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4-05-05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甚至更为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轻畸重的情况还日益加剧［注解：前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10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再生产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注解：这里所说的“外部因素”并非“外国”的同义词，而是指江南之外的经济发展对江南带来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并不适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现实。
这里要强调的是，上述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的结论，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明清江南经济是否能够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事实上是并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与对明清江南经济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完全无关，正如近代早期最发达的欧洲国家荷兰未能自行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荷兰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做出充分肯定一样。相反，说江南必定会像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看上去似乎充分肯定了江南的历史地位，然而实际上却是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由英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规律也就丧失了其普遍意义，不再是普遍规律了。因此，明清江南的现实并不符合英国模式。
（二）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道路
英国模式不适用于明清江南，那么明清江南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到底是什么。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过去并未进行过专门讨论，因此向无明确的结论［注解：按照最主要的看法，促使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是在三者中，前两者通常又被视为萌芽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前提，而雇佣关系的发展则被视为萌芽的核心。因此如果说工业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前提和动力就纠缠不清了。但是如果说是生产力，则工业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又与史学界关于明清社会性质的普遍共识相矛盾，因为依照这种共识，明清时期依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近年来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是人口压力加剧及其表现形式－－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不过，明清江南并没有出现人口压力加剧，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出现下降，因此这种人口压力说是无法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的［注解：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年》第9章；《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cs）。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因此，贸易既是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同时又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但是斯密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因此他并未预见到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注解：参阅前引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10－12页。］。由这种“斯密动力”所导致的经济成长也被称为“斯密型成长”（theSmithian Growth）。费维凯（AlbertFeuerwerker）从理论上对这种“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做了总结。在这种成长中，经济总产量、劳动生产率都有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注解：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Could Answer，刊于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5，No。4。与此相对的是“广泛性成长”（extensive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前者是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后者则是19世纪以来的近代工业化。］。由于没有技术突破，所以这种成长取决于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情况。换言之，市场的容量就是这种成长的极限［注解：斯密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密认为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马尔萨斯则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24－25页。］。也正是因为没有技术突破，所以斯密动力无法导致近代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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