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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上)

作者:張偉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1

2.      民初外蒙古的獨立邉
  
   俄人對於外蒙古的滲透,在日俄戰爭後轉趨積極,在短短數年內,曾與日本訂立三次密約,作為兩國之間的吞併中國東三省和外蒙的一個分贓協定。第一次密約在1907年3月簽訂,其中第三條為“日本帝國政府承認俄國在外蒙古之特殊權利,擔任禁制可以妨害此種利益之任何干涉。”[1]此即是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權利,以交換俄國承認日本的併吞朝鮮。1909年,美國提出東三省鐵道中立的建議引致日、俄兩國的反對。此事促成了1910年6月中日第二次日俄密約,其中涉及日俄在中國東北及北部整個利益的維護,性質“略似攻守同盟”,加強了兩國合作對付第三國的可能性。[2]可見俄人為維護及擴大其在外蒙的利益, 已不惜以武力為後盾。
  其時,,蒙古因實行“新政”,引致群情洶湧,俄人遂乘機鼓動蒙古王公脫離中國。早在太平天國邉映跄辏v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已經表明“中國一旦發生政變,也不容許中國新政府把權力擴張到蒙古。在這種情況下,蒙古應受到我國(俄)保護。”又曾叫囂說“假如我們能立足滿州、蒙古,從而使滿蒙脫離中國,成為受俄國庇護的兩個公國,”已經能清楚顯示俄人的擴張大計是由來已久的,絕不是因“新政”或“辛亥革命”而突然提出的。為了達到以上目的,俄國“從外交上迫使清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1856年的《天津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1862年的《陸路通商章程》、1869年的《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和1881年的《中俄改訂條約》及其通商章程附件和《俄商前往中國貿易過界卡倫單》等,這些條約中都有侵佔蒙古地區有關政治和經濟的規定。”[3]
  辛亥革命爆發前夕,由於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急於推新“新政”,引致蒙人的反感,加上“新政”的各項開支,均由地方負責,令蒙人的財政負擔大增。此外,兵備處的舉動更令“蒙情洶湧”,引致蒙古王公積極尋求出路。1911年6月18日,俄國駐庫倫代理領事拉弗多夫斯基向俄國駐北京公使廓索維慈陳述了中國政府在蒙古採取的軍事措施。他指出中國政府之行動使蒙古王公驚慌不安,他們決定在庫倫召開全體會議。他預見到蒙古王公可能向俄國請求庇護,並寫道:
   “因此,對我國在蒙古奉行之政策方針發生極大影響之時刻可能
    即將到來。我國對蒙古事務之干預,無疑將招致遠東事態複雜化
    。另一方面,倘我們不給予蒙古人庇護,則我們將會──可能
    將永遠──喪失我國目前在該地所享有之崇高地位與好感。此
    外,我們將看到另一大國將出現於蒙古並取代我國之地位。”[4]
俄國領事既預見他們多年滲透外蒙的活動,在蒙古王公反對“新政”的情況,將出現重大的機會。俄國正準備煽動蒙人作出重大的決定──蒙古的獨立。當俄國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收到蒙古王公正“決定向我(俄)國請求庇護”和“請求以某種借口立即把俄軍派往庫倫”後,便以“極密、特急”的專函通知俄代理內閣總理大臣科科弗采夫,表明暫不同意由外蒙王公在會後立刻組成的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認為“此刻我們尚不具備利用這一邉訛槲覈娣⻊罩畻l件,(故)代表之到達不合時宜”,要求安排專人在“半路攔阻蒙古王公之人”。但是,科科弗采夫不同意,因為這樣“可能引起議論紛紛和產生嚴重糾葛,”對俄國不利。因此,他函覆尼拉托夫時表示在代表團到達彼得堡後,最好是與其談判,並“設法使此事符合我國願望。”[5] 
  駐庫倫代理公使拉弗多夫斯基在同年7月21日報告稱:“照諸汗與王公之說法,如若脫離中國,他們希望得到我國軍隊的保護,以防御外部敵人,並希望獲得內部自治及游牧生活不受侵犯之權利。其餘所有條件他們完全讓我國定奪。”[6]可見,當時俄國在外蒙獨立上曾積極參與其中,並在代表團抵達聖彼得堡時,安排俄國沙皇接見代表團。為了有效回應此種特殊的局勢,俄國政府由內閣總理大臣斯托雷平主持了特別會議,並坦然承認“在蒙古問題上發生之危機,並不出我們所料,因自很久以來我國一直支持和庇護;我國一些駐蒙代表在頗大程度上促使蒙人產生一種信念,若想與中國脫離關係,他們可以指望得到俄國之援助。”此外,對於中國在蒙古地區推行“新政”,如“中國農民在鄰接我國邊界進行墾殖,用鐵路把這條邊界附近之居民點與中國行政中心連接起來,以及中國軍隊之部署,尤其在緊靠我國領土之地區,中國軍隊之大量出現”,更表示極端之反對。所以,他們認為:
   “蒙古問題對我國具有重大意義。蒙人力圖反對中國政府上述計
    劃,支持蒙人之意圖完全符合我國利益。”[7] 
既然俄國內閣已決定扶持外蒙王公之獨立邉樱阃瑫r決定對代表團“允諾我國將支持他們捍衛喀爾喀(引者按─指外蒙古)之獨特制度,同中國人進行鬥爭”,並答允為代表團成員向中國政府說情,以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最後,為加強俄國在外蒙之軍事實力,決定“派遣兩連哥薩克帶著機槍”前往庫倫。俄皇很快便“同意”了這個決定。[8]




[1] 傅啟學《中國外交史》頁182。
[2] 第二次日俄密約的內容,可參看同上書,頁184。
[3] 《蒙古族通史》﹝三冊,民族出版社,1991﹞下冊,頁1102。
[4] 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1,註1。
[5] 同上書,頁2─3。
[6] 同上書,頁5─6,註2。
[7] 同上書,頁3─7,〈遠東問題特別議事錄〉。
[8] 同上書,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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