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1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之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压统治之下，民族主义话语成了知识分子政治思考中较少有风险的领域，且可以同时满足政府的需要、社会自我表达的愿望以及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的渴望。随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本文试图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之原因和特点，并且讨论它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危机的关系。
一、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与历史根源
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可以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和向外部世界的扩大开放中找到原因。首先，中国正面临意识形态真空和因为媒体审查体制与政权镇压导致的价值观危机。没有知情权的民众面临极为有限的选择：投靠垂死的共产主义教条或者加入新生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与对理想主义的扫荡，另一方面是权力需要替补性的意识形态以加强其政治合法性，两者的合力使中国民族主义潮流此时得以招摇过市，声势煊赫。此外，苏联解体余惊未了，一部份知识分子担心中国可能象苏联一样解体；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比社会停滞更可怕的危险。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相信，民族主义是防止中国分裂的最有效的武器。[1]其次，民族主义的上升也可以用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使他们体会到一种强大的感觉，但这种自信实际上更多地是基于幻想而形成的。第三，从地缘政治上看，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等因素，多少促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共产主义国际精神压抑的民族情感的复活。西方尤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也有利于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2]第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复活得益于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90年代，民族主义斗志激扬，甚至时而爆发阵发性的亢奋但同时也自相矛盾。保守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互相激荡，既为民族主义提供养料，又从民粹民族主义话语中获得支持。更何况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西方百年冲突之中，具有巨大的可资利用的危险能量。
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不同于获得民主和言论自由之后多元基础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前南斯拉夫国土上挟着百年仇恨和领土野心的一个族群反对另一个族群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中西碰撞的历史。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经历了巨大的撕裂之苦，它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基础与工具、感情与理性等一系列冲突的结果。这种血与火的对峙始于1848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扫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优越的自信心，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对西方的怨恨。伴随着这些冲突，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地狱之旅。一方面是驱之不去的寻回往日荣光的梦想，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尽羞辱。换言之，从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看，维系中华认同的核心──文化优越──的信念要求中国必须在物质文明上赶上西方。在中西碰撞中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渐渐形成共识：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赶超西方。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复杂嫉羡情结，使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民主民族主义，共产党缔造者陈独秀的反传统民族主义，文化守望者梁漱溟的民族主义，甚至包括义和团的仇外的民族主义。近代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随同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中华文明的转型而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
共产主义曾经通过许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让中华民族恢复昔日的荣光，同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一种杂交。民族主义情感仍是红色中国地下运行的一股巨大力量，对中共的成功夺权和长期统治功不可没。因而民族主义情感至今仍然十分敏感，并可为现实政治所利用。
1989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多向度特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未超出那些传统的论据：中国传统精神的优越，国家地位的不被承认，国际社会反对中国的阴谋，文化认同的资源需求，扩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须等等。其中有一些论据合情合理，比如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有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决策的愿望等，但另一些说法则反映出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认同危机体现在文化归属感的再确认，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正常化”，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等等方面。因此，分析当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二、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
整个8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被一种共同的意志所遮盖，共产党领导层与民众都急于弥补由于“文革”十年而荒废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逻辑是当时的主要特征。基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西方知识既是中国赶超西方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也是共产党实现现代化和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资源之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沉重代价使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八九危机”摧毁的改革新形象，北京政权继续执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为了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在西方国家中打进一些楔子，采用与法、德等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之所以说1989年的屠*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进，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回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制度的垮台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者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政府不仅对一些带有仇外情绪的民族主义的书籍持宽容态度，而且鼓励某些传统习俗的回归，还利用爱国主义词语调动民族情绪。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3]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天安门大屠杀与苏联解体给中共政权带来的震撼。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份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他在经济方面主张由共产党直接控制财产，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4]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
对中共当局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壳，所以它不便公开赞同这一报告坦率的说法。尽管这一报告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90年代中共当局的政治实践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这一纲领。该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中共当局这一意识形态孤儿的行为举止的珍贵钥匙。正是从那个阶段开始，人们目击了马列主义话语被悄悄地一点点地抹去，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和儒学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祀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祀仪式，他向全体华人（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5]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
中国的民众尽管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对官方提倡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怀旧的古代出版物开始流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6].对当局来说，过分依赖于复苏传统文化会凸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困窘，反而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的根基已经风雨飘摇，所以，调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就成为必须。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何以反美为主诉？
80年代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拜冷战之赐，那时中国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三角中的重要一极。冷战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灰飞烟灭了，中共发现西方成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但是，在中共（政府和臣服于其宣传的民众）眼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可以用利益加以分化的阵营。作为中国天才军事家孙子的信奉者，北京政府将美国与欧洲国家区别开来，指斥美国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以便达到孤立美国的目的。于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现实需要又与“文革”期间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教条结合起来了。
从1993年要求“亚洲式”人权的《曼谷宣言》，到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事件转化为对己有利的宣传，谴责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干涉中国内政，将中国在“入关”和“申奥”等国际谈判中的失败归咎于美国。
台海问题则始终是中国当局鼓动反美情绪的阀门。台湾这个当年被国民党占据的小岛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宣传教育一直把两岸统一称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化逐渐扩大了两岸经济与政治上的差距，中共看到了台湾独立的危险，开始频繁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孤立这个“反叛之岛”。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在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官方的反美宣传操纵了多数民众对台海问题的认知。1994到1995年间，在中国大陆有过两次以青年为访谈对象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也是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7]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将反台反美的宣传推向了高峰。该书的作者是几位年青学人，他们号召反对美国霸权。有消息称，该书一共卖了80万册。[8]此书显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肥沃土壤，其民粹仇外的意气之辞，流露出在官方媒体煽动下的反美复仇情绪。虽然政府并未就此书表态，但是官方媒体对此书的报导说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该书商业上的成功使其他挂着这个著名的“不”字的书籍相继出版：《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应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9]……
除了这类书之外，还有一些书也被媒体热炒，尤其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1996年12月）、《中国有多坏？》（李希光，1999年）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王小东、宋强，1999年11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否认美国媒体的宣言书；《中国有多坏？》围绕同一主题，是李希光在中美关系好转后对第一本书的部分修正。有两个理由使得房宁、王小东、宋强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值得一提。首先，该书被看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其次，房宁、王小东是上述两次以中国青年为对象的针对美国的民意调查的主要组织者，这两次调查以惊人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宋强和乔边（该书编辑）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据乔边称，《中国可以说不》的灵感同样直接来自这两次调查[10].实际上，“说不俱乐部”这个小圈子不到10人。《中国可以说不》可能不过是件机会主义者的产品。著名政治小说《黄祸》的作者王力雄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里的民族主义只是一场商业玩弄政治的成功的游戏。[11]
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人反美情绪的主要源头。对于共产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个杠杆，北京政府可以轻松地动员民众，以实现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国“统一”的使命。在这一历史神话中，台湾政府被描绘成民族的“叛徒”，美国则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事实上，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主的台湾，以及经济上获得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台湾，对于共产政权来说是一个双重威胁。自东欧共产制度垮台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将中国无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同属于中华文明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共产党的官方说教失去了支撑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共产政权所宣称的“分裂民族”，而是因为台湾的成就在政治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看，两岸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当共产政权命悬一线时，它就有可能发动一场“统一祖国”的战争以求自保。
四、“战略型民族主义”
在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诱惑并不限于官方为扩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层面，也不限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层面，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同样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杂志中，《战略与管理》宣称要重建明末的实学传统，《东方》和《读书》同样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回归。[12]或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出于备用战略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怀旧的道德民族主义。
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局需要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之后不久，有人就急于为政府出谋献策。例如，文学批评家何新曾建议政府将异议人士流放到国外，通过科研津贴和在非政治领域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声，从而有步骤地消除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何新为此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回报，包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伪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话以及从中国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13]何新建议，在不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民族主义来强化现有意识形态。沿着民族主义的套路，何新开出的“处方”仍然是那几味“药”：反美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写道：“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性关系，纳入从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14]”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15]”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16]”
在北京的智囊中，何新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无耻心态。他自己将自己定位于“六四”后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为政府镇压的必要性辩护。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何新是个反传统的积极分子：“六四”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的谋臣，公开赞成党的领导层果断镇压学生“动乱”的决定。由于受到党内强硬派的赏识与保护，何新成功地获得了几个官方头衔：国务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协委员（1991年后）。“六四”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一段以亲近政府为耻的时期，何新恰恰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抵制状态，公开站出来支持实行“六四”镇压的政权，他的言行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他一会儿表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象是精明的民族主义者；一会儿信奉改革，一会儿显得象个顽固的保守派。何新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功利目的，其身段的种种变幻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毫无羞耻之心。这种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行为当时被知识分子群体所唾弃，并最终导致他在民间公共空间中出局。一旦当局认定不再需要他时，官方媒体也很快将其抛弃。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后，何新只是一个曾经被当局用来应付一时之需的策士，并未如他所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专家”。
萧功秦的民族主义较何新无疑多些诚意，萧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较为谨慎，对官方意识形态也相对比较暧昧。萧功秦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积极参与了1988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并坚定地支持新权威主义。1994年4月，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萧功秦就“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这个主题作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报告──“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他不象大多数与会者那样停留在对民族主义概念的探讨上，而是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作为今日中国意识形态之必要性。萧功秦以他的历史专业的训练和雄辩的文才，发展了“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的观点。萧提出，90年代的新形势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党的合法性，而这种强化只能来自民族主义。他力主采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补充，并以恢复儒学为核心。萧功秦认为，将民族主义整合进官方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不是建议而是现实。萧功秦列举了邓小平的话“我是人民的儿子”、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参加汉民族神话远古祖先的祭祀、在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以此论证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回潮。其实，“天安门事件”之后早就有人（如党内高层第二代、何新等）提出过类似主张。不久后香港和西方媒体开始大谈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归。可以说，萧功秦是第一个试图把“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进入共产党政治的现实加以概括的学者。从思想层面来说，该文[17]也是第一次将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理论化的尝试。
当萧功秦从内政出发强调加强国家凝聚力的必要性、为民族主义辩护时，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建立适用于新的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尽量避免触及中国内部的尖锐问题，故意忽略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敏感问题，将40年来共产统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简化到地缘政治的单一维度，或归咎于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他们就此试图建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集体的重要性，鼓吹加强国家的角色。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没有必要非得奉承中国政府，很多人却积极参与了这个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这些知识分子认为，无论是“围堵”、“卷入”或是两手并用，都是美国企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扩张过程中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战略手法；中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己，同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这体现了一些华裔知识分子试图构建的反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民族主义观点。
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解决短期问题的方法，它无法有效地代替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功能，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利益算计之上。
一、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与历史根源
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可以同时在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和向外部世界的扩大开放中找到原因。首先，中国正面临意识形态真空和因为媒体审查体制与政权镇压导致的价值观危机。没有知情权的民众面临极为有限的选择：投靠垂死的共产主义教条或者加入新生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与对理想主义的扫荡，另一方面是权力需要替补性的意识形态以加强其政治合法性，两者的合力使中国民族主义潮流此时得以招摇过市，声势煊赫。此外，苏联解体余惊未了，一部份知识分子担心中国可能象苏联一样解体；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比社会停滞更可怕的危险。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相信，民族主义是防止中国分裂的最有效的武器。[1]其次，民族主义的上升也可以用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解释。经济增长增强了国人的自信，使他们体会到一种强大的感觉，但这种自信实际上更多地是基于幻想而形成的。第三，从地缘政治上看，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等因素，多少促使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共产主义国际精神压抑的民族情感的复活。西方尤其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也有利于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2]第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复活得益于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整个90年代，民族主义斗志激扬，甚至时而爆发阵发性的亢奋但同时也自相矛盾。保守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互相激荡，既为民族主义提供养料，又从民粹民族主义话语中获得支持。更何况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中西方百年冲突之中，具有巨大的可资利用的危险能量。
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不同于获得民主和言论自由之后多元基础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前南斯拉夫国土上挟着百年仇恨和领土野心的一个族群反对另一个族群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中西碰撞的历史。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经历了巨大的撕裂之苦，它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基础与工具、感情与理性等一系列冲突的结果。这种血与火的对峙始于1848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扫灭了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优越的自信心，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对西方的怨恨。伴随着这些冲突，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地狱之旅。一方面是驱之不去的寻回往日荣光的梦想，另一方面则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无尽羞辱。换言之，从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看，维系中华认同的核心──文化优越──的信念要求中国必须在物质文明上赶上西方。在中西碰撞中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渐渐形成共识：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赶超西方。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复杂嫉羡情结，使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的民主民族主义，共产党缔造者陈独秀的反传统民族主义，文化守望者梁漱溟的民族主义，甚至包括义和团的仇外的民族主义。近代以降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随同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中华文明的转型而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
共产主义曾经通过许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让中华民族恢复昔日的荣光，同时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成功地整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一种杂交。民族主义情感仍是红色中国地下运行的一股巨大力量，对中共的成功夺权和长期统治功不可没。因而民族主义情感至今仍然十分敏感，并可为现实政治所利用。
1989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多向度特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未超出那些传统的论据：中国传统精神的优越，国家地位的不被承认，国际社会反对中国的阴谋，文化认同的资源需求，扩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须等等。其中有一些论据合情合理，比如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有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决策的愿望等，但另一些说法则反映出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认同危机体现在文化归属感的再确认，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正常化”，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等等方面。因此，分析当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二、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
整个8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被一种共同的意志所遮盖，共产党领导层与民众都急于弥补由于“文革”十年而荒废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逻辑是当时的主要特征。基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西方知识既是中国赶超西方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也是共产党实现现代化和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资源之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沉重代价使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八九危机”摧毁的改革新形象，北京政权继续执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为了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在西方国家中打进一些楔子，采用与法、德等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之所以说1989年的屠*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进，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回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制度的垮台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者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政府不仅对一些带有仇外情绪的民族主义的书籍持宽容态度，而且鼓励某些传统习俗的回归，还利用爱国主义词语调动民族情绪。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3]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天安门大屠杀与苏联解体给中共政权带来的震撼。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份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他在经济方面主张由共产党直接控制财产，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4]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
对中共当局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壳，所以它不便公开赞同这一报告坦率的说法。尽管这一报告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90年代中共当局的政治实践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这一纲领。该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中共当局这一意识形态孤儿的行为举止的珍贵钥匙。正是从那个阶段开始，人们目击了马列主义话语被悄悄地一点点地抹去，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和儒学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祀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祀仪式，他向全体华人（包括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5]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
中国的民众尽管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对官方提倡的民族主义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从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怀旧的古代出版物开始流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识分子则与时俱进地提出了“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6].对当局来说，过分依赖于复苏传统文化会凸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困窘，反而让人们联想到共产党的根基已经风雨飘摇，所以，调动民众的反美情绪就成为必须。
三、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何以反美为主诉？
80年代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拜冷战之赐，那时中国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地缘三角中的重要一极。冷战结束后，中国和西方共同的敌人苏联灰飞烟灭了，中共发现西方成了一个强悍的对手。但是，在中共（政府和臣服于其宣传的民众）眼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可以用利益加以分化的阵营。作为中国天才军事家孙子的信奉者，北京政府将美国与欧洲国家区别开来，指斥美国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以便达到孤立美国的目的。于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现实需要又与“文革”期间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教条结合起来了。
从1993年要求“亚洲式”人权的《曼谷宣言》，到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陷入僵局，以及1993年9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事件转化为对己有利的宣传，谴责西方国家在人权方面干涉中国内政，将中国在“入关”和“申奥”等国际谈判中的失败归咎于美国。
台海问题则始终是中国当局鼓动反美情绪的阀门。台湾这个当年被国民党占据的小岛与共产中国隔海对峙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宣传教育一直把两岸统一称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台湾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化逐渐扩大了两岸经济与政治上的差距，中共看到了台湾独立的危险，开始频繁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孤立这个“反叛之岛”。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在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官方的反美宣传操纵了多数民众对台海问题的认知。1994到1995年间，在中国大陆有过两次以青年为访谈对象的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也是中国青年最不喜欢的国家。[7]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出版将反台反美的宣传推向了高峰。该书的作者是几位年青学人，他们号召反对美国霸权。有消息称，该书一共卖了80万册。[8]此书显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肥沃土壤，其民粹仇外的意气之辞，流露出在官方媒体煽动下的反美复仇情绪。虽然政府并未就此书表态，但是官方媒体对此书的报导说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该书商业上的成功使其他挂着这个著名的“不”字的书籍相继出版：《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应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9]……
除了这类书之外，还有一些书也被媒体热炒，尤其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1996年12月）、《中国有多坏？》（李希光，1999年）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房宁、王小东、宋强，1999年11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可以说是从整体上否认美国媒体的宣言书；《中国有多坏？》围绕同一主题，是李希光在中美关系好转后对第一本书的部分修正。有两个理由使得房宁、王小东、宋强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值得一提。首先，该书被看作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延续；其次，房宁、王小东是上述两次以中国青年为对象的针对美国的民意调查的主要组织者，这两次调查以惊人的方式揭示了中国年轻人的反美情绪。宋强和乔边（该书编辑）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据乔边称，《中国可以说不》的灵感同样直接来自这两次调查[10].实际上，“说不俱乐部”这个小圈子不到10人。《中国可以说不》可能不过是件机会主义者的产品。著名政治小说《黄祸》的作者王力雄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里的民族主义只是一场商业玩弄政治的成功的游戏。[11]
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人反美情绪的主要源头。对于共产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个杠杆，北京政府可以轻松地动员民众，以实现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国“统一”的使命。在这一历史神话中，台湾政府被描绘成民族的“叛徒”，美国则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事实上，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主的台湾，以及经济上获得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台湾，对于共产政权来说是一个双重威胁。自东欧共产制度垮台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将中国无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同属于中华文明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共产党的官方说教失去了支撑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共产政权所宣称的“分裂民族”，而是因为台湾的成就在政治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看，两岸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当共产政权命悬一线时，它就有可能发动一场“统一祖国”的战争以求自保。
四、“战略型民族主义”
在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诱惑并不限于官方为扩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层面，也不限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层面，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同样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杂志中，《战略与管理》宣称要重建明末的实学传统，《东方》和《读书》同样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回归。[12]或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出于备用战略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怀旧的道德民族主义。
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局需要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之后不久，有人就急于为政府出谋献策。例如，文学批评家何新曾建议政府将异议人士流放到国外，通过科研津贴和在非政治领域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声，从而有步骤地消除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何新为此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回报，包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伪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话以及从中国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13]何新建议，在不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民族主义来强化现有意识形态。沿着民族主义的套路，何新开出的“处方”仍然是那几味“药”：反美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写道：“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性关系，纳入从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14]”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15]”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16]”
在北京的智囊中，何新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无耻心态。他自己将自己定位于“六四”后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为政府镇压的必要性辩护。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何新是个反传统的积极分子：“六四”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的谋臣，公开赞成党的领导层果断镇压学生“动乱”的决定。由于受到党内强硬派的赏识与保护，何新成功地获得了几个官方头衔：国务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协委员（1991年后）。“六四”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一段以亲近政府为耻的时期，何新恰恰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抵制状态，公开站出来支持实行“六四”镇压的政权，他的言行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他一会儿表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象是精明的民族主义者；一会儿信奉改革，一会儿显得象个顽固的保守派。何新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功利目的，其身段的种种变幻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毫无羞耻之心。这种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行为当时被知识分子群体所唾弃，并最终导致他在民间公共空间中出局。一旦当局认定不再需要他时，官方媒体也很快将其抛弃。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后，何新只是一个曾经被当局用来应付一时之需的策士，并未如他所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专家”。
萧功秦的民族主义较何新无疑多些诚意，萧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较为谨慎，对官方意识形态也相对比较暧昧。萧功秦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积极参与了1988年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并坚定地支持新权威主义。1994年4月，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萧功秦就“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这个主题作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报告──“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他不象大多数与会者那样停留在对民族主义概念的探讨上，而是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作为今日中国意识形态之必要性。萧功秦以他的历史专业的训练和雄辩的文才，发展了“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一文的观点。萧提出，90年代的新形势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党的合法性，而这种强化只能来自民族主义。他力主采用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补充，并以恢复儒学为核心。萧功秦认为，将民族主义整合进官方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不是建议而是现实。萧功秦列举了邓小平的话“我是人民的儿子”、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国家领导人参加汉民族神话远古祖先的祭祀、在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以此论证民族主义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回潮。其实，“天安门事件”之后早就有人（如党内高层第二代、何新等）提出过类似主张。不久后香港和西方媒体开始大谈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归。可以说，萧功秦是第一个试图把“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进入共产党政治的现实加以概括的学者。从思想层面来说，该文[17]也是第一次将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理论化的尝试。
当萧功秦从内政出发强调加强国家凝聚力的必要性、为民族主义辩护时，另一些学者则试图建立适用于新的国家与国际秩序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尽量避免触及中国内部的尖锐问题，故意忽略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敏感问题，将40年来共产统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都简化到地缘政治的单一维度，或归咎于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他们就此试图建构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集体的重要性，鼓吹加强国家的角色。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并没有必要非得奉承中国政府，很多人却积极参与了这个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这些知识分子认为，无论是“围堵”、“卷入”或是两手并用，都是美国企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扩张过程中对美国可能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战略手法；中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己，同时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这体现了一些华裔知识分子试图构建的反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民族主义观点。
事实上，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解决短期问题的方法，它无法有效地代替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功能，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能建立在简单的利益算计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