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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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04-21
2. 清末以前蒙古的發展情況
明末，蒙古族分為四大部：漠南蒙古（即內蒙古）、漠北蒙古（又稱喀爾喀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分布於天山北路）、青海蒙古。其中，漠北蒙古分為三部，分別為土謝圖、車臣和札薩克圖。明末，內蒙古首先歸順清廷；清初，外蒙古震於清之兵威，遂遣使向清室朝貢。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漠西蒙古準噶爾汗噶爾丹統一天山南北路與青海，勢力大盛。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年），噶爾丹突擊漠北蒙古，喀爾喀三部南奔，清廷大震。康熙帝遂先後兩次親征（１６９６年、１６９７年），噶爾丹最後力窮自殺，喀爾喀三部均由漠南移回舊地。[1]
清廷在蒙古族地區推行盟旗制度，最先以降服的內蒙古建立呼倫貝爾部的八旗，東四盟（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錫林郭勒）、西二盟（烏蘭察布、伊克昭）的四十九旗，察哈爾的八旗等。至於外蒙古因地域遼遠，初期只維持著進貢關係，對內部制度並未遽予改變。至噶爾丹被擊敗以後，康熙在多倫召見內外蒙古的領袖，隨即分外蒙古三部為三十旗，把盟旗制度推行到外蒙。到了光緒年間，內外蒙古分別發展至四十九旗和八十六旗。[2]至於盟旗的組織，據《（光緒）清會典》載：
“凡各旗之兵，歲閱以盟長，征戍奉調則畢會，鄰都有警亦如之。
申其軍令，錄其軍功。凡調兵，出其二，留其一。”[3]
這種制度，鞏固清廷的統治地位。周昆田認為清朝這種制度“在安定邊疆這一意義上說，實收到了相當的功效，從乾隆平定準噶爾以後的一百五十餘年，盟旗方面並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大動亂，可以見之。”[4]然而，盟旗制度實際對蒙古族的發展，頗為不利。札奇斯欽曾經指出：
“（清室）注意到蒙古族的興盛，是由於不受土地的束縛，活動
力極大的緣故。……所以他們認為要控制蒙古，必須強調它的
內部的分裂；換言之，就是加強他們封建的弊害。清廷以『眾
建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又把各部按照它的貴族們之血統，
再加以重新分化；這就是旗的建立。……使這些小的獨立單位
，不再受固有部的首長的駕御，而隸屬於滿清的中央；這樣來
防止蒙古人的團結統一，以便加以嚴密的控制。……旗有一定
的土地範圍，用它來限制蒙古人民的活動，使他們不能有什麼
大的作為。用法律來規定旗以內的人民，永為其封主的臣民，
不得改隸他旗，更不能在他旗擔任公職。旗界等於國界，任何
人甚至王公，也不得越境遊牧或狩獵，來防止蒙古民族的團結
，而增加其地方的分裂性。……使蒙古人在極小的範圍內，行
使他們蒙人治蒙的權利。”[5]
如以日後外蒙地區的脫離中國的情況而論，札奇斯欽的論點或符合蒙古民族的整體利益。面對俄國與日本的步步進迫，可以肯定蒙古的政治制度難以適應當時的需求。它亦沒有像新疆一樣成為一個較舊制度為進步的建省機會。這方面的差異，引致晚清蒙古與新疆在面對“新政”和“革命”兩者時，反應截然不同。
[1] 以上參考傅啟學《六十年來的外蒙古》﹝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５﹞頁１６─１７。
[2] 盟旗的數量不斷增加，代表每旗的管轄範圍不斷縮小，反映清廷採取“眾建諸侯以少其力”的分割政策。
[3] 《清會典》（中華書局複印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１９９１）卷６４，〈理藩院〉，頁６０１─６０２。
[4] 見周昆田，前引書，頁６１。關於蒙古各盟旗的詳細分佈狀況，可參閱同書頁７２─９３。
[5] 札奇斯欽《蒙古之今昔》第二冊，頁１８８─１９５；原書未見，轉引至傅啟學，前引書，頁１８─１９。
2. 晚清“新政”下的新疆與蒙古
當新疆在左宗棠的努力下復歸清廷統治後，隨即推行一系列的經濟恢復措施，其中以協助當地農戶復歸本業、改造兵屯、裁勇歸農及鼓勵關內居民移植新疆，對迭經大亂的新疆社會經濟秩序的恢復，自然產生良好的效果。為了進一步改善地區的墾殖情況，陶模建議打破以往的限制，建議招募和遷徙缺少土地的維吾爾族人戶到北疆及其他人口稀少、遺荒待墾的地區落戶。這對改善維吾爾族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確有非常明顯的效益。他更指出若能募到人口繁盛、壯丁較多的農戶，可酌量加撥地段，“一戶更得兩戶之用”。同時，較之鼓勵內地農戶移居新疆，更是“就地可以取材，公款無須多費”，對充實邊疆產生良好的效果。此外，也能增強邊區居民的向心力。[1]
隨著上述工作的展開，新疆人口節節上升，到了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年），新疆共有428639戶、2027633口，較光緒初年左宗棠收復南疆時所見戶口凋敝、田地荒蕪的殘破情形，實不可同日而語。就是較光緒十三年（１８８７年）的266,959戶、1,238,583口的數字，淨增長也超過50%。[2]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新疆亦隨即進入興修水利的高峰期。僅以《新疆圖志．溝渠志》的記載計算。光緒年間較具規模的水利建設工作已達六十九項，[3]而最常見的是由官方以貸給、捐給或撥帑等形式籌備資金，再招募平民興修。由此可見，清政府在加強新疆的農業建設上曾作出很大的努力，令新疆從“兵燹之餘”重新恢復過來，並得到適度發展。
１９０１年１月，慈禧太后頒詔“變法”，實行“新政”，並設立“督辦政務處”為辦理“新政”的專門機構。“新政”的主要內容是練兵籌餉、興學校、廢科舉、設立商部、鼓勵民族工業等等。由於“新政”是八國聯軍之役後提出的，代表著清廷挽救滅亡的最後努力。當時西北地區，對清廷急速推行的新政的反應並不一致。其時，新疆在建省後曾經經歷一段興旺的局面，對實行“新政”有較積極的回應。加上伯克制度已經取消，新省的保守力量較為微弱，故與依舊實行盟旗制度的內外蒙古相比，是有較多的活動空間。在新疆的主要官員中，以伊犁將軍長庚最為賣力。長庚是在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再次出任伊犁將軍，“主持伊犁新政，開工廠、辦武備學堂、練新軍，多有所創”。[4]他在宣統元年五月調任陜甘總督前，在新疆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他在上奏光緒的奏折中，主張“新疆應辦事宜：一、練兵；二、蕃牧；三、商務；四、工藝；五、興學。”在獲得朝廷批准後，他在伊犁地區創辦新軍，設立學校，籌辦工廠，安設電燈電話。在他的推動下，新疆巡撫在全省辦起“新政”來。[5]
新疆在清末舉辦的各項新政中，以編練軍隊和推行“警政”最重要。長庚從湖北調來一營新軍作為骨幹，加上新招募的士兵，編成了新軍混成協。１９０６年，新疆巡撫聯魁也“改練新軍”，組成“新疆陸軍”。此外，新疆也出現了武備速成學堂、法政學堂和巡警學堂，以配合“新政”的需要。[6]
除軍事外，新疆也設立新式學堂和選派留學生。據統計，自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間，全省學生由一千名增至四千餘名，效果相當不俗，為新疆培養不少人才。此外，在發展實業，廣開資源方面，新疆出現了新型的製革工廠，還建立了一個農林實驗場和蠶桑局等農林推廣工作。若加上光緒末年《新疆圖志》所記載的統計，天山南北的大小綠州中，縱橫交錯地分佈著總長達73860里。總溉田能力達11,221,901畝的水利工程，[7]足以反映出清末的新疆地區，在“新政”的名義下，有著較好的經濟條件。而人口的不斷增加，也說明清末時期的新疆的相對穩定狀態。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後，新疆雖曾一度出現動蕩的局面，最後仍免受俄國的滲透及擴張的破壞，能夠維持相對穩定的局面。
與新疆的情況相比，蒙古地區在清末時期的狀況，便很難令人滿意。在傳統的盟旗制度下，蒙古的發展非常有限。到了清末，由於外患日亟，特別是俄國在西北地區的嚴重威脅，部分地方大吏不斷上疏提出許多籌邊改制。移民實邊的建議。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年），張之洞指出“蒙古強則我之堠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要求加強北邊防務。[8]此外，東三省亦同時受日、俄兩國的迫逼，對繼續維持不合時宜的邊疆政策，造成非常強大的壓力。最後，庚子賠款所形成的財政壓力，終使清廷對滿、蒙採取“移民實邊”的政策。可是，彭雨新指出：“清末東三省和內蒙的大放墾，由於放墾時勒收重額押金，使大片荒地落入豪家之手。清政府任聽一群投機者包攬荒地的承領，實際上是剝奪貧民的領墾權。”[9]他更進一步對晚清放墾的情況，加以描述：
“特別是東三省、內蒙古和台灣在晚清以前一直處於半封禁狀態
，到最後迫於形勢實行大放墾，（引致）短期內流入的人口有
如潮水之不可遏阻。這不僅是地區開發的必要，同時也是國家
實邊政策之不可緩。”[10]
不幸的是，大量而急迫的蒙古牧地的放墾，對原來牧民的生活及經濟活動造成極大的衝擊。加上負責墾務的官員急於在財政上增加收入，遂引致蒙民的強烈不滿。蒙古王公雖在放墾中獲分撥約35%的押荒款項，[11]但在大量土地被放墾後，牧地面積大為減少，嚴重影響牧民的生計。同時，由於農耕人口在“如潮水之不可遏”，蒙古實行的盟旗制度亦將受到重大的威脅，因而直接影響到蒙古王公和宗教領袖（喇嘛）的傳統政治權力。據徐世昌的奏報：
“咸豐、同治以後，迄於光緒初年，續放各處荒地，則又按晌
（一晌十畝─引者按）征納大小租賦，銀錢兩收，賦制混淆，
無從究詰。嗣值庚子亂後，帑項奇絀，於此而欲疏浚財源，自
當以清賦放荒為第一要義。”[12]
按徐世昌此奏報原指吉林的情況，但亦可兼指蒙古地區。因為他曾奉旨赴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各盟旗考察，並在１９０６年給光緒帝上了籌蒙奏疏，說“世局日新，古制不足以維時變。”同時，他也特別指出清末大規模放墾的動機是由於“帑項奇絀”，“欲疏浚財源”。清廷最後根據這些建議，決定實行以“籌蒙殖民”為主要內容的“新政”，通過改革圖強以充實蒙邊的防禦力量。[13]為了便於“新政”的施行，同年“理藩院改為理藩部，設置領辦、調查、編纂等局機構，著手辦理調查蒙古各旗土地等經濟資源。”此外，清廷更派遣欽命大臣赴蒙古各地督辦調查事宜，並傳諭蒙古內外札薩克和各盟長、將軍、大臣、都統等，均應將推行“移民實邊”和“新政”的調查作為當務之要略，認真執行辦理。[14]
正如前述，由於清廷在“帑項奇絀”的情況下推行“新政”，引致負責蒙古地區的墾務官員採取極為急峻的手段，終於引起蒙人的不滿與反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清廷為開墾蒙地而派往晉邊西北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的貽榖。在１９０２至１９０８年，貽榖在上述蒙地設立墾務公司（在１９０２年成立），強行勒收地商已承辦的蒙地。他指出：
“向來承辦蒙地之人曰地商，曰戶頭，其辦事地方曰地局，罔不
養打手，置軍械，弱肉強食，動輒爭鬥。……擬即嚴行諭示，
去其地商、戶總名目；其從前地商戶總有經手未報之地，無論
已墾未墾，均飭遵照現辦章程，即行交納押荒，以憑分別升科
。不准任意延抗，亦不准再有恃強越佔，及互相械鬥情事。倘
或不遵查辦，定予重懲。”[15]
貽榖強調使用重法對付任何阻礙放墾工作的反對者，最後更因蒙古台吉丹丕爾的反抗放墾，向朝廷“具奏請剿”，捕殺了丹丕爾及其家屬，引致蒙人之離心。後來貽榖亦外因此事被參下獄。據鹿傳霖、紹英〈查辦貽榖奏折〉稱：
“竊謂貽縠於此一事，有二誤，有四罪。……一曰誤殺台吉。蒙
古報墾，本非蒙人所願，故王公、貝子報地，而其下往往怨咨
，『奪我祁連山，六畜不蕃息』，自古然矣。墾局委員，又貪得無
厭，以致蒙人視局為阮塹，而墾員亦視蒙若寇仇。光緒三十一
年（１９０５年）五月，准旗分局委員岳鍾麟稟稱：蒙民們肯
吉亞聚眾搶局，並無丹丕爾之名。六月，包局總辦姚學鏡轉據岳
鍾麟稟稱：們肯吉亞仍盤據老巢，皆由丹丕爾主使。……於是
以丹丕爾為首逆。……及丹丕爾就獲……則委姚學鏡、余寶滋承
審，而獄詞果具。在墾員以為戮此一人則蒙旗破膽，永無抗墾
之虞；而不知三字獄成，兩盟痛心，益播墾局之惡聲也。”[16]
此事引致“兩盟痛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蒙古地區民怨沸騰。朝廷為安撫蒙人情緒，便以貽榖在放墾蒙地中“敗壞邊局，欺蒙巧取，蒙民怨恨”為由，將貽榖“革職拿問”，並撤銷查封貽榖所設立各地墾務局等機構，放墾工作亦陷於停頓。[17]回顧貽榖的錯誤，主要是朝廷以放墾為利源，除了關注增加收入外，對放墾的工作毫不留心，並極端忽視放墾對蒙民的生計所造成的影響。徐世昌曾經指出：
“蓋放荒計劃，發端在借地養民，凡以為安插流民之善政而已。
嗣後宗旨愈歧，視為利路，荒務收款列入歲計，各處荒局，遂
但願收價之責成、丈放之迅速，於拓殖事業毫不關懷，放畢撤局
，領戶之能墾與否均非所知。由是百弊叢生；奸商承攬，壟斷
把持，包頭轉相售賣，意為上下，獲利之厚，動逾倍蓗；所餘
磽瘠，則棄之而不顧。”[18]
到了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年），署歸化城副都統三多鑒於外侮日亟，建請將蒙地改制重劃。清廷旋改派三多為署庫倫辦事大臣。二年（１９１０年）二月，三多接篆。三多能力不高，對蒙人心態並不理解，加上推行新政時操之過急，卒釀成蒙人之離心與獨立。據陳崇祖《外蒙近世史》載：
“三多蒞任未久，中央各機關，督促舉辦新政之文電，交馳於道
，急如星火，而尤以內閣軍諮府為最。於是設兵備處，設巡防
營，設木捐總分局，設衛生總分局，設車駝捐局，設憲政籌備
處，設交涉司，設墾務局，設商務調查局，設實業調查局，設男
女小學堂。……總計庫倫一城新添機關二十餘處，所有各機關
之開辦經費及經常應需之柴炭器具鋪墊馬匹雜用等費，悉數責
令蒙古一律供給，蒙官取之於蒙民，蒙民不堪其擾，相率逃避
，近城各旗為之一空。”[19]
“新政”對蒙民而言，簡直是一場災難。主持者三多並未對各項措施所帶來的影響加以評估，引致“中蒙間的族群對立，反滿、反漢、反中國之念漸生，脫離中國而獨立之心日強”。[20]
新政之中，最易引起蒙、漢衝突的是為防俄而增設的兵備處。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繼續指出：
“是年（宣統二年）十二月，軍諮府派專員唐某（引者按：即唐
在禮）來庫（倫）練兵，接充兵備處總辦，隨帶僚屬書記家丁
等六七十人、衛兵三十餘名。視事之初，大興土木，踵事增華
，其賓從等挾軍諮府之餘威，趾高氣揚，多所恣縱。……一時
庫倫地方，人心皇皇，側足而立。而兵備處上下百餘人之柴炭
器具鋪墊馬匹等，亦照例責令蒙古常川供給。蒙民莫名其妙，
但覺負擔日加，將無已時。……（又）建築新式兵營一座，房
屋四百餘間，而兵備處衛兵，復在外屢屢滋事，放槍示威等舉
動。雖一兵未練，而蒙情洶洶，幾如談虎色變。”[21]
兵備處的設立，不但未能起到穩定邊情的作用，反而引致“蒙情洶洶思變，俄人乘機煽動，外蒙遂醞釀獨立”。[22]
綜觀上文，新疆的“新政”確實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水利灌溉及農墾事宜方面。彭雨新曾經稱讚清廷的墾荒工作一般較歷朝為成功，其中尤以清代後期新疆的墾荒政策，最具成效。[23]相反而言，清末蒙古推行的“移民實邊”和“新政”等工作，不但成效不彰，甚至激化漢、蒙民族關係，導致外蒙在俄國的支持下，走上獨立的道路。當然，除了新疆的建設措施較能照顧實際需要外，兩區的政治架構和經濟狀況的差異也是導致推行“新政”時出現不同效果。改省後，中央政構直接控制新疆，該區的傳統政治力量大為削弱，加上新疆的農墾狀況發展較早，已有一定之基礎。蒙古地區的政治情勢與早期並未有很大的變化，王公、台吉、喇嘛的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同時，蒙古地區仍以游牧為主，農墾區僅集中於河套一帶，因此，在面對清廷一系列的改革下，引起了蒙人的反抗，外蒙上自王公下迄牧民，人人自危。俄國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稱此種殖民政策為“將王公領域夷為殖民地”之政策。同時，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外蒙王公也擔心實行新政後，將損害其原有的統治特權和經濟利益，所以極端仇視新政。再經俄人從中煽動，蒙人背華之心益決，親俄之志益堅。[24]
[1] 華立，前引書，頁２０８─２１６。
[2] 已扣除伊犁地區的數字，因１８８７年的統計不包括該區。參看華立，前引書，頁２１８─２２０。
[3] 詳細工程項目見華立，前引書，頁２２２─２２５。
[4] 阿拉騰奧其爾《清代伊犁將軍論稿》﹝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頁１８８；長庚首次出任伊犁將軍在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七年（１８９０─１９０１），見同書，頁２０７。
[5] 《新疆簡史》第二冊，頁２９７─２９８。
[6] 同上書，頁２９８。
[7] 華立，前引書，頁２２９─２３０。
[8] 參看盧明輝《清代北部邊疆民族經濟發展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頁１１５─１１６。
[9] 彭雨新《清代土地開墾史資料匯編》﹝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序言─清代土地開墾政策的演變及其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頁３。
[10] 同上書，頁７。
[11] 同上書，頁１０９載放墾收入中“先提公費三成，其餘半蒙半公，胥如例。”此外，蒙古王公並不是將３５％的收入全部據為己有，只佔比項收入的５０％，其餘分攤給台吉和箭丁等。
[12] 同上書，頁７４６。
[13] 盧明輝，前引書，頁１１７─１１８。
[14] 同上書，頁１１８。
[15] 貽縠《墾務奏議》，引自彭雨新，前引書，頁７１２─７１３。
[16] 引自同上書，頁７１６─７１９。
[17] 關於放墾工作的各種問題，可參考盧明輝，前引書，頁１２３─１３０。
[18] 《東三省政略、蒙務》，引自彭雨新，前引書，頁７１１。
[19]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５﹞頁４─５〈創辦新政〉條。
[20]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１９１１─１９１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５﹞頁２３。
[21] 陳崇祖，前引書，頁５。
[22]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６０﹞頁２。
[23] 彭雨新，前引書，頁７。
[24] 張啟雄，前引書，頁２３─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