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环境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05
三、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传统安全困境理论有关攻击和防御性武器的区别，无法适用于两岸关系之上，换言之，攻击性武器的增加才会使得其它相关国家感受到安全威胁，防卫性武器应该较不会产生安全困境的两难，这种理论无法应用于两岸关系，因为中共认为即使是纯防御性武器也有可能使台湾更具信心而逐步走向独立，因此北京政府不断指责美国未遵守八一七公报内容，该公报中，美国将逐渐减少对台军售，无论是质或量两方面。中共并不断攻击美国支持台湾国防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最近的例子则是朱镕基在五十周年中共国庆之前，在众多国防商业巨子面前指控美国支持李总统两国论主张<21>。美国方面，传统较为重视美中关系的学者和国务院官员，对于中共这项敏感关键，似乎有逐渐接受的倾向，Thomas Christensen 甚至主张美国不应该让日本参与TMD共同研究，以避免中共的不满与挑衅，当然更是不可让台湾加入TMD<22>。所幸台湾关系法强调对台军售的重要性，而美国国会最近又要求国防部的对台军售必须事先咨询国会，使得台湾争取有效自卫性武器的外交空间为之扩大。
其实，严格而言，传统安全困境理论基本上不适用于东亚地区，任何此区域的防卫性军事武器均被视为严重安全威胁，尤其是对于如北韩和中国等的非现状国家而言，自己可以发射弹道飞弹，但却反对其它国家发展反飞弹防御系统，自己可以试爆核子武器，但却反对别人组成防御性军事同盟，自己可以占领礁岩建筑工事，但却反对别人派遣航空母舰监视演习活动。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减少造成双方安全威胁的防御性作为，可以换得这些非现状国家的让步与合作，则可能是过于乐观甚至天真的评估。撰写「既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Ross Munro，最近又再美国保守阵营主要杂志 National Review为文指出，中国决心走向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亚太超强，但是首要问题则是必须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问题，而是美中关系的重要战略问题，民主台湾的存在是北京专制政府走向区域超强的绊脚石，因此他提醒美国政府必须有此认知来面对将来的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问题<23>。
美国政府其实了解两岸关系可能会影响亚太整体安全环境，许多政策宣示均不断强调此点，因此，柯林顿政府一直不断在寻找可以降低军事冲突的外交作为，只是这些作为看在台湾的眼里只是进一步牺牲台湾的国际空间与尊严，所以也遭受到台湾的抗拒。所以，换个角度而言，台湾也可视为某种特殊类别的非现状国家，这是由于台湾一直不满当前国际社会和亚太国家对于台湾地位的限制，一个事实上的主权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国家，却不被任何一个东亚国家所承认，伴随着台湾日渐成形的自我认同与民主化，台湾政府也加强扩展国际生存空间与国际组织的参与。然而，美国与相关国家一直认为同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台湾应该相当程度了解和接受目前结构性限制的无奈与安排，而且由于非官方与实际官方关系密切，所以也就不太认真面对台湾内部民主化所带来的外交政策变化；再加上台湾进来感受到美国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逐渐有以牺牲台湾利益来交换北京政府合作的倾向，因此李登辉总统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可谓也是对相关国家的当头棒喝，提醒台湾也是一个非现状国家，当然在程度与诉求上与其它非现状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差异，可是美日应该体会到对台湾适当的交往与逐渐的整合也是必须的，否则台湾虽然不会是破坏环境的炸药，但却可能是导火线。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证明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问题，是一项结构性与战略性议题，则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维持现有和平与安全不是因为缺乏更好政策的不得不选项，反而是符合相关各国对于安全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压缩台湾利益与空间的作为，只是在美中关系天平上替对方加注有利筹码，台湾可能也必须暂时将参与和名份作一区隔，使得两岸关系与区域安全不仅在结构与战略上相关连，更可以在政策与战术上相呼应。
参、建设交往 ＆ 威胁平衡
一、建设交往：交往中国
从一九九四年起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逐渐浮现出清晰的政策取向与战略设计，亦即「交往与扩大」（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政策，或简称之为交往政策<24>。主要论点就是由于北京政权是一个日渐壮大且不稳定的非现状国家，因此基于现存霸权稳定与集体自卫所建构的亚太安全环境与结构情势之下，如果同时加强与中共的广泛交往且提供足够的诱因，将最有可能使得中共融入区域与国际社会，转变为满足于现状的国家。因此，交往只是一种手段与过程，最终希望引导中共成为现存国际规范与国际组织体系之中，扮演其在国际体系应有的角色与功能。
「交往」(engagement)已经成为美国与中共双方关系的魔术字眼，主导着目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与内容。在许多美国之东亚与中共政策宣示与安全研究文章中，与交往有关的字眼不胜枚举，例如「有限度交往」（conditioned engagement）、「建设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全面性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务实性交往」（pragmatic engagement）等。早在一九八０年代，美国为了抗拒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里根政府提出「建设性交往」政策，认为唯有透过积极且全面的交往，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南非政府的政策，否则在抗拒国际社会的制裁之下，受害的只是更多的南非黑人<25>。基于柯林顿政府的交往与扩大政策，美国与中共展开所谓「策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关系，从双方元首的国家访问、高层官员互访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大陆的高层对话制度化，到加强双方在经贸、文化、安全等议题领域的对话与透明度。日本的交往中国政策一直容易被忽视，但相较于美国却是更加深层与广泛。日本虽然早在一九七二年就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日中关系并未因此正常发展，相较于中美关系虽然是荜路蓝缕，但是在波动之中，双方的共同利益愈形明显，牵引出进一步的合作与交往；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则一直是在温室中培养着的，相反更为脆弱，容易受一时事件导引出历史恩怨而受创，这也就是为何日本政府对于维护日中双边关系，如同日本能剧一般举步谨慎且缺乏戏剧性变化。日本外务省在一九九六年解释其日渐强化合作关系的对中政策:「是为了协助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并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更加建设性角色。<26>」日本接受美国柯林顿政府的交往中国政策是现阶段对中政策的主轴，日本主流对中政策观点是：如果视中国为对手，则它必然会成为敌人。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威胁，直接冲击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而日本如欲在区域政治和安全议题争取发言，则更必须面对中国的挑战和压力。
除了地理环境和政经利益之外，中国对于韩半岛、台湾海峡和东南亚的稳定也有举足轻重的角色，使得日本必须交往中国以维持它这三个区域的利益，并避免任何区域军事冲突发生而影响日本整体亚太利益。其中，日前最具爆发性的区域冲突自然是韩半岛情势，北韩的飞弹试射惊醒了所有日本人，警觉到韩半岛危机可能造成东北亚甚至亚太大灾难，而日本面对北韩的威胁，除了经援之外，并无其它可用资源和政策，必须依赖美国和中国维持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因此日本的中国政策兼有多重地缘、经济与安全考量和目的。
因此，日本对中国政策的重点当然不是在和平演变中国大陆，而是为了维系自身利益和区域稳定。日本的中国政策是更为积极的交往，包含广泛的各种计画与交流活动，并且多半是在日本政府的大力财物支助之下进行，这一点和美国交往中国政策多半是透过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推动大不相同。换言之，日本政府是有计画的以政府资金推动各项对中政策与活动，而美国政府则在官方对话和军事交流上以政府资源推动。当然这项差别也部分肇因于美日两国在对外政策中政府角色的差异，日本当然以政府政策主导对中政策，从政策方针到实际执行均为政府所主导<27>。
日本的积极交往中国政策，包括数个层面：从贸易投资、能源、环境、到军事交流等不同项目。这项积极交往政策是基于日本政府长久推动的「综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亦即藉由深化彼此的互赖关系以维持现状和平的延续，其实二次大战后日本对中政策一直都是在类似原则下推动，但是冷战之后更加全面推动强化两国交流互动关系。这种「互赖---综合安全」理念是一种强调政治经济关系的自由主义取向理念，认为军事不是唯一影响权力分配的要件，深刻的复式互赖和全面的政经关系也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然而，作者并不因此认为日本政府和决策者都是自由主义的信仰者，因为其实这种「互赖—综合安全」政策是日本最擅长且最有力的作法，透过大量援助和交流计画，让北京政府明显感受到日本经援与交流的益处，减少北京以军事威胁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诱因。日本的对中政策是基于现实与能力，现实上，中国的地理接近性和崛起壮大，使得日本必须以积极交往方式与其互动和周旋，而无法以挑战抗衡的态度去激怒中国。至于能力方面，并非指日本军事能力薄弱，而是在日本对外安全战略上，军事角色受限于国内法律与政治因素，无法如其它军事强国一般，发挥本土以外的攻击或吓阻战略功能，相较之下，日本的经贸投资和开发援助则是理想的战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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