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一）英国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格利格尔·本顿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有《1937-1938年新四军的创建》（1991年）、《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1992年）、《中国的托洛斯基与民主》（1992年）、《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洛斯基》（1994年）、《中共在华北、华中抗战比较(1937-1945)》（1996年）、《中国的城市革命：1921-1952年中国托洛斯基历史探索》（1996年），他还翻译了反映1925-1950年中共工人运动缩影的人物传记《郑超麟回忆录》。
英国的弗里德里克·李顿运用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国的档案，并同时使用上海工部局的卷宗和原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撰文详细地叙述了牛兰事件的全过程。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他和夫人汪得莉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作者对牛兰所负责的工作职责、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的活动、牛兰夫妇的身份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上文所提到的英国《中国季刊》主编沈大卫（1991-1996年任主编）是英国中国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美亚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亚洲安全问题。1993年沈大卫编辑出版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该书汇集了18位中国学研究者从多个侧面分析介绍的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1994年沈大卫与薄宾森（音译）合编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要从高起点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并指出，需要对中国对外政策做进一步多方面研究：如应从交叉研究、思想概念与实践、全球事务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政策比较等，力争做全方位的综合研究。1995年他又将曾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过的、影响较好的评述邓小平的文章汇成文集出版，名为《邓小平：中国政治家的形象》一书，内容涉及邓小平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邓小平的早期生涯，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作为革命战士的邓小平等方面。随后他又撰写以及与他人合作编辑出版了《1949-1995年的中欧关系》（1996年）、《中国读本：改革年代》（1999年）和《近代中国政府》（2000年）等著作。
施拉姆领衔主持了一项题为《中国的国家制度》的长期研究课题，得到了欧洲基金会的资助，将对中国国家制度、历史发展和现行结构进行评析，并最终形成一部两卷本的著作。
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斯著有《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注：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London:Hamilton,1993.）一书，认为邓小平把政治上的保守与经济上的激进结合起来。
罗伯特·本尼威克和保罗·威格罗弗编辑出版《九十年代的中国》（1995年）一书。这本书由英国的21位作者利用普通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主要向学生和读者介绍中国90年代的发展和变化情况。罗伯特·本尼威克分析了1989年的风波。他不仅分析了学生的游行情况，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定方面的考虑。他认为，从国家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被赋予维持国家内部稳定和防御外来威胁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目前的重点是维持政治稳定，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改革，并试图奠定经济发展的合法政治基础。
（二）澳大利亚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奈特与阿尔夫·德里克、保罗·希利联合编辑出版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评析》一书（注：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New Jersey,1997.）。这是一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主流派所作，这些论文的观点基本上与以往的左派与保守派都不同。
主编者认为，1993年中国大陆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现了一股关注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毛泽东热”。从最表面的各种像章、张贴画，到各种诗歌、回忆录和学术讨论，这些纪念活动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含义。编者认为，虽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官方的评价，但是随着有关文件的不断公布，有关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而且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是多样化的，他的影响也在走向全球化。由于多样化，人们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生平以及他的各种政策等的评价就不会停止在一些特定的结论上。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有左派，也有保守派，他们各持各的观点，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客观。编者在本书的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并进行了评价。
本书所收录的其他13篇文章的观点，都是比较“左”，或者比较激进的，编者希望从这些比较激进的观点中重新评价毛泽东以及他的一些活动。编者认为这些文章有一些创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罗宪·普拉斯奈克采用社会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毛泽东有关妇女的思想和政策，理查德·约翰逊采用后结构主义分析毛泽东思想，而阿尔夫·德里克则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文献。并对传统的要进行毛泽东研究，就要进行中国研究，要进行中国研究，就要学习中国语言的模式进行质疑。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特点，并对其中的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进行了评价；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专门讨论了全球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影响，特别是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南美、印度、越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比较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问题。英国的《研究与学习》1995年第10期刊登了他的文章，分析中共七大毛泽东领导权的形成及围绕此变化的中央内部的权力变化的问题，泰韦斯的研究特点是强调权力论观点。他所著的《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七大的召开》（1994年），这是作者利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享有最高威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党内制度如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事实上共产国际的行动和影响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作者指出，精明的毛泽东知道从列宁主义向具有个人魅力领导人领导的党的转变，要得到已经存在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和程序的支持，要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要得到莫斯科的重要支持。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还与孙华仁（音译）合作出版了《中国的灾难之路：1955-1959年毛、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层与大跃进的出现》（1999年）一书。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探讨了“大跃进”的起源，以及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机制。作者认为，“大跃进”的出现是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中央领导层、政府的关键部门如国家计委、商业部和财政部以及省级和地方官员等，对“大跃进”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责任。
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编辑的《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一书中，分析了澳大利亚由于参与美国冷战期间打中国牌，使中国市场未能全方位对澳开放的原因。作者认为两国建交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且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澳经贸关系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乔纳森·尤格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由9位作者合作的书——《中国的民族主义》（1996年），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保持政权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骄傲的核心理念，民族主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提倡。
科林·麦克凯拉斯是澳大利亚格里夫兹大学从事近代亚洲研究的教授。他在1989年著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注：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本书有三个部分：一是1949年到现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二是从过去到1949年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三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麦克尔·盛著有《毛与斯大林：对手还是同志？》一书。著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公布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对1950年以前的中苏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史料，作者认为，1935年至1950年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革命同志而不是对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响应的，斯大林对这期间中共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如，1945年8月21日，中共改变了于8月20日作出的占领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计划，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一改前一段时间对蒋介石邀请其到重庆和平谈判的消极态度，宣布他要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政策的改变是由于1945年8月20、22日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共另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变是1945年9月14日。由于苏联特使的延安之行，使中共改变了其南下发展战略为北上东北的发展战略（注：China Quaterly,1992,Vol,129.）。
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迈克尔·弗罗利克、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和林达·赫什科维茨，他们各自研究的都是同一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探讨的是地区内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著有《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迈克尔·弗罗利克则关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著有《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林达·赫什科维茨研究城市化趋势，著有《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因为他们的文章是为政府官员而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创性的。
法国的毕仰高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著有《近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注：Lucien Bianco,Brian Hook,Kuan Hsin-chi,Gilbert Rozmar.,Tony Saich,Tanaka Kyoko,Jonathan Unger ang Ezra F.Vogel,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1994.)(The China Quaterly,1995,Vol,143.)）。这本书对日本、北欧、法国、英国、美国等的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虽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有各的研究特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对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中苏分裂以及早期的冷战对苏联和美国的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德国也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1995年）。魏格林在他的《古为今用》一书中，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角度对1945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一书（上卷，1989年版）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合作而成。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两国学者向以往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端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论及无产阶级罢工斗争时，不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史华茨的著作。
1990年在荷兰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讨会，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编辑出版这一研讨会的论文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观点》（1995年）。
本论文集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行编辑。第一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以前的历史的；第二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至1937年农村土地革命的，这一部分原来关注得较少。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战争年代的论文。本书作者使用了较多新资料，但是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永荫（音译）撰写了《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一书，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博米·罗伊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1998年）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的前景等进行了理论阐述。
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是目前的研究主流，主要研究重要人物以及中外关系，有关研究成果的信息均刊登在上述提到的三份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加拿大的《近代中国》和英国的《中国季刊》。
人物研究分两种形式：一类是《中国季刊》，请一些学者对近年逝世的知名中国学专家进行评价，其中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的人有，如第154期的戈登·怀特、第160期的邹谠，第158期的许华茨等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中国问题，出版过有相当影响的著作。
另一类是关于人物研究论著，有里贝卡·斯蒂芬特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1996年）。阿尔宾·麦克尔编辑的《江青传》，塞夸康·邵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基础》（1996年）。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安尼·程的《越共与中共关系与第二次印支冲突1956-1962》（1997年）。赵纶盛（音译）的《演绎中国外交政策》（1996年）。丹尼·罗伊的《中国的对外关系》（1998年）一书，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论体系。
四、从分析各国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了解外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并将关注的视角从美俄日三国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目的是更好地、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我们要对这一工作给予重视。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谬误之处取严肃的批评态度，做必要的有理有据的批驳。
（一）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
应当指出，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是关于经济和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看到，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论界能否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西方学者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其观点并不都是客观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凝聚了许多人的研究心得，应成为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经验是可行的，外国的学者也是承认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80年历史的评价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借鉴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这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权宜之计，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运行的环境、执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等方面多与我们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共党史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拒腐防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鲜活的反面教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相继停刊，使我们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失去了重要的学术园地。这在当前国际化浪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二）应加强对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学者成果的评析工作
国外刊登研究中国文章的刊物已有相当的数量，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和论著也不少，由于语言以及交流少等原因，我们不可能对这些研究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有影响的研究刊物和学者成果的了解，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如《中国季刊》，已出版40周年，其间已七易主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述评涵盖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及各历史时期，许多权威学者在此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和中共党史研究与关注的趋向和成果。对其做系统的分析和评析将有益于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又如尼克·奈特，近年来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如《李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生命与思想》等。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与许多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认为，毛泽东是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其应用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本质做理论分析，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应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研究，才能使这一研究有深刻意义可言。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著作及观点做重点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