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上）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1
2. 中俄蒙在外蒙問題上的初步交涉
為了加強對中國政府的壓力，俄國駐京公使廓索維慈根據俄國政府的指示，在１９１１年８月１５日向清政府遞交一份意見書，指出：
“鑒於喀爾喀蒙古與我國為鄰，俄國在該地有巨大貿易利益，帝
國政府對喀爾喀地區之新政計劃在該區蒙人中所引起之騷亂，
不能漠然置之。而且，以破壞邊界安寧為目的的新政本身，與
最近屢次向我們表示中國政府願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之保証互
相矛盾。”[1]
在俄國政府的威脅下，清政府曾力圖表示在蒙古推行“新政”是為了“改善這一十分落後地區之內部狀況。蒙古之進步，無論對俄國在該區的貿易，或者對毗鄰之俄國全部領土均有好處。”此外，目前出現的風波，是“因許多蒙人無知”，而對中國的目的有所誤解。但是，以上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希望俄國能夠“採取措施，切勿使俄國邊境地區之佛教徒發生紛擾。”[2]據廓索維慈另一項資料記載，當時外務部在獲悉蒙人的舉動後，表示在無法與俄國正式開展談判，“因此項條陳，無異干涉中國內政。”但中國方面考慮到事件的嚴重性後，單方面向廓氏表達“願將庫倫華軍數目，加以減縮，而且對於改良蒙政及移民計劃兩端，暫時不再進行。”[3]因此，可以認為清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已經因受蒙人的反對與俄國的干涉下擱置。清政府隨即在１９１１年９月下旬口頭通知俄方，表示業已飾令庫倫辦事大臣緩辦蒙古“新政”。
俄政府為有利於與中國日後的交涉，便指令廓氏以備忘錄形式將緩辦新政之決定以用文字固定下來，並特別聲明日後中俄雙方關於外蒙古之交涉，將以此備忘錄為“解決問題之準則。”[4]然而，俄方並不以此為滿足，“因欲壓迫華人再行讓步之故，俄國方面乃向蒙人宣言，彼等獨立自治邉樱斂色@得俄國助力。”[5]稍後，武昌起義爆發，遂成為“庫倫獨立導火線。”[6]H . B馬士在《遠東國際關係史》上寫道：
“四川省和長江流域革發革命的消息傳到庫倫，全城歡騰，隨即
在那裡舉行了另一次會議（引者按：指蒙古王公的第二次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宣佈了外蒙古的完全獨立。清廷辦事大事三多
和他的軍隊被迫撤離。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呼圖克圖活
佛以適當的威脅在歡迎鼓舞中登上了帝位。為了換取特殊權利
，俄國給予這個新政權以除了事實上的承認為的一切必要的鼓
勵與援助。”[7]
所謂“一切必要的鼓勵與援助”，質言之，就是指財政與軍事上的支持。在外蒙獨立的過程中，俄國曾借款二佰萬廬布來支持蒙人編練軍隊和購買軍械。駐紮庫倫的俄國衛隊亦曾協助蒙古王公逼走三多。
此外，俄國陸軍曾直接參與“組織蒙古軍隊，由俄國軍官加以指導，……並同時寄去由Irkutsker兵工廠所造之舊式Berdan槍數百支，以為此舉之先聲。”[8]又駐庫倫代領事拉弗多夫斯基曾經向俄國遠東司司長科札科夫報告，清楚表明俄國在外蒙古獨立所扮演的導演角色。他指出：
“喀爾喀王公受中國內地騷亂鼓舞，決心採取更堅決的行動，以
達夢寐以求之目的─喀爾喀脫離中國。我國政府同意提供武器
，以及四等文官廓索維慈經由領署私下勸告他們，切莫放過中
國發生革命這個非常有利時機，以保證喀爾喀的獨立發展，此
等情形使蒙人此一願望更加堅定起來。諸王公首先籌劃建立蒙
軍，……俄國政府雖已決定將武器提前發給蒙人，但諸王公認
為，此事比他們期望的時間可能要拖後許多。……”[9]
文件對俄國官方參與及武器支援蒙古的情況，交待得一清二楚。一個月後，俄國的官方報刊《證券交易所公報》更大力鼓吹蒙古獨立，並“一定更緊密地靠攏俄國。”[10]１９１２年１月，蒙人佔領了烏里雅蘇台；是年８月，蒙人復將科布多加以佔領。俄國政府並決定乘機侵入唐努烏梁海。１９１２年２月，駐北京代辦世清“表示贊同我們立即佔領烏梁海地區，理由有二：一、從法律上講，我們佔領該地區之權利是無可懷疑的；二、目前之政治形勢適合於佔領。”[11]第一點極為無稽，故俄國的波波上校也認為烏梁海地區屬於俄國的說法並不充分、全面，並由別啟庫羅夫的著作推翻。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也清楚“承認俄國對烏梁海地區並無法律上之權利。”但是，俄人屬機會主義者，在此文件上，沙皇親筆批示：
“相反，我完全同意駐北京代辦之意見，自討論烏梁海地區問題
時起，已逾三月有餘，中國已發生一些重大變化。我們必須更
加積極地解決這一問題，否則我們在沿中國邊界的任何地方均
不可能為自己撈到好處，請回憶一下我們佔領阿穆爾地區的歷
史。”[12]
沒有比沙皇及其大臣對外侵略的宣言較上文為露骨了。他們簡直是沆瀣一氣。在沙皇的堅持下，俄國很快便佔領了烏梁海地區。
與此同時，俄國派遣前駐北京公使廓索維慈擔任出使外蒙的專使，目的是對蒙古新政權施壓，以奪取廣泛之特權與經濟利益。廓氏受俄內閣總理Kokowzew的指示，向蒙人索取支持新政府的報酬。Kokowzew向廓氏說：
“俄國既以好意出頭代蒙說話，甚至於願以武力為蒙後盾，則蒙
古必須對俄提出若干權利，以報償之。尤其是應當允許俄人得
有在蒙殖民，在蒙購地之權利，……亦需要自由營商、免納關
稅之權。”[13]
最後，Kokowzew表示“允許蒙人一筆借款，但須以監察用途為條件。”他提醒廓氏“必須使蒙人完全明白，現在不是我們需用蒙人，乃是蒙人需用我們之時。因此，蒙人接受我們最低極客氣之要求，以換取我們實力相助，”並威脅蒙人如拒絕合作，將造成嚴重後果。
廓氏根據總理Kokowzew之指示為“主持俄蒙交涉的根本方針”，最後成功迫使蒙人就範。在談判中，廓氏否決了“蒙古為獨立國”和“將內蒙古自治列入協約”的要求。[14]同年１０月２１日，雙方在庫倫簽訂〈俄蒙協約〉。[15]俄國除打算利用〈協約〉擴大在外蒙古的影響和蒙人向俄國人承擔的義務，更深知未獲中國同意之俄蒙關係，難以穩定，故早已決定利用“該協約作為俄中兩國解決蒙古問題之基礎”。[16] 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已簽訂的〈俄蒙協約〉，造成既定事實，然後依據〈協約〉內容強迫中國承認俄國在外蒙古之既得利益。
〈俄蒙協約〉公佈後，民國政府曾提出嚴重抗議，聲明蒙古沒有單獨與外國簽訂條約的權力。任何協議，中方均不予承認。民間報刊，亦一表不滿，要求政府派兵入蒙。孫中山甚至發表通電，主張“錢幣革命”，為出兵蒙古準備經費，並估計戰事初期，中國或未能取勝，但到了用兵第五年，“必出兵至八百萬至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17]嗣後外交總長梁如浩辭職，由陸徵祥接任並繼續與俄方談判。幾經討論，在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０日，雙方達成六款協議。[18]由於協議除獲俄國保證“承認蒙古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外，並無重大的收獲，故被參議院否決。“俄使聞之，因亦推翻前議”，另訂大綱四項，提出更嚴苛的要求。陸徵祥亦因此辭職，交涉停止達二個月。[19]直至孫寶琦接任外長後，迭經商議，最後達成〈聲明文件〉一份，幾乎將俄國的所有要求，予以承認，令俄人達到其控制外蒙之目的。中國所獲得的，僅是空洞的“宗主國”的身份。[20]
〈聲明文件〉落實後，俄國控制外蒙便有了法律依據。傅啟學在《六十年來的外蒙古》中指出：
“俄人慫恿外蒙獨立，但知外蒙武力單薄，不能對抗中國之武力
。若中國加以討伐，外蒙軍事失敗，俄人不能不捲入漩渦。…
…俄蒙協約中，規定「不准中國軍隊入蒙境，及以華人移殖蒙
地的權利。」在〈聲明文件〉第三款中，已得中國之承認。俄
人在外蒙所得之各種特權，……在〈聲明文件〉第四款中，亦
已得中國之承認。……袁世凱政府急欲得俄國之承認，不惜犧
牲外蒙之權利，以買好俄國；使俄國非法奪取之權利，變為合
法。……外蒙之脫離中國，實肇端於此時。”[21]
至此，外蒙古成為俄國的俎上肉，已是明白不過。
[1] 同上。
[2] 同上書，頁７─８，〈駐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電〉。
[3] 廓索維慈《庫倫條約之始末》﹝王光祈譯，台灣學生書局，１９７３﹞頁１２。
[4] 陳春華，前引書，頁１２─１４。
[5] 廓索維慈，前引書，頁１２。
[6] 同上書，頁７。
[7] 馬士、宓亨利《遠東國際關係史》﹝姚曾廙等譯，上海書店，１９９８﹞頁５３９。
[8] 廓索維慈，前引書，頁１８─１９。
[9] 陳春華、郭興仁、王大遠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有關中國部分，１９１１．５─１９１２．５》﹝中華書局，１９８８﹞頁２１７。
[10]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中華書局，１９８４﹞上冊，頁２０３。
[11] 陳春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頁２２─２３。
[12] 同上書，頁２３，註１。
[13] 廓索維慈，前引書，頁３８。
[14] 陳春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頁８６。
[15] 協約內容見同上書，頁１１３─１１９。
[16] 引文見同上書，頁９７，〈外交大臣致對蒙談判全權代表廓索維慈電〉。
[17]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１９６５﹞三冊，第二冊，頁９─１８１。
[18] 陳崇祖，前引書，第二篇，頁１１─１３。
[19] 同上書，第二篇，頁１４。
[20] 〈聲明〉見同上書，第二篇，頁１７─１８。
[21] 傅啟學《六十年來的外蒙古》，頁４４─４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