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25
(一)历史梗概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