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转型中的畸形博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孙教授为此呼吁：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使当事各方多一些选择而不是华山一条路，使矛盾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再就是承认利益组织的合法性，以利于利益要求的表达和提炼，以利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磨合，使利益博弈能够有序展开而无失控之虞。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现实中缺少一种能够盛装这种博弈的容器，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据中国国家信访局透露，2004年该局受理的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急剧上升的数字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博弈时代到来之时，而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担忧的。
日前，江平、孙立平、钟伟、何帆、杨鹏等大陆知名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激辩。
江平：公权与私权冲突成博弈主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把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私权跟私权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公权跟公权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公权跟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跟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只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决。公权跟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甚至闹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只有最后一种冲突，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江平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现在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但距完全的市场经济为时尚早，这就注定了一方面国家干预仍较广泛，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又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构成当下中国利益博弈的主题。
江平认为，要解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必须清除观念障碍，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任何人无权剥夺或者限制。
江平说，问题就在这里，相关法律规定往往十分粗疏，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颇为含混，不免给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紧迫。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
江平尤其对刚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深表忧虑。他认为，《物权法》本应是私权的保护神，但《物权法》草案在某些方面却大大退步了。关于征用私产，原来写的是给予合理补偿，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却是这样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用私人财产，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偿，“合理补偿”也没有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规定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合法合理，国家规定万一不合法不合理怎么办？第二，什么叫国家规定？我们的法律体系只有法律法规规章这样的概念，从来没有“国家规定”之类的笼统概念。“国家规定”含义笼统，以至于谁都可以说自己的规定是国家规定，谁都可以借国家规定打私人财产的主意，这么一来，公民的合法私产还能安宁吗？江平为此疾呼：“国家规定”必须受制约。一方面，“国家规定”要有严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对国家规定不服，应该有救济渠道，可以告上法庭，这就需要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要是国家规定就必须服从，这种立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给私权保障机制留下很大隐患。
孙立平：畸形博弈导致社会风险增长
江平的观点为多数学者赞许，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则表示不能完全认同。
孙立平断言，情况实际上比江平先生的划分更为复杂。当下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公私分明的社会。他举了一个例：比如房屋拆迁，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其背后很可能是某个开发商的利益。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权私权冲突，而是公权和私权结合到一起，欺压另一部分私权。孙认为，近年的所谓房地产热，实质上就是房地产商与地方利益部门联手打造的。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房地产领域，教育产业化也好，医疗产业化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权和公权结合到一起。
利益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现实中缺少一种能够盛装这种博弈的容器，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正常的博弈规则很难建立起来，整个博弈过程就不能不是一个畸形的过程。
据中国国家信访局透露，2004年该局受理的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急剧上升的数字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博弈时代到来之时，而我们缺乏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必要准备，缺乏博弈所必需的舞台和规则，这是最可担忧的。
日前，江平、孙立平、钟伟、何帆、杨鹏等大陆知名学者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激辩。
江平：公权与私权冲突成博弈主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把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私权跟私权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公权跟公权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公权跟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跟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只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决。公权跟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甚至闹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只有最后一种冲突，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江平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现在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但距完全的市场经济为时尚早，这就注定了一方面国家干预仍较广泛，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又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与私权的冲突，构成当下中国利益博弈的主题。
江平认为，要解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必须清除观念障碍，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任何人无权剥夺或者限制。
江平说，问题就在这里，相关法律规定往往十分粗疏，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颇为含混，不免给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紧迫。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
江平尤其对刚刚公布的《物权法》草案深表忧虑。他认为，《物权法》本应是私权的保护神，但《物权法》草案在某些方面却大大退步了。关于征用私产，原来写的是给予合理补偿，现在的《物权法》草案却是这样规定：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可以征用私人财产，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偿，“合理补偿”也没有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规定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合法合理，国家规定万一不合法不合理怎么办？第二，什么叫国家规定？我们的法律体系只有法律法规规章这样的概念，从来没有“国家规定”之类的笼统概念。“国家规定”含义笼统，以至于谁都可以说自己的规定是国家规定，谁都可以借国家规定打私人财产的主意，这么一来，公民的合法私产还能安宁吗？江平为此疾呼：“国家规定”必须受制约。一方面，“国家规定”要有严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对国家规定不服，应该有救济渠道，可以告上法庭，这就需要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要是国家规定就必须服从，这种立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给私权保障机制留下很大隐患。
孙立平：畸形博弈导致社会风险增长
江平的观点为多数学者赞许，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则表示不能完全认同。
孙立平断言，情况实际上比江平先生的划分更为复杂。当下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公私分明的社会。他举了一个例：比如房屋拆迁，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其背后很可能是某个开发商的利益。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权私权冲突，而是公权和私权结合到一起，欺压另一部分私权。孙认为，近年的所谓房地产热，实质上就是房地产商与地方利益部门联手打造的。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房地产领域，教育产业化也好，医疗产业化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权和公权结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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