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1
七、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出路何在？
上述思潮并非单纯地源于对政府谄媚的动机，它还反映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漫漫长路上的一种精神迷失。
中华认同建立在肯定中华文明优越性的基础之上。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前之惨败，中国士大夫们的文化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从此灰飞烟灭，并因此引发了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以极其痛苦的方式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领略，且一直持续至今。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关于这种认同危机的争论从未停止。现实中寻找民族认同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组成：一方面，通过再造传统，重新定义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诉诸从改革到革命等各种手段，建立民族国家。共产政权的建立一度凝聚了民族对国家认同的追求，民族主义在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避难所。从此，中国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外，其他任何思潮都被赶尽杀绝。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被共产主义优越性所取代，传统的天下主义改头换面为共产主义。
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打开了这个封闭的世界。文化认同危机通过文化的自我肯定和重新检视中西关系两种追索形式再次表现出来。当年，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到来时通过打破沉重的宗教枷锁为世界祛魅。而今日的中国却面临着双重祛魅。第一重祛魅是去除共产主义之魅。共产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深层原因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平等的梦想；然而，30年的封闭终于激起了追求自由和开放的欲望，共产主义优越的信念冰消雪散，乌托邦之梦从此破灭，民族主义的归属避难所也化为乌有。第二重祛魅是“理想西方”神话的坍塌。从1979年到1989年，“理想化的西方”俨然如同否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现实的镜子的另一面。可是随着开放和距离的拉近，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主义与维护人权话语之间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民主原则与西方社会复杂现实之间的反差摧毁了西方榜样的形象。如果说对共产主义的祛魅引起了民族精神的复兴（例如，儒学的回潮以及对过去的热衷），那么，“理想西方”的幻灭则在中国引发了与一个平庸的西方世界竞争的愿望。
双重祛魅引入了对自身与他者的怀疑，导致了双重认同危机──政治与文化认同危机。此双重危机不仅深重，而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内部张力。共产主义的幻灭导致了平等、公正等价值认同的消失；政权对传统价值力量的诉求又使人们重新感到了精神象征的缺失。近代中国对儒学价值的指责是因为这一价值系统无力保卫中华文化，也无法为文化中国提供归属指引。而当前向传统的回归无疑凸显了政治的无能，因而更加强化了民族对政治认同的需要。随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出，人们重新发现长期以来以为已经被共产主义超越的西方带着其文化差异、经济强权、战略傲慢和政治体系再次卷土重来。
在正常情况下，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应该伴随着价值系统的更新；然而，中国思想界解构意识形态的正面效应一方面为“理想西方”的幻灭而抵消，另一方面也被全能国家的暴力所屏蔽。从这一角度看，今日中国的认同问题和近代以来的认同危机一样，政治认同不足大于文化认同不足。无论是近代还是今天，只要中国文化还无法支撑起一个能够以共同的价值认同凝聚国人的政治实体，中华民族的认同危机就会周期性发作并引发政治危机。从本质上看，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是“我应该是谁”的一种开放并指向将来的认同追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我是谁”的身份危机。
八、拒绝民族主义
1995年，在政府的鼓励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中国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华文明复兴（revanche）”引起了普遍的不安，也为开始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国威胁论”[34]提供了佐证。但是，在中国的思想界，民族主义者并未占上风。
在90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都谨慎地对民族主义话语保持距离，并且明确地拒绝仇外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者在思想界并没有多少支持者。2000年在中国出版了一本文集，收集了44篇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其中只有5、6篇明确支持民族主义；除了王小东之外，其他作者都不愿意表达出《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具有仇外倾向的民族主义情绪。[35]毫无疑问，由于涉及民族主义的讨论关系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对发言者来说到处是“雷区”，中国国内虽然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章，但作者们行文审慎，读者经常需要透过字里行间领会其意。但一些港台杂志及流亡异议人士的文化圈子为中国境外和境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让研究中国的学者藉此了解发言者的真正观点。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就这一主题在境外发表较为大胆的文章，只要不指名道姓地直接批评中共领导人，即使是一些不完全属于学术的现实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也可以加入讨论。从此中国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争论开始国际化。这一现象又因为互联网的勃兴得到了加强。
1996年，笔者在“警惕民族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要注意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危险；同时还指出，应该区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当今的民族主义，前者反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后者则是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国际秩序。笔者强调，一个奠基于物质利益的功利性的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内在逻辑：“一是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本民族利益作为其宗旨，并以此为准则来处理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各个民族均可以设定自身的民族利益目标，但问题是怎样保证一个民族的目标不会侵犯另一个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不仅不能解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和冲突，而且还会为一个民族宰割、统治另一个民族提供合法根据，从而是民族关系处于对立、冲突之中，这是一种对抗和战争的逻辑。”“民族主义的第二个逻辑是集体主义的逻辑。民族利益至上，集体压倒个体、以民族的利益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以集体的名义发出统一的号令，窒息自由多元的声音。……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告诉我们，强调集体、压抑个人、崇尚单一、排拒多元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既牺牲了个人自由，又葬送了民族利益。”笔者认为，如果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捷径的话，那就是集体主义。[37]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指出：大陆和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激情是中共当局有计划地挑拨起来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中国反对人权和民主的武器。[38]
国内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民族主义。1998年，何家栋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人权与族权的差异”，为人权主张辩护，反对民族主义。他以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及其西方来源为掩护，回击民族主义者无视共产主义的现实，同时指责他们忘记了“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何家栋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是前者认为人是国家的基础，而民族主义者认为人应该臣服于国家。他指出，忽略人权问题和夸大族权问题是民族主义最致命的错误。[39]
凌志军和马立诚在《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一书中分析了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3个灾难性后果：民族主义的飚升会干扰甚至打碎国家现代化与开放政策；民族主义有助于强化中国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势力；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刺激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起来反对中国。在谈到最后这一点时，两位作者回顾了印度的核试验计划和印度政府首脑指责中国为“北方威胁”等情形，以及中国政府、地缘政治学家和官方媒体如何谴责印度的民族主义。他们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提出对民族主义的警告，既是针对民族主义者的，也是针对北京政权的。
九、民族主义：北京政权难以把握的双刃剑
事实上，中国政府与民族主义者表面上的默契并不能转换成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对于北京政权来说，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若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就如同在钢丝上行走，难以逃脱玩火自焚的下场。
民族主义者怂恿政府彻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并不符合当局的意愿。当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已经褪尽乌托邦色彩，但仍然是北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实行镇压时的有力武器。在可预见的将来，包括面对民族主义时，保卫官方意识形态这层护身铠甲对于现政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民族主义主张通过诉诸儒学来建立其文化认同基础时，实际上就暗示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及其对民众动员能力的衰竭。中共创立之初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同时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但共产党执政50年后儒学却重新出现于官方话语中，这意味着一次激烈的转向和对“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当年改造传统的革命路线的背叛。
怂恿民众的仇外情绪使当局面临另一种危险：它会断送20多年来的开放政策。极端的对抗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将目标指向美国，还可能令当局引火烧身。中国近代所蒙受的羞辱与中国落后于西方有关，但也同样与满清政府的无能和抗拒变革有关；换言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可能是针对西方的要求雪耻的民族主义，也会是对当局同样严苛的民族主义。从这一角度来看，除非当局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现代国家，否则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就可能违反当局的意愿而把矛头指向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怂恿者和操纵者。一些学者所鼓吹的以反对外部力量为战略的民族主义也同样可能产生瞄准中国当局的效果。中国的现政权是既得利益集团，其首要目标是保住权力，它利用民族主义无非是为了这一目的。所以，只要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构成对政府的压力，当局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击压制。
事实上，当局真正想要推广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正如张见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实行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爱政府主义[40]”。根据这种“爱国主义”的逻辑，爱政府就要求爱其所做的一切，无论政府所做的是对还是错。这一传统的爱国主义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伪装了的专制主义。
十、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真威胁还是纸老虎？
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转向大塞尔维亚种族民族主义的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转变为民族主义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中国会不会从共产极权转向法西斯民族主义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些知识分子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心。旅居美国的程默于1999年呼吁警惕中国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型。他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中国驻南使馆被北约轰炸后引起的暴力示威、大中国理论以及《超限战》的出版等，都是令人不安的迹象。[41]
香港评论家、主攻德国文化的陈云对中国的某种纳粹倾向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初期。[42]1996年余英时亦指出，中国当局利用民族主义加强政治控制力，可能把中国带向德式“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43]
显然，这些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尤其是当人们看到那些关于国家安全的军国主义观点出台的时候。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文木。受科索沃战争的启发，张文木从1999年3月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议建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他认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难关，中国不得不面临抉择，要么打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通过军事力量捍卫毛泽东、邓小平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和经济发展，要么在没有现代化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亡命于因经济挫折引发的混乱。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一支强大的海军所带来的对外部市场的控制。[44]张文木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企图通过军事手段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国家安全哲学”，在至今为止所有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可以算是最系统与最精致的，他的表述有一种惊人的直率。这一安全理论显示了一个曾经遭受侵略的落后大国的报复之心与图强渴望。它的出现表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仇外幽灵在中国是可能笼络人心的。
法西斯主义的鬼魂需要附在有形的肌体上才能作祟，否则就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那么，在何种族群、文化或历史的基础上，一种作为情绪或理论的中国民族主义能够变成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掌控国家力量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90年代中国的各种关于民族主义的表述之共性是功利主义，这表明，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幻的、没有基础的。以下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比较，中国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本不同于纳粹德国，也不同于30年代的日本。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产生于议会民主的背景下，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都得益于面对民主的无力甚或民主的失败时所产生的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应；换言之，当权威发生危机时，在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当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之际，这样的政权需要极端民族主义充当其意识形态工具。而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共产政权的建立可以看作是1911年共和革命失败后政治权威长期缺位所导致的结果。从权威缺位到极权主义，中国似乎完成了一个循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可视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个新起点，其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国家权威，而是为了摆脱权威的膨胀。到现在为止，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机器剥夺或压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国家机器的权威需要进一步加强。即便当局想要强化其专政机器的权威，也无需借重民族主义话语，官方意识形态本来就是现成的工具。可以说，在内政方面，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要想成为一种具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而在国际关系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回潮并非起因于帝国主义新一轮的侵略，也不是西方为了阻止中国发展而采取的战略性孤立政策；相反，开放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相互依赖越来越深。无论是对现政权（为了获得政治合法性）还是对民族（为了国家利益）来说，开放都是必由之路。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市场有利可图的依赖、亚洲汉文化圈及海外华人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等等，最可能激发的应该是一种一争高下的情感，而不是中国人的排外反应。希望通过煽动排外主义来赢得追随者的极端民族主义在今天日渐开放的中国社会里或许可以维持其声音，却未必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其次，从文化角度看，中国与日本、德国的族群相对单一不同，从远古开始汉民族就与其他民族混居，具普世主义倾向的华夏中心主义传统从不主张种族或族群的民族主义。今日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甚至使具有种族特征的民族主义话语表述都成为不可能。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西方的封闭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的名义发起的，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政策则奠基于有利于现代化的信念，这些长期性政策与民族主义理念都没有什么关系。进一步来看，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雄辩地证明，中国人图强的渴望压倒了对文化独特性的维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识之士中少有人主张闭关锁国。今天，中国人显然更希望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不是偏安于国际社会的边缘。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意图植根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性之上，是难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获得政治合法性的。
最后，在意识形态层面，当下的中国正在告别共产主义，在拒绝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其他主义的灌输也充满反感。共产主义那样超强的意识形态业已坍塌，今日初现的民族主义就能在共产主义的废墟上成功地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威？王力雄谈到《中国可以说不》时写道：“在如此一片精神废墟上，怎么可能再祭起什么‘主义’的大旗──不管那大旗是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主义是一种信仰。民族主义被称为当今世界的‘第四宗教’，原因就在这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肯去充当‘血肉长城’或‘肉体炸弹’的。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45]”这个评价是严厉的，但它需要一些补充说明。如果说民族主义不能在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精神废墟上建立权威的话，自由主义与中国之缘还没有完结。事实上，90年代的中国不仅留下了集体主义失败的深深烙印，而且还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上升，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现象显然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原初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今天，民族主义又失去了信仰。同时，从中华民族的宗教性来说，由于没有宗教建构，信仰不专，因此也不会形成像伊斯兰那样的狂热的民族主义。
还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民族象征实际上是缺位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这个补充论据可用来论证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幻性。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裂。这个断裂不但至今未被填平，而且正是这一历史事件将民族与国家分割开来。那时中国政府冒挑战儒家仁政传统之大韪，犯下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致命错误，因此，北京政权不但难以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也不是民族利益的合格代表。从短期来看，这一政权只能迁就西方，而不能按照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逻辑行事。在此语境下，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可能产生影响的民族主义只能是建立于体制之外，甚至与其对抗。这种远景对于民族主义的演化及其政治操纵者来说都是不乐观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除了少数机会主义者的声音之外，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并未成为民族主义的信徒。面对镇压、审查和权力的犬儒化，中国社会出现普遍的价值失落，人们得过且过、冷漠失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一些吸引力，但这种情况与政治高压下的言论不自由有关，并不能证明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民众的真正吸引力。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民族主义更象是被北京政府送到意识形态舞台上表演独角戏的戏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