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道德自律与转型期文化传统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 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 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 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 方式来监督代理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 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 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 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 和我的交易代理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 . 就我的理解而言 ， 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 “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 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 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 40%）类似的坏帐却 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 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 即珀特尔 Michael Porter 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 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 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 1970-1990 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 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 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 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 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 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 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 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 the take-off stage ） 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 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 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 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 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 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 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 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 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 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 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 政府出面干预， 并且面临著经济集 中化的危险；（2） 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 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 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 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 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 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 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 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 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 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 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 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 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正是文化危机的反映。我们正 在经历一种“双重的现代性问题”∶ （1） 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的 过程中，那些具备反思能力的个人在不断扩张著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空裂口之内 所体验到的那种上下无著的，由黑格尔、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韦伯、哈贝 马斯（Jrgen Haberm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反覆论述过的现代性危机；以 及（2） 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个人， 在面对西方技术、知识体系、权利方式 以及随著现代カ场经济涌进本土社会里来的全部西方影响时，所体验到的那种“认 同危机”（ the identity crisis ）， 那种丧失了真实的“自我”的心理体验，那种对异 化的“变形记”式的痛苦感受，那种找不到“场景”（frame）从而失去家园时的茫然。
像我写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结论，甚至连引文也没有。所有研究性质的文章都已经收括在下引我自己的几本文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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