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2）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4
五、马尔萨斯陷阱与中国计划生育
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战争和农民造反并不表示人口压力是它们的起源，但它们同样也不意味人口增长将永远不会把整个中国社会推近危机的边缘。汉末的黄巾起义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至少说明：当灾荒使得一个区域内人口与资源失衡后，农民的反叛可能发生。当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增长到了40000万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从此开始思考人口压力与社会动荡的关系。
我们认为，到了19世纪初，中国已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大部分地区传统农业经济的资源已经用尽，如果没有新资源的出现或农业技术在大范围内的重大改良，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脆弱平衡将很快被打破，整个社会将由此经历因人口压力而导致的马尔萨斯危机。珀金斯通过他对19世纪中国人口和土地的计算已大致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已经面临难以承担的人口压力。[66]清政府甚至更早在18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场关于粮价上涨原因的辩论而证明：它已认识到了人口压力。最具说服性的是，这场辩论发生在乾隆的各项平抑粮价的措施失败之后——增加生产、普免钱粮、动用国库和鼓励商运。尽管乾隆在1748年的辩论时反对绝大部分各省总督和巡抚的观点，但43年以后乾隆不得不承认：人口的增长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变得不可能，而他个人的辛勤和慷慨没有使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形势改观。[67]
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西部回民战争。对于这些事件，李和王更不认为与人口压力有任何联系。只有雷伟力和王国斌讨论了中国过去几个世纪来“危机死亡率”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但是除了基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研究而认为捻军造反有人口压力的因素外，所有其他19世纪的造反与冲突事件在他们眼里都与人口增长无关。[68]例如他们指出，1793-1805年导致了1000万人死亡的白莲教造反是由18－19世纪湖北、四川和陕西的白莲宗教所鼓动，是一种防卫性造反，反抗国家对这几省边界地带日益增长的政治控制。[69]的确，中国近几个世纪来的每一场较大的农民造反都可以被做出各种各样的分析，也没有哪个造反者明白地高喊他参加或发动起义是由于人口的压力，但这并不表明这些造反中不存在人口压力。例如，云南回民战争起源于大理，本身和大理平原容纳人口的能力有关，西北回民战争则与回汉两族争夺资源直接有关。至于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雷—王所认为的，是贫穷农民和边际人口在寻求生存时变为匪盗集团，是农民的生存战略转向大规模集体造反行为，与资源短缺有关。[70]
至于太平天国运动，雷伟力和王国斌也不认为有人口压力的因素。在他们看来，这场造反是由一群旨在寻求幸福和赎救的宗教信仰者所发动，他们从西南贫瘠地区移向了比较富地区去传播他们财富共享的理念。雷—王指出，如果西南人口压力所造成的贫穷导致了这场造反，那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中部和东部富裕地带的农民，或者较少感到人口对资源压力的农民也大批地卷入了这场农民战争。因此，中部和东部农民的卷入反过来说明西南部开始的造反并非由于人口压力。可是，这一解说又是一个将事物绝对化的对比。太平天国虽然与广西的人口压力无关，但却与广东的人口压力有关。起义的组织者和最早的参加者是粤东地区迁入的客家人，粤东客家人的外迁与当地资源的紧张很有关系，因此人口压力可以被视为是这场起义根本性原因之一。如果象雷—王那样将比较绝对化，那么我们也可以对太平天国作出如下的解说：这场起义是一场西南部农民开始的基督教运动，中部和东部农民参加这场起义是因为他们都信上帝。
19世纪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和民族冲突都含有人口压力的因素，连串起来时，它们表现出19世纪的中国很深切地感受到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威胁。这些战争和冲突的规模、所造成的社会动荡频率都反映出了中国农业社会在这一个世纪之内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果我们把历史稍作延伸，把1850-1949年间中国内部的战争和造反联起来看，马尔萨斯陷阱的压力展现得更加明白：几乎所有的战争和造反都得用“巨大”来描述其规模。尽管这些事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不得不寻求其长时段的根本性动力。这100年间大动荡的背后是中国追求现代化伴之而来的社会转型的痛苦，是中国持续人口压力的宣泄。正因为如此，这100年间不断的战争和造反才都覆盖了广阔的地区，它们吸引着众多人口并不仅仅因为它们信誓旦旦允诺着一个光明的未来，还因为它们能更现实地填饱肚子，哪怕以生命为代价。
这100年动荡也表现为马尔萨斯的“现实性抑制”。正是因为现实性抑制的消失以及公共卫体系的建立，中国的人口才在1950-1980年间从巨大的基数上毫无阻碍地增长，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的预防性抑制，即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而对马尔萨斯理论认识的不足，也成为这一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1950年代对马尔萨斯和人口学者马寅初的不恰当批评后，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毫无阻碍，并且毫无顾忌。
李中清、王丰根本不承认中国人口严重过剩的现实。他们认为，“尽管马尔萨斯的论证很有力，但事实从未如其所愿。尽管中国人口从1750年的2.25亿持续增长到1950年的6亿和今天的12亿以上，但人口过剩的阴影似乎一直是一个神话。”[71]如果按照李-王的解释，那么中国政府和学者在1990年代中期所估算的1.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是真实的存在，0.8亿-1亿的流动民工的外出并不是因为农村人口和资源的挤压，0.2亿以上的工人下岗全是因为所属工厂或公司经营不力所致。[72]李-王事实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绝对性人口过剩标准：活着的人口总是有机会在市场的竞争中或在权力对资源的计划配置下生存，相对性人口过剩并不存在。
显然，没有过剩人口，也就不需要对人口控制。基于这一道理，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从人口学对中国革命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解构：中国从13世纪，或从18世纪以来就有了一个对人口增长有效控制的，建立于复合家庭和集体主义之上的低已婚生育率体系；中国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复合家庭与集体主义，使已婚生育率体系随之崩溃，导致了革命后的人口无节制的爆炸式增长；但这一增长还没有足以导致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因此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只不过是对人口增长的过度反应，是对没有依据的“马尔萨斯担忧”做出的误判，是在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延续中基于权力而不是基于现实做出的决策。在这一解构中，李中清等为我们显示了对中国人口的另一种分析，把对现实的理解置入了历史，从对历史的理解中瓦解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现实。但问题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都不准确。
在这一认识之上，李中清等将中国人口史描绘为，“一种以低女性成活率和低已婚生育率为主的人口机制，使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万分之五……在公元1世纪，中国人可能已经多达7500万。到1700年，尽管中国疆域扩大了两倍以上，但中国人口也只有原来的两倍。”[73] 但是这一认识无视了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波动，把中国人口史和人口体系看成为一种内均衡。它将2000年的中国人口变动描述成了平坦的增长曲线，一次次战争、瘟疫、灾荒造成的人口大死亡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不仅是统统消失，而且是统统被消失。这一神话不仅颠覆了2000年的中国人口史，不夸张地说，也颠覆了2000年的中国历史。[74]
六、结论
第一，从17世纪晚期开始，中国的人口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中叶，人口的增长速度降低。19世纪中期以后的战争、瘟疫和灾荒导致中国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1850-1949年的人口形成了缓慢的增长。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通过微观人口研究和不恰当地使用宏观人口数据，把17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口描述为稳定的指数增长，有悖于历史真实。
第二，直到195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传统人口体系之下。自然生育率造成的高生育率支配着中国的生育率体系；婴儿死亡率和不断的危机死亡率导致的高死亡率支配着中国的死亡率体系。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通过改变溺婴的范畴建立了一个中国独特的低生育率的、下降的和转型的人口体系。这一改变没有中国历史的依据。它只能误导而不是澄清对历史时期中国生育实践的理解。
第三，19世纪起，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人口的压力。尽管1850-1949年的战争、瘟疫、灾荒
对中国人口产生过现实性抑制，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有着强制的预防性抑制，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两种抑制都没有能够根本性地舒缓压力。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对人口过剩缺乏清晰的定义，无视现实地否定了中国人口的压力，以一个虚构的历史生育率体系和不具普遍性的传统人口管理制度来批评当代中国国家的生育和人口政策，这一批评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第四， 马尔萨斯对中国历史人口的认识没有重大错误，相反，李中清等新一代学者的对马尔萨斯的认识存在重大错误。马尔萨斯通过传教士的述说了解了中国的溺婴，并将它归为非道德的现实性抑制；李中清等将其视作有理性的预防性抑制，把对马尔萨斯的批评不适当地置于另立的坐标。马尔萨斯确认中国为无控制的生育，并指出了人口压力的危险性；[75]李中清等对于人口的生育存在理解上的问题，并忽视了宏观的人口史，他们创立的生育率理论并不能够替代马尔萨斯对中国历史人口的描述。马尔萨斯对中国历史人口的认识是基于200年前传统的中国社会，但李中清和王丰主要是以现代中国，特别是以实行计划生育后的中国人口变动对马尔萨斯进行批评和修正。这种批评不仅很不恰当，并且也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或修正马尔萨斯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