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权力与企业：两个相互冲突的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02
二、威廉姆森的方法
威廉姆森（1975, 1985）的贡献代表了NIE框架内分析制度问题最有活力的尝试。他从“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出发（Williamson, 1975, 20），通过连续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解释其他制度的经济作用。一般的方法是，每当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便引入非市场制度。威廉姆森把市场和企业明确看作达到同一目标（完成交易）而可以相互替代的工具，并分析其效率特征（Williamson, 1975, 8）。
作为一个理论参照，纯市场系统在一个零交易成本背景中得到界定。 众所周知，这种理想的背景中也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但威廉姆森没有发展这种市场失灵分析。相反，零交易成本背景的定义在威廉姆森框架的构建中只起到一种“消极的”作用：该定义只是作为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的参照。 威廉姆森因此只集中于交易成本引起的市场失灵，而没有考虑其他的市场失灵（Williamson, 1975, 20）。
“市场与科层”框架基于三个理论范畴：（1）机会主义；（2）有限理性；（3）资产专用性。（1）、（2）、（3）同时存在时，市场便不能有效配置资源。 在给定条件下，市场失灵可以通过科层组织（如企业）而得到缓解。
科层的收益源于它（1）削弱了机会主义（通过强制机制和鼓励团结）；（2）缓解了有限理性所导致的问题（在状态依存性合约不可能或存在市场风险的场合，科层促进了适应性的连续决策过程）；（3）降低了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讨价还价成本（通过强制主义原则或在双方之间形成一致性预期）（Williamson, 1974, 40）。
市场的收益体现在（1）竞争的激励机制；（2）科层组织增长而导致的递增的不经济（Williamson, 1975, chap. 7）。
从纯市场系统出发，威廉姆森通过确定集中化组织结构比市场更有效率的条件而使企业得到解释。当科层被引入时，（有效的）集中化过程将一直进行到经济收益超过经济成本；这样，威廉姆森的框架不仅解释了企业的本质，也解释了企业的边界，因为最优的集中化程度决定了最优的企业扩张范围。 因此，若企业与市场同时存在，那是因为在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这两者都不能单独地有效解决全部的配置问题。
出于本文目的，我特别提出，威廉姆森框架的一个重要应用在于工作关系（work relation）。如彼特利斯（C. Pitelis, 1991, 13）所说，这种应用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工作关系才可以解释科层从纯市场背景中的出现。
在以“最初存在市场”为出发点的故事中，作为一种科层关系的工作关系意味着首先压制了市场。在企业内部结构中及在企业间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变化，都是“结果性的”，都预先假定（presuppose）一定程度的科层，即工作关系的存在。如果在“时间0”仅存在市场，在“时间1”存在市场和工作关系，即企业；那么，从“时间2”以后，所有更复杂的科层关系便得以发展。
（科层）工作关系在解释企业时的重要性，使威廉姆森框架有别于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威廉姆森框架意味着（1）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清楚分界依赖于科层关系存在/不存在；（2）工作关系与其他经济关系（如杂货店老板——消费者关系）之间具有明显区别（Williamson, 1975, 68）。
三、制度演进与帕雷托效率
尽管NIE内部各派观点不同，但都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帕雷托效率：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们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而演进。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这种观点尤其被张五常所发展，他声称资本主义不仅绝对优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也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非常奇怪的是，这类思想中有一贡献是出自激进主义经济学家普特曼（L. Putterman）。该作者尽管很大程度上批评了NIE，但是却认同了张五常，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在前一制度中畅行，在后一制度中受阻。
威廉姆森的分析不太激进，但方法是同样的：只有人类交易不受强制，只有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一个既定经济制度内交易，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如果人们可以自由交易，那么最终的社会交易必然帕雷托有效。
（一）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制度演进
张五常的制度演进理论基于“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概念。前者是指选择是否在现有制度中开始交易的权利；后者是指在交易开始后中断交易的权利。
根据张五常，资本主义效率源于这两种自由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交易不存在强制：科层，如上所述，仅仅是表面现象——参与科层关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科层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有效率或没有效率，决定其效率的是建立和中断关系的自由。
因此，张五常的问题是解释为什么自由的个人选择了放弃部分行动自由而置身于协调者的指挥之下： 根据张五常，这里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互利。假如没有人被强迫进入企业， 那么就必须考察企业能够增加所有参与人预期收益的原因，从而追究企业的本质。如果科斯确定了使企业家便于在企业内协调生产的条件，那么张五常则确定了使工人便于被协调的条件，并以此“证明”企业的帕雷托效率： 进入自由可以确保，只在他们互利时才建立企业；退出自由可以确保，企业仍然存在表明他们仍然互利。
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两个自由原则也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非效率不是源于它的科层结构，而是源于没有（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退出的自由，这必然增加交易成本。
组织运行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然高于在自由企业经济中，因为在前者那里没有不参与的选择权，没有组织间吸纳成员和诱导他们努力工作的竞争（Cheung, 1987a, 57; 又见Cheung, 1987b）。
这一思想被普特曼（1995）进一步发展。在他的分析中，社会主义起源不是个人的自由协会，而是托辞性的（prevarication）暴力行动。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涉及科层和指挥，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率基础：
由于后一类（苏联式经济）科层是通过命令而不是通过有关各方相互协商而建立的，所以不能期望它们具有各种减轻冲突的决策机制和共享信息的激励，而这些机制和激励正是以上所说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区分标记……自愿形成的企业在激励结构上优于强制性科层，再次得到了证实（Putterman, 1995, 387-8）。
毫无疑问，革命这种暴力行动根据帕雷托原则是非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基于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这需要更深层次的历史考察。若抛开历史问题，那么张五常和普特曼的分析则可为科层与效率之间关系问题提供解答：科层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表面的”（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都存在），但科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真实的”（两个原则都不存在），这使前者有效率而后者没有效率。
但是，这种正式解答的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假定，那么整个资本主义效率理论便有可能沦为一种纯粹的同义反复（tautology）：假定资本主义起源于抽象的自由个人原始状态（顺便一提，这一断言是错误的），那么，无论什么制度出现和生存都是有效率的（否则它就不会产生或者被取消）。
（二）威廉姆森的制度演进
我们知道，威廉姆森在一个比较静态背景中正式阐述了“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其实，威廉姆森认为也可以假定“最初存在中央计划”，只不过把分析重点从市场失灵转向计划失灵而已。在任一情况下，利用比较静态分析都可以确保得到同一结果，因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不依赖于初始条件。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更加雄心勃勃，其目标是把资本主义解释为演进过程的结果。因此，威廉姆森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作为解释制度演进的关键。他把初始点设定为纯市场系统，这时没有科层关系，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引入科层，其逻辑是，只有帕雷托-有效的制度才能出现和生存。这一故事基于人类行动自由意愿的思想：只要个人交易“自发地、无强制地”发生，制度就会朝着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演进。
引入帕雷托效率原则和自发交易的故事，标志着比较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转变：制度比较可以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自发交易的故事可以被看作是现有制度有效率的“证据”。
若考虑到方法问题，威廉姆森的历史分析便显得有些奇怪：资本主义制度无强制地产生，不是被历史性地描述，而是被推论性地争辩：从科层对市场的相对效率中发现它的起源。威廉姆森因此没有考察已经发生的事，而是分析使制度有效率的条件，从而“推导”它的历史出现。科层结构中的内部劳动分工，也通过假定“管理禀赋”、“知识和演讲方面的天资”及“信息处理和决策技巧”非均衡分布等特定初始条件而被推论性地解释（Williamson, 1975, 47-52）。
然而，即使承认天赋是异质的（这是需要解释而不是被简单假定的一个论断），它们作为科层产生的“原因”仍需要被历史性地讨论。即便异质天赋可以“造成”科层关系（这是威廉姆森没有作出的一个尝试），我们仍需要讨论使这种原因独一无二的条件，也就是说，需要说明没有其他因素能够影响科层制度。
并且威廉姆森的分析不是一种严格的分析。简而言之，威廉姆森的故事是，如果人类行动是自愿的，那么每种“可以”得到改进的制度都不会以非效率的形式存在，因为它可以被“有效率地”改进。演进学派的许多学者有力地批评了这种论述，反驳了均等演进效率（equation evolution-efficiency）。 他们得出的一个有力论断（well-established result）是，在一般条件下，路径依赖足以产生非效率结果。 其实，威廉姆森只集中于正交易成本背景，从而不能领会经常在零交易成本（更不必说正交易成本）背景中被讨论的一个重要论断，即，在“囚徒困境”之类的情形中均衡的帕雷托非效率。
（三）两种方法的共同点
尽管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争辩语气，但这些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1．分析基于比较静态方法。
2．初始条件是没有强制的抽象系统。
3．人类行动被两分为自由或被强制。
4．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是纯自由自愿交易的结果。
这四点使NIE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面临三种批评：（1）“分析上的”批评，因为以帕雷托效率为证据是错误的；（2）“方法论上的”批评，因为从比较静态分析到历史分析的转变非常勉强；（3）“现实主义的”批评，因为所考虑的过程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如上所述，这四点（即使承认它们正确）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帕雷托有效。但问题是它们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比较静态背景的一部分，威廉姆森“最初存在市场”的假定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在其他背景中，初始条件便有关了：我们不能随意假定这个或假定那个。历史可以被不同地解释，但不能被假定为“好像”（as if）。 “最初存在市场”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论断。同样，张五常假定个人完全自由的状态事先存在也是错误的：这种状态（如果曾经存在过）不能被看作是更早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张五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历史分析的脆弱性导致威廉姆森、张五常和普特曼的解释都有问题：在最佳情况下（at best），历史案例被特定地选择； 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完全“被假定”，而与真实背景无关。
此外，三种批评的关键都在于人类行动可以分为自由和受强制的假定。这样分类是为了绕过经济权力问题，下一部分我将讨论由此造成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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