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转型中的畸形博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孙立平说，我们一直有个期望，就是在国家之外能长出一个社会来，只要能长出一个社会来，就不难制约国家。现在，社会是逐渐长出来了，但社会也在分化，越来越复杂。
孙认为，岂止社会在分化，公权也在分化，典型的特征就是部门打架。不同部门之间打架，打的当然都是部门利益。所以人们讲，现在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公和私，再加上官员腐败的因素，就使公和私这两种不同的利益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联结起来，处于强势的私权往往借着公权的名义大行其道，侵犯处于弱势的私权。这样一种复杂的格局，使得识别公权私权变得空前困难，更不用说规范公权私权了。这构成当今利益博弈的一个显著特点。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我们缺少一种能够盛装这种博弈的容器，这是孙立平所说的利益博弈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孙认为，面对博弈，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担忧的。在博弈时代到来之时，公权依旧很少改变，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的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他列举了畸形博弈的几个表征：
其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当政府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或者说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主体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政府就成为当事一方，这时候公正往往免谈。
其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中国的两极分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孙的解答是：不是因为某种政策的偶然失误，也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不一样。而能力的不一样，在于权力的不一样。正是公权的介入，这样一个非自然非市场的因素，才使两极分化走到今天，以致利益主体的失衡发展到精英寡头化的程度。
其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机制在起作用。1980年代的利益分化只是收入分配的分化。1990年代中期之后，瓜分经济的苗头出现，个人或团体开始瓜分公共资源，利益落差扩大。近几年走到第三阶段，掠夺经济开始抬头，公共资源所剩无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掏腰包，利益落差因此急剧扩大。
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孙教授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使当事各方多一些选择而不是华山一条路，使矛盾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再就是承认利益组织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达和提炼，以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够有序展开而无失控之虞。
钟伟：社会成本比资源成本更昂贵
致力于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钟伟教授告诉记者，从这些博弈个案中，他发现一个规律：所有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冲突，而不是挑战意识形态，也不是反对各级政府。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处置的时候，当私产安全、生命安全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并向上蔓延。钟伟据此断言，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绝不存在所谓政治危机的问题。但如果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而是想像过度，似乎只要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钟伟认为，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不均衡。比如土地开发权的集中，电厂的建设，如果算大账，往往意味着利益总量的增进，原因很简单，土地的非农业使用肯定会比农业使用能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在于公权介入之后，就把私权挤走了；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冲突时，往往是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作为政府官员，往往只考虑地方财政增收，只考虑公权的需要，而很少换位思考，兼顾民众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过于霸气，没有请求人民同意这样的习惯。尽管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决策可能是对的，确实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整体利益跟个人利益的关系，忽略个人利益，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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