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作者：姜飞

时间：2006-08-03

因此，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研究是件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事情。但是否我们就此就灰心丧气，随波逐流了呢？也不必。中医理论中认为各个身体部分相互联系，各种自然物质生生相克，但在用药上并没有就此无法适从。深刻认识支撑传播自行为的要件并抓住它，将影响系数进行纵向的排列和遴选，用实践事实所提供的语境进行排除法处理系数，用实践所要求的目标和提供的语境处理传播主干似乎是一种方法。而且，童先生在文中用了一个词语，“话语权”。“跨国传媒公司的主要追求是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主要不是争夺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童先生所否定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的争夺，却恰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

五、世界文化的在劫难逃以及中国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生态

对重建平等、民主的跨文化传播秩序的需求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等针对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的抵制都是一种世界和本土平衡观念下的自然反映，对我们自己来说，来自于对世界文化和中国当前跨文化传播生态的考察。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是几个大的主脉，一个是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意识形态之争；二是由美籍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开启的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文化批判；三是以美国为首的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进行投资、经营的过程；四是依托数字技术所进行的所谓信息产业的革命，以“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和建设为象征；五是“苏东波”事件后美国单极世界的构建和“9.11”事件前后美国向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动的单边军事行动对单极世界的强化；六是当前在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

这些“巨大”的事件构成了来自各个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在21世纪开启之时进行思考的语境。尤其是将传播媒介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大众传播学，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巨大事件开始和演变的整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而更需要关注这样的语境。

从这些巨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几个关键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产业、文化批判、信息技术、文化冲突。如果尝试概括当前世界当前的文化现实，就是以文化为主词，从历史的角度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如下面简易图所示。从现实的角度有两个分支：从技术对文化发展阈限的突破角度，我们看到了传播技术在促进信息流动的积极作用的旁边，被当作斗争的工具的现实。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新技术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从产业化这一角度，我们看到了几乎所有的文化形式逐渐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收容、整编和格式化的过程，文化将成为人类巨大的消化机器流水线上的一种而被买卖、清洗、烹饪和消化。这也几乎是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难以逃脱的现实之“劫”。包括文化冲突在内，也不过是某种文化发展的大逻辑：冲突的形式、机制和消化冲突的方法都将被研究并被堂而皇之地概念化而成为某种文化战略餐桌上保持营养均衡的策略选择。从而“文化”成了当今最大的一个超现实主义语汇，围绕着它所产生的所有延伸，诸如文化批判、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传播，再以这些词为核心，增加定语和宾语、状语。文化被所有的这些修饰成分所包围而脱离了主轴，文化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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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在劫难逃，而中国在这种语境下，面临更多严重和现实的问题。我们发现，跨文化传播导致的本土文化危机问题不是说多了，而恰是说少了。

在当前的跨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倾销、文化保护、文化例外、文化产业、文化冲突、文化重建、文化失语、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文化传统、文化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生态。

如下图所示。黄色的椭圆代表中国，脑子中固守着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却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临失语的危险。中国从未放弃与世界的对话，但在这同时，也找了一顶“文化保护”的瓜皮帽戴上，试图将来自异域的文化渗透挡一些在外面。但很多时候文化的渗透甚至文化战争已经是全方位的和全天候的，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下，文明冲突的现实已经是愈演愈烈。世界文化的地平线已经倾斜，西方文化以文化产业为形式，已经迫使中国国内在发展同样的文化产业的同时，登上了西方设计的新的地平线。我们在被迫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发展的地平线的时候，在我们自身还来不及促成一个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地平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文化产业这个新的地平线下，经受着来自世界方位的西方文化的倾销的巨大压力，于是，“文化重建”这个莫名其妙的话语似乎成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被一些精英人士所把握和玩弄。两条甚至多条地平线下，中国的方向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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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或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它能镇定自若地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收编于某种比较明确的秩序中，并在说与被说的过程中“把相关的对象表象为相互包涵和隶属的对象”17 。说白了就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整编行为和世界观的构造过程。当一种外来的文化竟然能跨语境地通行，并像联合收割机一样地捕获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时，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思考，究竟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生产能力出了问题，还是这种外来文化是如此强大，果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方向？还是在延续着“强权即真理”的寓言，并在当前主要靠技术支撑的传播环境（电子媒介时代）推波助澜下跨越了他自身发展和冲击的局限，遽然增加的加速度使所有追逐的努力相对化，距离定格，而自身竟然脱离了地球引力进入太空漂移？

三个问题中除了第二个是无法检验的以外，其他两个都以活生生的例子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给本土文化生产带来日益增加的焦虑和困惑。好比是一只惊恐的小白鼠乙，担心脱离滑道的迫切促使他不断地用爪子去蹬滑道，但所有努力的结果却使得滑道转动的速度加快，小白鼠愈发不敢、不能脱离。而另一只小白鼠甲果然已经脱离了滑道从而脱离了这种焦虑而实现了太空行走，甚至还能悠然地指点滑道上的小白鼠乙——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小白鼠乙

1、乙2在加入乙的行列。我们，中国，是乙系列，还是甲系列？太多的求解的冲动和方向，我们面临歧路而亡羊的可能？

对多维、多变生态的需求以及对这种需求提供的可能，会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普遍质疑的素质和空气，其结果最起码的是一点：你说什么他不相信了。于是危机产生了。不仅是表述本身的危机，因为任何时点都需要表述本身；也不是现时表达者的危机，因为对现时表达者来说，其损失至多是为下一个现时表达者腾出表达空间的损失，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自己不过是如水流的兵。危机危及的是表述的方式和内容，是那个所谓“铁”打的“营盘”和受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看看中国文化这个“营盘”情形如何？不消多说。受众如何？也不消多说。难道真的就有“脱离了重心引力”的小白鼠甲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概括：发展“此在”的诱惑下，使得落后的东方集体出走，排队上了滑道，并由此开始了和小白鼠乙类似的历程和焦虑。某种虚无的“领航员”将岸边的观赏石舫撬起来，引导大家上船，任凭双方不断努力——挥旗子、打手势、喊话、威胁、利诱、轰炸，最终成效的性价比不高，石舫出海的刹那就意味着某种不归路。看看阿根廷的改革，再换个角度来看看东欧国家变化的历程，或许对不管是小白鼠还是石舫的寓意就很明了了。不同的语境（甚至有时可能类似水与火的冲突）努力创造或走进一个家，但最终并没有家的感觉，凸显的却是焦虑和恐惧。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就在呼唤着对话、对话。但从目前来看，对话的结果又如何？双双出走！于是，表述的危机凸现对话的危险。怎么办？不是关门，而是让对话双方自查自己的偏狭与疏狂。

六、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问题和思考

童先生在文中第三部分“积极探索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中，列举了西方国家传播优势的一系列数字后，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明显优势，除了它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外，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重视发现和驾驭跨文化传播的规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童先生对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的殷殷期待见于笔端。但把“跨文化传播作为一门学问”提升到促成西方明显的传播优势的位置上，似乎将学者的作用过于拔高了。此问题可忽略不计，童先生主要是想说明，“要想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有根本的改变，必须先做一番相关的学识启蒙和教化工作。

因为，“中国既没有西方国家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达到西方业已达到的程度。”

童先生所谓的“西方这样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指的是“二战”以后西方文化在东方的扩张，还是“二战”前近300多年的西方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殖民活动？实际上，不管指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所谓的跨文化传播活动都体现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逻辑。“二战”以后的美国继承了前宗主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衣钵，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是文化的新殖民主义。从古典东方学到现代东方学到当代东方学的变迁本身就是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新殖民主义的变迁18 ，其中贯穿的自然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大规模活动”。从学科发展来说，作为跨文化传播学起源的人类学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滋生出来。

我们知道，人类学至少在它的早期历史中，首先在作为殖民主义扩张时代的产物而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于殖民当局的政治统治。因此，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最初只是以西方的学科分化及其发展实践为出发点的，其中自然代有不少欧美中心主义的非科学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最初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民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不过，人类学在它以后的发展中毕竟逐步地具备了某种作为异义申述之学的属性，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把他们的研究作为使西方文明相对化的手段，新大陆的发现，人类及其文化多样性的昭然若揭，都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中激发了“自我认识”的热情。于是，不仅整个西方的思想界都从人类学中汲取了不可多得的滋养，而且，“文明”人也在人类学的实践中不断致力于自我的反省19 。

已经有诸多学者论述了“二战”后美国对占领地区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导致了对跨文化传播的关注，最终学者的研究产生了跨文化传播学。也就是说，人类学，更具体说，是文化人类学构成跨文化传播学的直接理论渊源。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这样从文化人类学出发进行的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驻扎在缅甸的美军人手一册本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小册子，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也是服从于二战后对日本的控制的结晶。

但作为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或领域的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却出现了两个“脱离”：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引进脱离该理论在美国产生的人类学背景，除了进行断章取义的观点的论述和逻辑的推演外，更多的注重传播学理的探讨和传播技巧；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现实运用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出现了将跨文化传播的一些理论运用于中国时的削足适履现象。两头的脱离就把处于中间的跨文化传播学悬置了起来，成了空中楼阁。以致于有人会问：这个四不像的所谓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的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应该是童先生所谓的“学识的教化和启蒙”？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需要来自传播学和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作很多的前提工作。我们认为，首先就是针对上述两个“脱离”的两个“回归”。

第一个回归，就是在讲授和研究跨文化传播学的时候，明确地将它置放到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政策背景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下面去阐释，将这两个背景的关系以及后来跨文化传播学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的演变说清楚。这个演变就包括将它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和现实的延伸。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讲的是西方文化如何“跨”东方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如何将西方文化输送到东方，其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所有的目的也基本上都指向这个最终目标。征服、同化、殖民（领土殖民、文化殖民）。也许这些目的都有了更艺术的表述，比如博爱、民主和自由等，但再艺术的表述都无法掩盖的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自由、民主和施舍性的博爱以及忍耐性的博爱等实质。由于世界工业化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这样的目标现在也被分解到各个领域，比如跨文化的商业谈判，跨文化的电影产品推广等，在各个细节的分支上被客观化的同时，跨文化传播整体上的征服性就被虚拟化，以致被忽略。在很多时候甚至出现了“反制”现象：在西方文化跨东方的同时，东方文化也要努力去跨西方，在西方化的旁边也要打出一个红通通的东方化的世界。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本身就已经被殖民主义所充分地使用，一直到现在还被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民族、种族、性别等的专家所不断地批判，具体化为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男权主义等。

简而言之，跨文化传播学的起源是带有极大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文化人类学，在将它介绍到中国的时候，需要将其文化人类学理论背景讲清楚的同时，还要将其殖民主义色彩揭示出来，并要在这样的过程中规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东方学的旁边再树立一个西方学之对应，违背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目标：促进各种文化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平等交流。

第二个回归，就是要让跨文化传播学这个“外来的和尚”念本土的“经”。在大力介绍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跨文化传播学。首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事例，比如汉代张骞、班超通使西域、唐玄奘游学印度写作《大唐西域记》、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写了《西洋蕃国志》等20 。到了清朝，一批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志刚、郭嵩焘、黎庶昌、曾纪泽、薛福成等；一批考察外国政治、法律的专使，如戴鸿慈、载泽等；一批政治人士和旅行家，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邓小平等都先后到了西欧各国或美洲各国或日本。除了这些为了外交和学习的目标的跨文化活动外，还有诸如丝绸之路等商业活动，以及成吉思汗、鸦片战争等的战争活动都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其次，除了这些游记、出使、考察外，中国也有很多对跨文化交流现象进行研究的人士和著述。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编的《四洲志》，“五四运动”、《新青年》对西方的“德”、“赛”二先生的介绍和倡议、近代更有以梁涑溟为代表的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比较的学者和著述，比如梁涑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从某种角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早期著作。

中国有自己的跨文化的实践、著述和理论，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个世界就是互相观察、学习和借鉴而汇集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结晶。如何在中国的人类学资源、西方的人类学成果、中国的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和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四者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设立一个合适的变压器，结合中国的实际探讨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生态问题，就是在对西方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介绍过来之后，中国的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从理论资源上，需要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为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推进吸取资源，所谓为跨文化传播学认祖归宗；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将主要是人类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等方法结合起来，第三，在研究对象上，需要史、论、实三者的结合。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需要治史（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立论（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取实（当前的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问题）。第四，在研究的取向上，应该努力摒弃二元对立的思想，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自我认识”和“文明相对化认识”的国际水平，建立起良性、公平、合理的跨文化传播体制，从而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就是摆在人类学和传播学等诸多学科专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释：

1 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 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见《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序言，姜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美]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美国新闻史》，苏金琥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 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人文启蒙网”http://www.renwen.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

5 孙丹，“文化压路机向中国驶来？”。

6 有关境外媒体进入俄罗斯的情况详细请参考姜飞主编，《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

7 [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第1页。

8 [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倡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9 引同上，第181页。

10 引同上，第38页。

11 引同上，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