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监管原理与发展历程
1.上一交易日的VaR；
2.60日的VaR的移动平均值乘以3
巴塞尔委员会非常强调追溯测试的结果，并为监督机构保留提高相应乘数的（附加因素）权利，以防公司的内部模型不能充分有效预测实际交易结果。此外，对于有内部模型的公司在衡量特别类型的风险暴露以及一般性市场风险时，委员会审慎考虑后也同意使用其模型的结果计算针对一些特别风险的资本要求，但乘数为4.
比定量标准更为有意义的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正式认可内部控制环境对银行确定资本标准的重要性。结果是，希望使用自己内部模型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银行须达到以下事先界定的定性标准：
1.银行必须具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必须向高级管理层直接报告并对模型结果和风险暴露与交易限额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日评估。
2.风险控制部门必须经常比照实际或模拟的投资组合对模型结果进行定期追溯测试。
3.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必须积极地参与到风险控制的过程当中。
4.内部模型应是银行计划、监查和控制市场风险过程一个完整部分。
5.交易限额设定的方式应和银行的内部模型相一致，并能为交易员和高层管理者充分理解。
6.模型结果必须有严谨的重点测试项目作补充。
7.银行必须具备文档完整的风险管理手册，并且确保符合内部程序。
8.内部稽审须至少每年一次检查银行风险衡量系统的适当性和整个管理过程。
近年，银行出于对使用内部模型方法优越性的认可，开始向巴塞尔委员会建议考虑采用以内部模型（internal model）为基础的方法计算对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以替代199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中8%的规定。
SEC对衍生工具的监管
就在巴塞尔委员会所采取的针对银行市场风险计量模型（model-based）的方法正在逐渐发展时，SEC的净资本规定却颇遭非议。在美国，SEC负责订立资本充足标准以适应有大型衍生工具投资组合的证券公司，但一些证券公司却通过建立分支机构进行衍生工具交易以逃避SEC的监管，这就引起了不少问题。这类公司被叫作“互换附属”公司（swap affiliates），因其占尽CTFC在1992年所作的一项决定的便利，一般称为“互换豁免”（swap examption），就是说SEC和CFTC均豁免在OTC市场上交易的利率和外币衍生产品可不受政府监管。
这使公司得以建立相当大规模的衍生工具组合而毋需面对高额的资本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对于注册经纪/交易商从事业务是必须的。到1994年底，全美最大六个证券公司的“互换分支机构”所持有的投资组合远远高于受监管公司的投资组合规模。这一发展趋势引起了银行业和美国总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两方面的关注，银行方面认为缺乏官方监管和资本充足要求使证券公司在竞争中占尽优势（银行虽未被要求备付其衍生工具组合中市场风险的资本，但却对信用风险有资本要求）。GAO在其1994年报告中指出潜在的监管缺口源于未被监管的分支机构产生的巨大交易量。
GAO的报告发表后，在SEC和CFTC主席的积极推动下，六大证券公司在1994年8月发起组成衍生工具政策小组（DPG），以期建立一个自律架构来弥补其附属机构不受官方监管的疏漏。
DPG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确定了改进的内容，特别是在向SEC报告有关信息和向CFTC报告衍生工具活动方面：管理控制；加强报告制度；评估资本相关的风险；对手方关系；
DPG对市场风险的资本衡量的建议与巴塞尔委员会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处，巴塞尔建议公司应采用VaR模型去衡量其市场风险，使用两周的持仓周期及99%的置信区间，但报告未列出把VaR模型结果换算成资本标准的乘数。
对于信用风险，DPG拒绝了巴塞尔委员会在计算衍生产品组合中的信用风险的方法，转而提出采用净暴露乘以已知的违约比率来计算信用暴露。对计算潜在的风险暴露所使用的“模型”方法，以各自对手方两周以来的最大损失乘以对手方的违约概率。像巴塞尔委员会一样，DPG的报告也把重点放在监管机构总览公司管理控制环境的能力上而非计算资本要求。
DPG报告公布后，SEC开始定期收到来自那六家公司对他们未受监管的下属分支机构的VaR的衡量标准的报告，从中可以获得大量信息来评估公司内部模型的可靠性。部分出于这个经验， SEC在1997年未发布了两份关于资本要求的重要报告。第一份报告是针对在SEC注册的，向OTC市场上的衍生工具交易商们介绍一种以“模型”为基础的资本模式。第二份报告是向经纪交易商征询资本要求的建议。在这两份报告中，SEC提出的对模型认定的标准与巴塞尔委员会采用的类似。
预先承诺制：订立资本标准的另一种方法
在巴塞尔委员会积极为公司使用内部模型衡量市场风险订立标准时，两位供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与之媲美的方法。在1995年《风险》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里，保尔。库普、吉姆。奥布莱提出监管机构不应为内部模型设立标准，应让公司预先承诺（precommitment）应缴资本额，只要足够抵御公司自己评估出的风险即可。这一方法还要求事先承诺的资本额应予公开，而监管机构有权对未承诺足够的资本额抵御其实际风险损失的公司予以惩罚。两位学者还建议应允许公司使用他们觉得合适的方法，监管机构不应对不同系统的优劣过多评判。
这篇文章引发了对“预先承诺制”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议。奥布莱和库皮很快承认“预先承诺制”是不能无条件使用的，任何公司选择自愿申报所承诺的资本额，其是否准确应由一种较为精确的衡量办法予以证明。不过，预先承诺制最大的优点是避免让监管机构去判断每个公司的内部系统，但问题是监管机构还是需要去考量一下公司在预先承诺之前是否具备一个比较可靠的内部系统。
除了这些问题外，预先承诺制作为一个比巴塞尔委员会的办法更具灵活性的选择，还是极大地吸引了行业内外专家的注意，它更为明显地依靠市场自律以及加强监管过程的披露。之后便有一大批公司要求美国监管机构检测他们的模型以便与实际交易结果及巴塞尔模型所要求的标准做比较。
风险管理与全球性证券机构的监管
从巴塞尔委员会在1993年放弃针对市场风险的办法转而在1995年采用以模型为基础的方法，从DPG报告到SEC的建议，这些变化是近年来监管理念上不断转变的典型事例。这种变化尤其在监管大型国际金融机构的观念上得到进一步证实。1995年巴林银行的跨台说明，资本充足要求在一个公司的内部控制不完备时其意义是有限的。巴林案例还清楚地告诉人们，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既存在于证券市场，也存在于传统的银行业务中。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哈沃德。戴维斯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总结：
“系统风险主要通过银行系统传递，而银行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已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此外，由于世界上主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批发市场上的主力，如果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出现破产，影响将非常广泛；而一旦有几个这样的机构同时受到波及，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正是出于对潜在系统动荡的关注，西方七国政府首脑自1985年后开始逐渐重视金融业监管问题，并于该年正式建立了银行和保险业监管机构联合论坛，藉此共同探讨如何改进监控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的方式。在对1997年丹佛高峰会所做的回应中，联合论坛指出形成一个统一标准对公司内部风险管理质量评估极其重要，并进一步强调加强论坛成员国之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这一建议受到了行业人士的支持。在国际金融学院1997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以调整风险为基础的新方法，用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尽管大家均已认同应朝着向建立一个统一的以防范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方式去努力，但这一进程还是受到很多因素制约。不少监管机构甚至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监管自己司法范畴内的事物，更难以把监管范围扩展到其他法域。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曾在199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这些在构筑国际监管框架中出现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监管当局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来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监控并能精确评估那些活跃在全球范围的大型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风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或接近肯定，那我们是否在向市场传达一种信息，这些活动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监管？！”一周后，格林斯潘再次谈到进一步变革的必要性：“如果市场力量正驱使金融机构对风险、定价及其它运作问题上逐渐采取较为一致解决办法，那要让审慎监管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种办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明了。同样，面对银行风险管理系统中不断涌现的由市场驱动的创新工具，那种‘一双鞋套所有脚’僵化的监管方式会很快过时且效率低下，更糟的是，可能根本达不到预期目标。”
国际三十人小组中专门研究系统风险的专门委员会（由美林证券的约本。海曼牵头，包括其他监管机构和行业人士）针对这一领域出现的困难向各监管当局建议，行业人士应对这个问题采取主动。该机构在1997年7月公布的报告中，建议每一个跨国金融公司在世界范围应有一个主要监管机构。报告还提议在风险管理方面应建立最佳的行为标准，统一内部控制的审计标准，公开信息披露标准以及完善向监管当局的报告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