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环境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05
二、威胁平衡
为何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在与非现状国家进行交往政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自卫与吓阻安排与作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修正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理论的「威胁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加以分析。Stephen Walt提出的威胁平衡理论以修正「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指出国家并不一定会单纯针对体系内其它国家的权力消长而改变其对外政策，必须视其它国家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意图与行为而定；如果新的区域强国具有挑战体系既得利益国家的威胁，则相关国家会针对这项威胁采取权力平衡或积极围堵政策，以防范体系秩序与稳定的改变；换言之，国家的平衡行为（balancing behaviors）并不是单纯针对其它国家权力增长，而应该理解为面对威胁时的反应行为<28>。威胁平衡理论其实是回归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是一种较重视权力斗争（a struggle for power），而较不完全接受新现实主义的结构观点<29>，亦即不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甚至唯一因素，因此其修正权力平衡理论，指出「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才是较有可能引起其它国家起而抗衡的主因<30>」。
所以依据威胁平衡理论，单极体系结构并不必然引起其它国家的抗衡，而是霸权国的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行为与意图，才是决定区域强权是否会不服霸权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例如善意的霸权国所表现出维持现状的政策，而不是积极扩张权力的帝国主义政策，将不会引起同样满足于现状的国家的不满与挑战<31>。同理，单极体系的霸权国在面对其它区域强权时，也会依照该国对外政策的行为与意图，而决定霸权国的政策。一般而言，面对单极体系霸权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区域强国可能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政策与态度，一是现状政策或现状国家（status quo），二是修正政策修正国家（revisionist），三是不确定状态或非现状国家（uncertain or undecided），而霸权国对于各个不同政策所采取的对策则分别是：结合、围堵、与交往。对于现状体系与秩序尚未表现明确态度与政策的非现状国家，其有可能在中长期转变为现状国家或修正国家；依据威胁平衡理论，霸权国对于这种国家的政策通常会一方面采取容忍的交往政策（policies of accommodation or engagement），以使得其政策能够逐渐明确且支持现状的维系，换言之，就是希望能够和平演变为现状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为预防非现状国家挑战现存和平，霸权国会建构相关预防性平衡威胁机制，以维持现状和平。
中共目前就是一个主要的非现状国家，因此美国在进行建设性与全面交往的同时，仍然以维持美军存在亚太地区、强化美日安保体系、加强与其它现状国家的双边军事协议或军事合作关系、发展自卫性反飞弹防御系统、出售防卫性武器给相关区域国家等，就是在维持一个有效的平衡未来挑战与威胁的战略架构与机制，展现维持亚太现状和平的实力与决心。
但是遗憾的是，美国的亚太军事战略设计和外交政策工作，有着相当的实际落差与不协调，有时因为部门利益的关系，表现出令人疑惑的发展。因此，最近著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为美国空军所做的美国对中国政策之建言报告书指出，美国应该修正以往过于乐观评估的全面交往政策，而改采一种「交往」与「围堵」结合而成的「围和」（Congagemen t）政策<32>。其实也就是交往与预防并重的建议，建构有效的平衡威胁的预防战略与军事部署，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建议在中国成为真正民主国家并不具威胁之前，美国不应该压迫或鼓励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统一，因为如果中国持续挑战或修正现状的政策与政体，则美国在此区域的最佳利益则是维持现状，包括台湾事实独立自主的现状<33>。
三、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美国的交往中国政策与台湾安全和两岸关系密切相关。在1950与1960年代，美国对台湾的利益主要是在安全方面：一个围堵共产主义的前进基地。在1970年代，当中苏分裂之时，华府、台北与北京之间的三角关系乃被美国在台湾的安全利益所影响。事实上，在那个时期，华府视中共为一个对围堵苏联有战略价值的伙伴，更胜于它是一个在台湾海峡对峙的敌人<34>。「有战略价值的伙伴」此概念导致了1979年美国承认北京政府及结束与台湾的防卫与其它的官方关系。从那时起，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主要是在贸易、经济与非官方关系。经由台湾关系法，华府亦承诺其在台湾的安全利益，但其主要关切乃在维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扩大交往政策则是把选择权置于中共手中，无论是接受现状或是挑战霸权，美国当然希望能以最低成本的交往政策，引导中共接受国际规范与国际组织程序，融入亚太与国际社会体系。中共至今并未尝试积极建构反美的战略联盟，而且在部份国际安全议题上，开始接受国际规范与国际组织的架构与作法，例如中共在一九九七年签署全面禁止核武试爆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并且与联合国秘书处签署备忘录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Standby Arrangement；此外，中共也在部份议题上采取保守接受美国的态度。但是，交往政策却无法阻止中共将飞弹技术移转给巴基斯坦和伊朗，交往政策亦无法预防中共利用民族主义激起反美浪潮，交往政策忽略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并且在过程中牺牲了美国真正盟友的利益<35>。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则是确保其一旦需要采取围堵政策的时候，一切均已就绪，随时可以面对中共不满的挑战，所以如果中共采取修正政策，则将会遭受到美国霸权军事力量与集体自卫的共同抵制。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湾海峡飞弹危机事件中，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区域，就在显示美国扮演维护区域和平「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是以美国军事存在与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为基础的集体自卫式的维持现状政策。
美国和日本的国力与军事能力虽然远超过北韩和中国，但后者制造麻烦与动荡的能力从未被低估过，因此韩半岛和台湾海峡一直被视为东亚安全危机的主要引爆点。面对这些非现状国家的最佳策略当然是萝卜与棍子齐备，一方面交往引诱其采取合作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展现平衡威胁的防御和吓阻能力，美日双方似乎相当程度掌握到这项两手策略的精髓，只不过有时在外交层面似乎让步过多，反而对自己造成束缚，并失去可信度。
三不政策就是交往政策不让步过多的个案，柯林顿政府十分希望尽可能降低台湾问题对于美中交往关系的负面效应，因此一改过去战略模糊的作法，对台湾地位和国际参与采取明确定义和反对，虽然在台湾安全保障问题上仍然维持原有模糊政策，可是这种画蛇添足的三不政策，并未受到足够支持，反而让中国得寸进尺，进一步孤立台湾，终于迫使台湾以两国论反击，使得区域和平遭受另一次摇动，美国应该学习到相当教训。此外，三不政策也使得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邦日本处于十分尴尬的立场。
肆、多边主义 ＆ 特别外交
一、多边主义：亚太多边安全对话
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指「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藉由长期合作、制度性的方式，拟定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以共同解决国际性的问题<36>」。因此，多边主义并不一定与区域主义相矛盾，也不一定是全球主义的代名词；不同于后两者以地缘和范围为标准，多边主义系指涉参与国家的数目和互动模式与过程为概念的核心，因此，多国（multi-national）并不一定是多边，必须在互动关系中展现 John Ruggie所谓的多边主义三大特性：分别是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非歧视性或普遍性行为原则（nondiscrimination or 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以及扩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Ruggie以集体安全体系解释不可分割性，亦即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被视为对全体国际社会的挑衅；非歧视性或普遍性行为原则是指涉对所有成员的一视同仁，GATT体制的最惠国待遇（MFN）就是这项原则的应用；至于扩散性互惠则是国家并不依赖单次或特殊的交换，而是注重长期关系的再承诺<37>。
冷战后国际安全的发展面向有助于多边机制参与，主要的原因包括：一、以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或区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代替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强调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扩大安全困境的角色扮演；二、以共同利益（通常是经济或环境利益），加强经济合作的建设性交往，进而产生基于自由经济体制的互信，避免零和游戏；三、加强国际规范与机制取向，强调合法性与正当性国际行为，重回国际组织处理安全问题，方法上包含预防外交与维持和平等。
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是以共同性安全（common security）与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为建构亚太安全的两项主要理论概念。共同性安全强调国家之间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内国家共同具有维护区域安全的责任，个别国家的安全与生存，不是经由敌对吓阻其它国家而达成，而是经由共同防范危机或战争的发生，以维护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环境<38>。至于合作性安全则是指涉安全问题是多层面向，且必须经由国家间相互合作方式面对安全问题的处理，并强调以对话方式建构合作处理多重安全议题的习惯与机制<39>。
基于共同与合作安全理念，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建构系以对话方展开，特色是同时建立「第一轨道」（First Track）与「第二轨道」（Second Track）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第一轨道是指官方的区域安全对话论坛，第二轨道则指非官方之学术界、政府个人、民间智库组织等共同讨论相关区域安全议题。第一轨道的官方机制就是在一九九四年成立的「东协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第二轨道包含数个重要的非官方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40>。
由于东亚在历史上缺乏有关安全议题的合作传统，以及东亚区域安全的复杂性，因此，亚太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应该是有相当的困难。伦敦政经学院教授Michael Leifer对于ARF的发展就抱持悲观的看法， 他认为ARF到目前为止，仅是亚太国家尝试面对安全不确定性所采行的一个不完美的外交政策工具，而ARF抄袭ASEAN的低度建制（minimal institutionalism）与共识决特色，只会制造出更多没有成效与拘束力的决议。其次，ARF虽然标榜是亚太安全为范围，可是受ASEAN国家的影响，而较集中在东南亚问题的讨论，例如对于韩半岛问题就仅能在报告中表示关切。此外，Leifer 也指出中共在积极参与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之后，逐渐开始能够影响甚至操纵ARF的进行程序与议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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