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与地球信息科学的应对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29
地球信息科学的应对
由于综合国力有限，捉襟见肘，在20世纪的年代里，面对许多全球性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我国科技界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是“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只有少数项目得到领导部门的超前决策，能够列入国家长远科技规划，能够付诸实现，很快取得辉煌成就。我亲身经历了1954年国家12年长远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超前决策，当时组织全国科学家，并借助前苏联的科技力量，大力开展青藏、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黄土高原与大河流域的综合考察，完成了全国1:10万地形图和1：20万地质图，水文地质图的测绘，完成了国家、省区系列专题地图集的编制，完成了全国自然区划、农业区域，动植物志和1：100万土地利用、土地资源、草场系列地图等基础性调查和研究工作，为建国初期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及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科学数据和地图。也为20世纪建立相应的各种资源与环境数据库打下了基础。1977年科技大会之后，连续制定三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我国自己的航天、遥感事业，成功发射了气象、资源，海洋系列卫星，完善了地面台站观测网络系统，开展了以资源与环境为主体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在三北防护林，江河洪水灾情监测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方面，组织了应用示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航空雷达的研制与沿海城市化的发展与“数字地球”的思潮，以电子政务(办公自动化)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数字省区、数字城市、数字流域，百舸争流，势不可挡，在电力、交通、物流管理，地下管网规划、建设与管理，交通安全与公安、远程教育设施，土地、森林、渔业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极大地推动了国家信息化的进展，缩小了与美、俄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的榜样。我国目前大约已有180多个卫星与航空遥感应用机构和400多家地理信息系统公司，70多所高等院校设置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拥有理科和工科两类不同的博士点，逐步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地球信息科学专业队伍。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整合，正在努力谋求卫星遥感、航空对地观测、卫星定位系统与地理信息系统的综合集成。朝着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以并行计算，网格计算等信息科学新技术为依托的学科体系。深入探索地学信息图谱与知识发现的新方法；促进网格地图在自然与人文学科中的融合与应用。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数据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科学储备，临渴挖井，就难免“远水救不了近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SARS突发，而我们对这类病毒知之甚少，政府呼吁“依靠科学，防治非典”，科技界感到非常惭愧!只能又一次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与疫病相拼搏!人类应该反思，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是否应该多发挥它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和平共处、在谋求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大的作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数字北京的地理信息系统，不仅服务于2008年的奥运，马上移植到非典肺炎的监测与防治系统中，作为跟踪疫病传播快速的路线，部署防治系统，保障物流供应的有效手段，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例子。“国家SARS控制与预警地理信息系统”的应急研制计划，已经在有关部委和院校的通力合作下诞生，5月上旬建成的疫情实时采集与传输、WebGIS的Internet疫情发布系统，面向决策的模型分析五个子系统，已在北京、在石家庄付诸实施。
应变的能力来自于长期的科学积累和储备。回顾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组建“中国高速互联试验网”(NSF-CNET)，在北京设置了6个节点，并与国际第二代因特网互联。如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科学院100个所和教育部100所大学的节点沟通，就可以形成一个全国性跨部门的研究实验平台，57位院士曾为此提出过建议。又如近期开展的一项重大研究计划是：“以网格为基础的科学活动环境”，即GRID或E-science，但是，像这样的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是很难得到批准的。基金委信息部常务副主任刘志勇教授承认，提出的申请，大约5-6个项目当中只有一个可能得到批准。
中国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创新能力并不低。例如，当今网络正向宽带、综合、数字与智能方向发展。邮电大学李道本教授发明的移动通信码分多址(CDMA)的方法，申请了中国和美国专利，并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备选方案。众所周知，所有第三代移动通讯系统，几乎都受控于美国高通公司的专利，唯独LAS-CDMA系统能独辟蹊径，不受控制而更为优越[10]。我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可能存在10-20年的差距。但事在人为，李道本教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努力，说明突破全球化信息的垄断，是很有可能的。跨越“数字鸿沟”，缩小差距，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