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转型中的畸形博弈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钟伟特别提醒：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警惕这样的倾向，即公权过于强势的倾向。有一种观点曾颇为流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巨大成就，奥妙就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源的高度集中。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征地没什么成本，所以高速公路迅速修起来了；因为矿产是国家的，资源没什么成本，所以大型国有企业迅速发展了。一些学者据此推论，如果不是高度集中，而是把财富量化到公民个人头上，那么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效，所谓制度的节约成本就不存在了。因此集权不是弊端，恰恰是我们的制度优势。钟伟毫不掩饰他对这种观点的反感。他说，集权是有效率的，集权可以带来繁荣，但人民需要的不只是效率，人民更需要公平；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如果只要效率，只要繁荣，而根本不考虑人民的这些感受，那么，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社会变革。历史证明，只强调集权的效率和集权所带来的制度节约，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何帆：公权与公权亦需均衡
青年经济学家何帆以体制内部关系的调整，作为建构博弈机制的切入点进行阐述。他认为，很多问题未必都是地方政府的问题。民众所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事实上大部分是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地方政府要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并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除了征地之类，它往往没有别的资源，这就迫使它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财政体系的缺位，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缺失。
何帆认为，建构博弈机制的必要前提，是调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种调整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入手。他强调，很多东西应该由公共财政来埋单，和谐社会的建设不能只靠精神投入，也是要拿钱来投入的，比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公共教育体系的建设，环保机制的强化，只有加大投资健全了这些体系，和谐社会才是可以期待的。否则，该投资的公共产品不投资，全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地方政府既不能发债，又不能有合理的财政收入来源，当然只能“铤而走险”。
何帆说，公共财政体系的建构，实际上是中央跟地方在利益上的调整，包括权力层面的调整。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权力下放的幅度。因为所有的权力为你所有，所有的问题也都会归到你的头上。与其如此，不如通过适当分权，让地方政府为中央政府分担一些责任，从而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大的灵活性。否则，到头来地方政府的所有失误，最后都要让中央政府来埋单，压力就会统统集中到中央政府，这对稳定大局显然是不利的。
杨鹏：公权分割是最危险的事情
政治学者杨鹏认为，利益分化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分化，其结局不只是社会多元，也包括了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不仅导致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更导致体制内部各利益群体的独立化。体制内部的独立性团体，都借助普遍的公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都借助合法伤害权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许多所谓的公私冲突，说到底，还是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有一部分私人可以利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一部分私人成为牺牲品。杨鹏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早解决这个问题，矛盾只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杨鹏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政府重建，即建设一个统一的政府。多元社会、多元政府是非常危险的局面，越是多元社会，越是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一个公共的政府。只有统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不至为各种不同的乃至是对立的私权所利用；只有统一的政府、公共的政府，才有能力平衡、协调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结语：构建博弈机制的社会条件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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