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科生和台独分子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一种法社会学考察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0
（四）“法理台独”的“台独”与“法理”
“台独”是民进党的重要标志，但其功能具有多样性：有时作为意识形态，有时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有时则是宣传的口号；而“台独”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渐进式台独”、“实质性台独”、“法理台独”等。其中，民进党着力推行的“法理台独”也体现了民进党的“法律人特色”：
1988年民进党通过的“四一七主权独立决议文”提出了“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成为“法理台独”的理论依据。该决议提出了作为“台独法理基础”的“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即根据《旧金山合约》与《中（中华民国）日合约》中日本仅声明放弃对台湾主权、未规定由谁来承接主权的“条约事实”，从国际法角度为“台独”造势——当然，这一“法理依据”早已被指为不能成立，[57]但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民进党一整套“法理台独”的理念与操作手段。
除了“法理依据”外，“法理台独”主要通过“制宪”、“公投”以及“政府”机构变动等法律程序进行。这种通过法律将“台独”正当化的方式，更易博得同情；同时也由于法律本身重技术、重过程的特性，使得“法理台独”更具渐进性和实质性，从而被认为是“最不能容忍的”[58]。
显然，“法理台独”从理念到实施都离不开从政法律人的推动：一方面，诸多具体措施，如“宪法”和各种法律法规（如“公投法”等）的修改和制订、“政府”机构的调整、“选举”和“公投”的组织等，均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如此大量而又重要的工作不可能临时聘请律师，而是需要依靠党内专业力量解决；另一方面，将“台独”及相关的政治理念转化为纯粹法律上的技术问题，通过“合法性”来牟取“正当性”，也需要法律人的专业能力。事实上，民进党中极力鼓吹“法理台独”的代表性人物，确以法科生或法律相关专业的为多，如吕秀莲（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比较法硕士）、蔡英文（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等。
无疑，“法理台独”是一种实质性的、更具迷惑性的并且危害更大的“台独”方式，但是其中的“法理”并不必然与“台独”相联系：这里的“法理”即法律的理念和方法，法律人可以通过这种理念和方法，将属于价值判断的政治诉求转化为形式的、中立的、技术性的具体问题。这种专业技术既能为“台独”张目，也能用来反对“台独”——这也就是所谓的“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例如对民进党所谓“320公投”，前“司法院院长”施启扬等就联名发表了题为《不领公投票，就是公民对违法违宪公投说“不”的投票》的倡议书，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了所谓“320公投”的违宪与违法，参与联署者包括六位前“司法院大法官”，以及法学教授、大学校长、研究人员等；而邱文聪在《响应施启扬等》中对“320公投”进行维护，同样也是从法律（解释）的角度——这种论争不同于价值争吵或道德指责，而是限于法律的专业范围。
五、结语
中央政府对台的基本政策在具体方式上以经济优惠和文化感召为主，期望以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推动“三通”，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大陆经济日益成长的背景下，这种政策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正是在两岸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的八十、九十年代，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突破种种界限，在力量上获得质的突破，使台湾问题面临新的形势。
从法律职业的角度来看，台湾这种新的形势是和台湾社会整体政治形势变化有关的：随着台湾的社会发展，法律职业在台湾政坛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但是台湾的特殊性在于，“台独”势力利用法律职业的力量充实、壮大自己。法律职业与“台独”之间的关联是在台湾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正视这一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台湾目前的形势、更加有力地回击“台独”势力；另一方面，我国把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的目标，也要求我们的对台工作提升法理规则下的“攻防能力”。本文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为此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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