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缘何美化侵略历史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12-26
战后，某些日本人否认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其根源何在？人们纷纷探究，本文认为“皇国史观”是某些日本人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
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一、狭隘民族主义的渊源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二、“侵略有理”论和“侵略有功”论的作祟
“侵略有理”论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编造的“理论”。他们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捍卫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其根据就是因日本被英、美、中国和荷兰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日本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说什么“满洲事变”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产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和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称“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开枪挑衅引发的，责任不在日军”，日军动用武力是“自卫”。还有一些人除了用“国土狭小”、“人口过剩”作为侵略“理由”外，又制造侵略负有“文化使命”的谬论，如宣扬“在历史的必然性上，在历史的特异性上，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注：河相达夫：《中日提携之原理》，《新民周报》第15期，1938年12月。）其实，他们标榜的“文化革命”就是推行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
“侵略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久驻不散的表现，是历史上“侵略有理”论的翻版。早在幕府时期出笼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对对外扩张思想作了最初的表述。伊藤信渊和吉田松荫是极力鼓吹侵略大陆、夺占中国“满蒙”的代表人物。二人把多年流行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他们分别著的《混同秘策》和《幽囚录》等书中都公开宣扬侵略扩张思想，显示出日本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为后来统治者制定侵略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明治政府建立后，先后有明治天皇的《宸翰》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问世，确定日本征韩侵华的基调。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这里所说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中国和朝鲜，而“防护利益线”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其实，日本就是以“防护利益线”为由发动甲午战争的。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在《田中奏折》中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刘景富、杜文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 264页。）它成为以后日本历届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这难道也是为“自存自卫计”？1934年，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个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强化国防之倡导》的小册子，煽动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七七”后日本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论。声称“七七”事变是国民党受英、美和苏联唆使，采取“容共抗日政策”造成的。说什么“忘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一、狭隘民族主义的渊源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二、“侵略有理”论和“侵略有功”论的作祟
“侵略有理”论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编造的“理论”。他们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捍卫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其根据就是因日本被英、美、中国和荷兰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日本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说什么“满洲事变”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产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和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称“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开枪挑衅引发的，责任不在日军”，日军动用武力是“自卫”。还有一些人除了用“国土狭小”、“人口过剩”作为侵略“理由”外，又制造侵略负有“文化使命”的谬论，如宣扬“在历史的必然性上，在历史的特异性上，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注：河相达夫：《中日提携之原理》，《新民周报》第15期，1938年12月。）其实，他们标榜的“文化革命”就是推行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
“侵略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久驻不散的表现，是历史上“侵略有理”论的翻版。早在幕府时期出笼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对对外扩张思想作了最初的表述。伊藤信渊和吉田松荫是极力鼓吹侵略大陆、夺占中国“满蒙”的代表人物。二人把多年流行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他们分别著的《混同秘策》和《幽囚录》等书中都公开宣扬侵略扩张思想，显示出日本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为后来统治者制定侵略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明治政府建立后，先后有明治天皇的《宸翰》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问世，确定日本征韩侵华的基调。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这里所说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中国和朝鲜，而“防护利益线”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其实，日本就是以“防护利益线”为由发动甲午战争的。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在《田中奏折》中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刘景富、杜文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 264页。）它成为以后日本历届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这难道也是为“自存自卫计”？1934年，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个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强化国防之倡导》的小册子，煽动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七七”后日本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论。声称“七七”事变是国民党受英、美和苏联唆使，采取“容共抗日政策”造成的。说什么“忘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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