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村田野调查
二、投资黑洞：「集体没有钱了」
沙村被外来资金推动着，不觉意间戏剧性地走上现代化之旅。大笔资金如梦降临，沙村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有安排使用钜额资金的经验。那么，沙村人是怎样运用这笔钱的？又得到了甚么样的结果？
一开始，村委会就给了村民一个重诺，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还有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补贴。村委以这个为目的，开始招商兴建商住楼，全村没有一个人反对，以为将来一定是路路通顺，有资金又正逢开发，肯定会发大财，个个都沉浸在轻松富裕起来的美梦中，没有仔细思量投资的风险。
商住楼的底层设计为独立商铺，第二层为大商场，三楼到六楼为住房。村委以760元一平方米的价格承包给了外地建筑商，这个价格还只纯是土建承包价，并不包含填土、水电、设计、管理等各种费用。要实现对村民的承诺，村委至少要补贴1824万元，这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干部们信誓旦旦，村民们满怀希望。承诺还是不能兑现。A、B栋商住楼在1996年底完工时，村委的财政就已经外强中干，一句「集体没有钱了」，打算将商住楼卖出去，村民的20平方米就泡汤了。村民顿时一片哗然，但也无计可施。
商住楼虽然没有带给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却让小部分村民轻轻松松地赚了笔。商住楼出售之初，村里无人问津，书记很是着急，后来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苏回到村委做事，向书记保证一个月内全部卖出去。他认为商住楼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环境好，价钱又低，没理由卖不出去。程请了几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楼转了几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问，他就说是来买楼的。这一招还真灵，他带来的一位朋友买了一套，村里人听说这件事就纷纷来讯问。一时间，众人都认为会有外地人来买房。村委趁机出台另一个政策，鼓励村民订购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层，另外六层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买家之后再补齐。两栋楼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价钱订购一空。买楼的村民除了两、三户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买家，这些村民与外界交往相对多些，人面广，大多在村里做过干部或是干部的亲戚，通过关系介绍把楼转手卖给了香港、广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净赚一万元。村长的儿子订了三套进行转手交易，不到一月时间全部卖出赚了三万多元。
村里人又见到发财的机会，争着落订金订购未完工的C栋，但这次却没有交上好运气，遇上了烂尾楼。C栋至今还留着门窗未装，一直搁在那里。村民说，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顶不住，在2000年时撤了出来。C栋的业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几年来一直不能入住，意见很大，但也无可奈何。村支书对此也回避不谈，并不十分理会。
承包商从村委拿不到应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将建楼的内幕爆给了几个村民。他揭露说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但实际村里只给了他500元一方，且现在还拖欠工程款。商住楼投标伊始，村里就在传说商住楼的承包做了手脚，实价只有500元。牵涉其中的干部个个守口如瓶，财务室的会计和出纳都是支书的亲戚，村委不让村民理财小组的人查帐，使得这种传说犹为诡秘，更象真的。承包商泄露的口风证实了村民的猜测，却没有可得到手的真凭实据。不过，商住楼投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A、B两栋楼共支出6,297,664.20元，C栋已支付1,506,748.94元，至少还要付93万元才能结算。三栋楼已支出7,804,413.14元，卖楼（包括住宅和商铺）的总收入才3,859,911.82元，回收金额还不到支出的一半。虽然每栋楼的第二层还有待销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卖出去，因为这层是按大面积商场来设计的。在沙村这样一个既非商贸区又非娱乐点的村落，如此的设计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将房地产投资失利归咎于搞得太迟。每每提到邻近的金村房地产搞得风风火火卖价高达1200元一方，他们都遗憾没有把握住时机，似乎没有人反省过投资的严肃性。倒是一班村民觉得当初不该搞房地产，但也不是从投资风险的角度来检讨的，大多数人认为搞房地产垮了是因为干部贪污，另有极少数人认为当初应该投资厂房。
沙村另一个至今让人非议不解的，是与江西某企业合资的地毡厂。地毡厂从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一年内，共投入资金1,624,669.38元。1993年的一天，管委会的一个干部带了个江西老板来沙村，老板表明有意与沙村合资建厂，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欢迎。老板在东莞有一个地毡厂。村委很快组织党员去东莞的地毡厂参观，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总厂考察，一回来就召开党支部大会，决定上这项工程。合同签定沙村出场地出资金，江西厂家提供技术和工人。还有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没有真正投资金到地毡厂，地毡厂借着他的名成为「中外合资企业」，以图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沙村将原来的大会堂改为厂房，又从江西购进一批设备。设备运到了才知道是些旧货。地毡厂还是开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厂派来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长兼经理管理日常事务、财政和销售，江西人负责出产品。这个半手工业的小工厂很快就因销路不好而关闭。投入去的钱没见到效益就不见了。村里花了十多万元的诉讼费与江西厂打官司，最终将设备材料报废，180多万元的投资，一年间便剩下一万余元。
村民眼见着钱象丢进水里一样不见了，当然不肯罢休。理财小组多次要求查帐，村委以理财小组无权查帐几番拒绝。村民据理力争，指责干部「如果没做违法的事，就不怕查帐」。村民与干部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指示财务室拿出部分帐目。理财小组发现一笔38万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钱是付给江西厂的。理财小组的人申称没见过这批材料，不明白为甚么还要付钱给江西厂。
1993年，沙村专门成立了发展公司，由支书兼任总经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经理等其它职务，又在党员村民中招聘了几个职员负责具体事务。发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经过书记签名。商住楼是发展公司负责的其中一个项目。此外，还有道路修建、规划、填土量方等，都由发展公司负责。村先后向发展公司投入94万元，又向村民募股集资31.3万元购买了拖车和桩机。
1993年时，建筑业很热，村委认为拖车和桩机的出租前景好，发展公司也可以揽到些工程。1994年时，经济过热，国家紧缩银根，市场开始疲软，建筑业受的影响尤其剧烈。沙村拖车和桩机的租赁大受影响，1996年底，拖车和桩机就开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晒雨淋，变得锈?斑斑。
从1993年5月到1996年12月，发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赚了183，349.16元。几年来共付给村和村民股息25万元。入股村民的损失，最后由村出钱补贴了一部分。
沙村还开办了其它如水电公司之类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发展公司。发展公司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自从2000年3月石场被统一关闭之后，村委决定裁员，在发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职员现在只剩下两个。
折腾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资血本无归，更不要说为集体和村民带来收益。真正为沙村持续带来收入的还是村集体的传统副业：石场、荔枝林、鱼塘，加上计生罚款和土地转让。石场是高度污染环境的项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却占村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场关闭，沙村的集体经济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开支都难以应付，参加合作医疗的村民看病后迟迟不能报销药费。面对这种困境，村委表示要积极想办法增加收入，并号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过这两、三年。但村民却十分怀疑村委的承诺，对集体经济的去向并不乐观。沙村的经济危机没能唤起村民共同进退的集体精神，相反，让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体，要靠自己。
沙村还有几笔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元，这笔钱不知有没有收到。如果没有收到，这笔已经拖了六年之久的资金不知甚么时候能收回来；如果已经收齐，那么，集体经济至此可谓名存实亡。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悖论：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必须向新的组织化、规模化发展的时期，正好是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解体的时候，而且既不能用过去的行政强制方法重组农村经济，又没有看到市场的力量能够把农业经济向现代集体型组织起来的前景。关键是资源散失、产权模糊，又还未有创新的力量。三、八仙过海：贫富开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外商的征地款赔偿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价补偿给政府。村里传闻，征地时把优质田当一般地收，高尔夫球场征去的林地至今没有补偿。所以，沙村有部分失业的村民对外商不满。尽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区的投资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而且沙村的劳动力已有约80%在外商投资项目中就业。
根据外商与沙村所在市国土局1991年拟定的《预征土地协议》，外商以水田每亩66000元，旱地每亩33000元，山地每亩10000元的价格补偿给国土局，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农田水利集资费、定购粮基金、口粮差价基金。实际情况如何，因为资料不齐，不得而知。集体投资连连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内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选择机会，增加了收入。特别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来历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渐出现贫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几万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赊口粮的贫民；只要夫妻中有一个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忧；两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过得平稳安乐。
村民还是喜欢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可以八仙过海各现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机会就上。机会要靠广泛的关系网络才能抓住。一些胆大聪明勤快的村民主动出击四处联系交朋友，以期获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种资源。村中的几个首富都是从包工头做起，有长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场的，也有在征地中获得钜额青苗赔偿费后从事工程业的。做工程，一时间成为赚钱的代名词。改革以来，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陆民众的常识。只要有关系，就能揽工程赚大钱。揽工程就是拉关系。对农村来讲犹为如此，农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务农外的技术性工作，农民懂得最多的还是盖房子，这个传统行业在农村有一批熟练工匠。农民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楼。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带的农民有条件旧房换新楼、小屋变大厦。鹊起的建楼潮，忙坏了村里的建筑工匠，为应付越来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点资金和胆识的，就拉起了小队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钱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这样白手起家做起来。后来，郭将服务范围扩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实际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关系。沙村一个叶姓老板，近十年时间以低价承包了沙村两个石场。村中传说他与书记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往来，比如帮书记还赌债等。按理说，他利用各种手段借用权力资源获取暴利，在某种意义上侵吞了集体资源，村民在心理上也应该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却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还对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运积累家财，还有十几户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种荔枝辛苦一年赚得也不多，还要看老天爷。有门路找到工做，有稳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年、1993年时建筑业很兴旺，石场生意很好，沙村人积极买船跑水运运送石材沙石很是红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时间赚千多元轻易而举，有的村民说那段时间甚至一天可以赚到三千元。1996年后，运输业不景气起来，很多以前开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赋闲在家，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平时就聚在一起打牌打台球赌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没甚么，两夫妻没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年5月石场清场后，对大多数村民的经济都没甚么影响，村民认为不关也没钱发；对少数跑水运的家庭来说就是个打击，船空闲着没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来源被截断，一时间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没有关系还进不去。有二十来家村民在这时掀起了个建楼的小高潮。一边听人叫穷一边见到这么多人新起楼宇，好不让人费解。村民却觉得很正常，平时很忙，没有闲工夫打点这些，现在没事做，又有积蓄，当然要起楼啦！
越是困难，如何赚钱就越变得让人费尽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显现出村民对投资的谨慎和计算的精细，这些品格与集体行为的草率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原在村里做过多年会计又在村水电站做过出纳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电站后，在牛湾码头附近开了个小沙场，投资才一万多元。他详细地对我讲述了开沙场的过程：他先联系在镇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询各种意见，有朋友认为做沙场好，而且保证介绍人买他的沙。顶下别人的沙场要花多少钱，一方沙能赚多少，怎样请工人，怎样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用甚么方法可以节约成本，一月要卖多少方沙才能维持正常动作，他都一一计算过。沙场运作第一年，根叔赚回本钱，扣除日常开销外，还赚了部手机。后来因为沙场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来，根叔停止沙场生意时，沙村还欠根叔万多元沙款。
大多数沙村人都很勤劳，舍得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懒做，对工作又挑三捡四的，一旦村停止发放生活费后，就日显窘迫。有一位村民这样评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钱分，那些人不会想到，没眼光，也看不到这样的环境不会好长，拿着钱也不珍惜，大手大脚浪费得很，钱要珍惜的嘛，要投资才能钱生钱！有些人穷，抵他穷，他没工做，好心帮他在石场找到工作，他还摆架子认为自己是做技术的怎么可以做力气活。这个村民讲得也是事实。沙村在征地后的几年中赌博成风，大笔银钱输给外面来的人。沙村也确实有几个游手好闲，没有家底，还靠老婆养的男子，这种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让村民同情叹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劳动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几家只剩些老弱病残没有能力挣取生活的穷困户。有一个老党员的凄苦景况，更成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体有多么不关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党员还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会为银钱挺而走险。但现在，据说村里有人冒险运输走私油，有人在外省与人合作翻制三级片，有各种参与非法活动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对此倒没甚么意见，认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妇女讲，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观与法律观念有出入。口头上，村民也讲法，事实上村民对法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解。实际操作中，合法与否，不是决定行为的标准；「可不可以做」，才是决定行为的关键，这个标准与法的标准尺度不同，这个标准更为宽容。杀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税却可以悄悄做。为商住楼销售出谋划策的程苏说：「一开发，我就主动找四个兄弟来开会，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即是共产主义时代，将来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转变阶段属于混乱阶段，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找它一笔钱，将来就麻烦，当然不是打砸抢，在混乱阶段有好多东西，比如可以偷税漏税，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个制度，找钱就比较艰难了。在开发时，就算打穿头都要在这几年找笔钱。」这种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间形成的共同评价标准，不仅适于个人行为，也适于集体行为。村民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评判事件，这使得法的监督力量在农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权者可以瞒天过海肆意而为；另一方面村民虽然意见多多却依然容忍。只是，当各人掠食机会不平等，尤其是干部与普通村民间掠食机会不平等时，冲突就发生了。
或许有干部上台之初也抱着为民为社区报务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划好怎样掠夺集体财产。但发生在沙村所在地区甚至整个大陆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得不让人拋开揣测个人本性善恶的问题，而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为甚么民众会认为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无论甚么人掌握权力，其结果大致都会差不多？
村民共同评价标准的产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混乱不合理。「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现这各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为已相当普遍；二是对被集中的权力基本上谈不上有甚么监督约束力量。而这后一点，更隐藏着一个非理性的预设：集体的领导者本性公正无私、才德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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