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2）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24
注释
[49]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页。
[50]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139页；Stevan Harrell and Thomas Pullum, “Marriage, mortality, and development cycle in three Xiaoshan lineages;” 周夷谷：《近代中国妇女婚后生育研究》；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8-999页。
[51] Christopher Wilson, ed., The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 pp.156-157.
[52]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0-131，141页；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53] 曹锦清、张乐天《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第100页。
[54] 凌志军，1997：《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2页。
[55] 李文海、程肃、刘仰东、夏明方，1994：《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4页。李文海和他的研究小组所展示的1840-1949年的中国饥荒通常影响到四分之一到半个中国。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可以大致被视为与中国面积相似，但这种大规模的饥荒从1500年以来基本没有发生过。对人口有较大影响的是1845-51年的爱尔兰土豆大饥荒和1866-68的芬兰大饥荒，它们在爱尔兰导致了100多万人死亡（总人口800多万），在芬兰导致了近10万人死亡（总人口180万），但从整个欧洲着眼，这些饥荒只是发生在极小部分地区。对人口稍有影响的饥荒发生在1550年代的英国，1690年代的法国，1740年代的爱尔兰，和1810年代的大部分欧洲地区，但饥荒刚一终结，人口的增长已经平衡了饥荒中人口的损失。苏联1918-22年的大饥荒和乌克兰1932-22的大饥荒除了与革命和政治有关外，也只不过发生在欧洲的一块地区。参见：Crada, Cormac. 1999. Black ’47 and Beyo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n History, Economy, and Mem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6, 226-231.
[56] 尽管如此，珀金斯的计算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他将1400年中国土地数量定为370万顷，而根据本文第一作者的研究，其数量可能达到500万顷。参见曹树基《对明代初年田土数的新认识——兼论明初边卫所辖民籍人口》，《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7]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346页。
[58] 李中清等关于身高、卡路里等生活水准的论述，请参见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4-47页。
[59]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60]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第221页。
[61] 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86页。
[62] 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281页。
[63] 阎瑞、陈胜利：〈40年来中国人口分年龄死亡率与寿命水平的研究〉，载于常崇煊主编：《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北京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10-529页。
[64]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12页。
[65]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81页。
[66]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0-34页。
[67] 在乾隆朝1748年关于粮价上涨的辩论中，河南、两广、云贵、贵州、安徽、江西、湖北、陕西、两江、云南等省的总督和巡抚等一致认为：粮价日增，原非一时顿长，实由生齿日繁。甘肃巡抚认为粮价的上涨是收成好坏所致，浙江巡抚认为是经济作物挤掉了粮食作物。他们两人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它的模式。在人口密度很小的甘肃，巡抚没有感到人口压力；而在商业发达的浙江，巡抚对经济结构性改变比人口压力感受更深。乾隆不理会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在1791年他还是最终认可了大多数的意见。参见：唐文基、罗庆泗：《乾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
[68] Lavely and Wong, 19
[69] 关于白莲教造反的死亡人数，参见：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1999：
[70] Lavely and Wong, 1998.
[71]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72] 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9；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