesTilly）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情况来看，完全无法预见到19世纪的近代工业化：“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注解：CharlesTilly，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Europe，1500－1900，转引自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2页。］这种前景与其说与我们想象中的18世纪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的情况相像，倒不如说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
许多欧洲经济史学家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模式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他们所指出的主要原因却与马克思理论所表明的情况相一致。例如雷格莱认为以“有机经济”为基础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决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注解：E。A。Wrigley，TheLimits to Growth：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Economists，收于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M。Winter，eds。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Intellectual Trad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89年。］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那种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注解：前引Wrigley，Continuity，Chance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England，115页。］。换言之，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因此格雷厄姆·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等明确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必然［注解：他主编出版的一本新著，书名就叫《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见GraemeDonald Snooks，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oge（London and NewYork），1994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模式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如果从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普遍规律而言，它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来说，它又没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对英国模式做这样的认识，就能够更好地解释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相符还是相悖？
依据上述对于英国模式的认识，我们来看一看这种模式是否与明清中国的实际相符。这里我们选取江南地区为例来进行分析，原因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上，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英国与江南曾分别是欧亚两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工商业的发展方面）。因此把英国模式与江南现实进行比较，自然很有意义。
（一）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
如前所述，近代工业化发生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近代早期英国的情况正是这种社会生产结构转变的最好例证。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6世纪后期与17世纪初期，煤已与谷物、羊毛并列成为英国三大主要产品。而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前期，据当时人说，英国铁生产按其重要性在各工业部门中已名列第二位［注解：前引Nef书，171页。应当强调的是，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半个世纪的1805年，英国钢铁工业的年净产值也仅与棉工业相同而略低于毛工业（见PhilisDean与W。A。Cole，British Economic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ructur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69年，223页）。因此18世纪前期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法国人梯奎（Ticquet）于工业革命前夕（1738年）对英国经济进行了考察，把煤称为“英国财富的最大来源”，并说：“人们（特别是熟悉英国商业的人们）使我确信：铁工业以及铁、铜制品所雇用的工人和所产生的利润，同羊毛业同样多”［注解：前引Nef书，171、187、222页。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煤铁生产的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基础［注解：诺拉斯干脆把工业革命定义为“所谓工业革命，其中包括六个相互关联的大变化和发展，即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铸铁业的革命、纺织机械的运用、化学工业的创造、煤炭工业的发达和交通手段的进步”（诺拉斯：《英国产业革命史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15页）。而在这六大变化与发展中，煤炭生产就占了两个，其余几个也以煤炭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维贝尔一再强调煤和铁在工业革命中的“主导作用”，甚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如果没有煤铁生产的发展，“这个制度会遭到什么，欧洲又会遭到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注解：M。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4编标题及258－259页。］。煤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工业革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所以罗斯托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把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从而出现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注解：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41－42页。］。
- 上一篇：资本主义起源的动力与道德约束机制（下）
- 下一篇：反传统主义与中国工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