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6
摘要：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现代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公开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在国际政治的现实语境下，由于国际法的制衡机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左、右阵营的相互制衡在“冷战”时代主要依靠美、苏之间的是军力对抗，而“冷战”之后则陷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关键词：左派 右派 激进 保守 政治 制衡
一
尽管“激进”与“保守”、“左派”和“右派”是中国与西方通用的政治概念，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不同不仅妨碍了我们对其正确的理解，以至于造成了此前学术讨论中的一些混乱，而且影响了其彼此之间相互制衡的正常关系。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以澄清。
在英国，最早具有左、右倾向的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在议会内部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的讨论而形成的。其中反对君主专制、坚持议会制度者形成了辉格党；而拥护王权统治、反对民主政体者形成了托利党。后来，前者演变成了自由党，后者演变成了保守党。而真正在西方世界为“左”“右”二字赋予政治含义的，则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事情，“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复辟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1]
如果说左、右两派还只是两种不同政见的行为主体，那么“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则是与其交织在一起的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激进“这个词第一次被用在政治上是在英国。一般认为C·福克斯在1797年要求实行‘激进的改革’时首先使用这个词，改革内容包括大大扩大公民权。此后，激进派一词被作为一切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人在内的概括名词。”[2]与之相对应的是，“保守主义一词因不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而有不同的含义，但总的来说，是指倾向于维护历史形成的、代表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事物。直到18世纪末，保守主义才开始发展成为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政治态度和运动。这个名词最早可能是在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分子首先使用的。一般认为最早在现代意义上明确地表达保守主义思想的，是英国议会议员和政治家E·伯克。”[3]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与“左派”和“右派”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在特定的情况下，“左派”中会出现“保守主义”，“右派”中也会出现“激进主义”）；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实内容、“左派”和“右派”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和判断。然而从单纯的学理上讲，我们又可以抛开这些历史的、具体的偶然现象，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区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左派”和“右派”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相信人生来是善良的，人类之所以腐败，完全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然。这种大约是源于卢梭的人性观念，使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善人类的现有状况，并为这种革命行为赋予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理想。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一般对人类的本性持有相当大的疑虑，认为人类的不幸均根植于其自身的罪恶之中，因而是不可能彻底根除的。这种大约是来源于基督教义的人性观念，使保守主义者相信只能通过有限的调整和改良来减少社会的腐败与人类的不幸，而对于那种宏大的社会变革和乌托邦式的政治蓝图不抱任何幻想。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人性问题的不同态度，往往导致了左、右政党与传统宗教信仰的不同关系。
其次，是对“理性”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都对人类的“理性”抱有十足的信心，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设计来取代非理性的习俗，并通过合理的计划来控制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对人类的理性大都没有过高的期许，他们认为任何理性的设计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反倒对非理性的习俗持有相当大的敬意。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理性”问题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左、右政党与传统习俗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
再次，是对“权利”问题的不同看法。激进主义者和左派政治家一般认为人类生而平等，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因而反对贫富悬殊和等级制度。与之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政治家则大多认为，权利和财富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权利和财富的绝对平等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那会在客观上限制个体发展的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活力。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待“权利”问题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左、右政党与少数民族、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同关系，以及对待现存秩序的不同态度。
二
左派激进主义与右派保守主义的上述政治理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西方世界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相转化的政治变革过程中，二者的矛盾常常集中在王权的取舍、等级的去留等问题上。而当资本主义革命普遍完成，当“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公共理念被广泛接受之后，情况便有了新的变化。
我们知道，1789年通过的《人权宣言》不仅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理念基石。该宣言共有17条，开头便写道：“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区别只能以共同福利为基础。”从而奠定了“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合法性；然而《人权宣言》的最后一条又规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样一来，便给“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说到底，人们自由获得的“私有财产”，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让渡给“公共福利”？如果前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后者又将以什么为保障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方人渐渐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其共同追求的社会理想，无论是激进主义的左派，还是保守主义的右派，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这一理想（公开反对“自由”和“平等”、“博爱”者，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而被视为“极左派”和“极右派”）。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自由”和“平等”、“博爱”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过分强调自由，便可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社会在充满活力的同时则会陷入两极分化；过分强调平等与博爱，可以限制两极分化，社会在保持平等的同时又会失去竞争的活力。这种“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的矛盾，便为不同的主义和政党留下了新的发展空间。大致说来，所谓激进和保守、左派和右派，无非是针对这一矛盾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已：凡是为了“自由”而牺牲“平等”和“博爱”者，一般可称之为右派或保守主义者；凡是为了“平等”和“博爱”而牺牲“自由”者，一般可称之为左派或激进主义者。具体说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常常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
“左”：主张平等高于自由；
“右”：主张自由高于平等。
“左”：关心社会公正；
“右”：关心个人权利。
经济上：
“左”：主张国家控制；
“右”：主张自由竞争。
“左”：高税收，高福利；
“右”：低税收，低福利。
文化上：
“左”：强调世界性； “右”：强调民族性。 “左”：关心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 “右”：关心主体民族和社会精英。 教育上： “左”：主张国家办学； “右”：主张私人办学。 “左”：强调人人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 “右”：主张通过竞争来分配教育资源。 国防上： “左”：强调协商，主张绥靖政策； “右”：加强军备，喜欢武力威胁。 “左”：鸽派： “右”：鹰派。 当然了，这种划分是相当粗略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很可能出现不尽相同的局面。 在欧洲历史上，左、右差异由来已久。希特勒反对种族平等，主张通过自由竞争来重新划分生存空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竞争目的，因而被视为极端的右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竞争中所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反对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甚至主张消灭私有财产以建立共产主义，因而被视为激进的左派。 在现实生活中，奥地利的海德尔所领导的自由党反对平等，他们认为日尔曼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效率，因而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而将其他民族淘汰出局，所以属于极右派。与之相反，绿党则不仅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甚至认为人与其他动、植物相比也不应该有过多的优先权，因而属于极左派。介于这两派之间的是中右派的国民党和中左派的社会党，它们虽然没有自由党和绿党那样极端，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个方面，也都因基本理念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的不同倾向。 不仅政党有左、右之分，社会传统也有左、右之别。两德统一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需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多数的东部人宁愿选择“平等”，而多数的西部人则宁愿选择“自由”。而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的比较中则可以看到，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有着左派传统，英、美两国则有着右派倾向。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900万名，与此同时，每8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穷人；没有那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遭劫被抢的危险。 这种左、右之别甚至可以表现在极为具体的现实政策上。例如，尽管美国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但却很难禁止私人对枪支的拥有，原因是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认为，禁止私人拥有枪支是对其应有权利的剥夺。而这一理由在欧洲人看来，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欧洲虽然也由私人武器，但其拥有的条件却严格得多。再如，欧洲国家一般采取“公交优先”的交通政策，用从私人汽车拥有者那里征得的部分税收来补贴公共交通；美国则注重发展私人汽车，认为过多地征收小汽车的费用是对汽车拥有者自由权利的剥夺……。 导致左、右偏离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利益的考虑。譬如东德有社会主义传统，因而有着往左倾斜的基础；西德有资本主义的传统，因而有着往右倾斜的习惯。欧洲大陆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因而有相对偏左的基础；英、美两国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影响，因而有相对偏右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东德相对贫穷，在与西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更珍视平等和博爱；西德相对富裕，在与东德的竞争中处于强势，因而更强调自由的价值。欧洲虽然富裕，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又常因其不够强大而处于劣势，所以在肯定自由的同时更重视平等与博爱；美、英联盟不仅富裕，而且强大，故主张自由至上则更能体现其国家利益……。 如此说来，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往往会决定其在左、右之间的选择与权衡。 对于这种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现实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爱好。一般来说，不少欧洲青年希望去美国发展，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机会并富有活力的国家，不像欧洲这样死气沉沉；而不少美国老人则羡慕欧洲的生活，认为那里更加舒适、更加安宁、也更加人道，不像美国那样动荡不安……。 在民主而富余的西方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迁徙等方式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会土壤，而且可以通过选举等手段来选择自己所倾向的政治环境。由于不同的党派既代表了不同阶层的现实利益，也代表了不同人群的社会理想。于是，所谓竞选也便成为左、右派别之间的政治较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除了超出“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同理念的“极端势力”之外，左、右两派具有完全同样的合法性，任何一派都不会遭受价值观念上的歧视，因而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激进思想或保守言论。从政治运作的角度上讲，在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左、右两派都可以认真实施自己的激进主张或保守政策。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使得左、右政党一旦上台以后，都不得不对自己所持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承担全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公开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制衡或彼此妥协。 考察西方的当代政治，左、右政党轮流执政是最为常见的制衡方式，而左、右政党联合执政则是最为常见的妥协方式。前者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无论在朝在野，都有足够强大的民意支持，从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制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执政党出现政策上的失误，那些徘徊在两党之间的部分选民随时都可能转变立场，在下届选举时投在野党的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执政党有较为极端的政治倾向，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能不慎之又慎。后者如上届法国的政府格局：由全民选举而产生的总统希拉克是右派保卫共和联盟的代表，而在国民议会选举占多数的社会党人若斯潘则以多元左派联盟代表的身份出任了政府总理的职务，这种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显然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使得左、右双方都很难产生过激的行为。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左、右两派相互制衡或彼此妥协的政治运作中，才使得西方社会避免走向某一个极端，从而在客观上满足了大多数选民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当今的海德尔无法成为昔日之希特勒的原因所在。 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左”、“右”二字来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两侧须保持平衡才能站立、行走一样，其比喻是极为恰当的。 三 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左、右制衡，而且国际社会也需要左、右制衡。“冷战”时代，整个世界被分成左、右两大阵营：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试图走一条加强国家控制、减少贫富悬殊的计划经济的道路，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坚持走一条尊重个性自由、鼓励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左、右对峙的局面不仅形成了政治上的对抗，而且形成了军事上的均衡。而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均衡确保了整个世界的相对稳定。 然而，自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全球性的左、右牵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使左、右阵营变得模糊起来。接下来，苏联的解体，使其失去了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也渐渐放弃了前此以往的“计划经济”路线，在经济领域中使得个性自由渐渐多了起来……。所有这一切，不仅导致了整个世界“向右转”的国际趋势，而且打破了左、右之间原有的力量均衡。 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左、右之间的力量竞争是一种体制内部的事情。这种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竞争，使得左、右政党即使得势，也不敢做出十分过分的事情。换言之，由于有着法律的约束，使得任何一种倾向的政治团体都不可能随心所欲。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当“冷战”时代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之后，又有什么力量来制约美国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呢？显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团体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执法者的角色。果然，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轰炸了南联盟，从而开始了“冷战”之后一个没有国际法约束的国际行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评价这一事件，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在国际范围内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将意味着什么？ 显然，任何一种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都是危险的。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继续。本来，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它的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右派倾向的各项政策便对全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的上台，更使得这种影响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2001年初，当小布什战胜了民主党的戈尔而坐上头号世界强国的总统宝座后，便立即显示出“鹰派”政治家的强硬姿态。上台第二天，他便下令轰炸伊拉克。接下来，他一方面拒绝在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一方面坚持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退出苏美原来制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他阻扰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在日本问题上，他听任代表右翼势力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中东问题一向是世界矛盾的导火索。本来，在具有左派色彩的克林顿和巴拉克时代，“巴以和谈”尽管步履维艰，总还有些朦胧的希望。可是，当美国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和以色列代表右派利库德集团势力的沙龙同时上台后，两种“强硬路线”一拍即合，以色列人便可以“自由”地开着飞机和坦克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袭击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在当今世界上，谁还有能力来抑制美国的右派政策呢？当正常的平衡机制失去之后，非正常的平衡机制是否会出现呢？——于是，便有了“911”。
“左”：强调世界性； “右”：强调民族性。 “左”：关心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 “右”：关心主体民族和社会精英。 教育上： “左”：主张国家办学； “右”：主张私人办学。 “左”：强调人人获得教育的平等机会； “右”：主张通过竞争来分配教育资源。 国防上： “左”：强调协商，主张绥靖政策； “右”：加强军备，喜欢武力威胁。 “左”：鸽派： “右”：鹰派。 当然了，这种划分是相当粗略的，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很可能出现不尽相同的局面。 在欧洲历史上，左、右差异由来已久。希特勒反对种族平等，主张通过自由竞争来重新划分生存空间，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竞争目的，因而被视为极端的右派；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竞争中所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反对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甚至主张消灭私有财产以建立共产主义，因而被视为激进的左派。 在现实生活中，奥地利的海德尔所领导的自由党反对平等，他们认为日尔曼人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效率，因而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而将其他民族淘汰出局，所以属于极右派。与之相反，绿党则不仅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甚至认为人与其他动、植物相比也不应该有过多的优先权，因而属于极左派。介于这两派之间的是中右派的国民党和中左派的社会党，它们虽然没有自由党和绿党那样极端，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个方面，也都因基本理念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的不同倾向。 不仅政党有左、右之分，社会传统也有左、右之别。两德统一后的民意测验显示，如果需要在“平等”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多数的东部人宁愿选择“平等”，而多数的西部人则宁愿选择“自由”。而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的比较中则可以看到，相比之下，欧洲大陆有着左派传统，英、美两国则有着右派倾向。据估计，美国的百万富翁已达到900万名，与此同时，每8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与之相反的是，欧洲没有那么多百万富翁，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穷人；没有那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遭劫被抢的危险。 这种左、右之别甚至可以表现在极为具体的现实政策上。例如，尽管美国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但却很难禁止私人对枪支的拥有，原因是崇尚“自由”的美国人认为，禁止私人拥有枪支是对其应有权利的剥夺。而这一理由在欧洲人看来，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欧洲虽然也由私人武器，但其拥有的条件却严格得多。再如，欧洲国家一般采取“公交优先”的交通政策，用从私人汽车拥有者那里征得的部分税收来补贴公共交通；美国则注重发展私人汽车，认为过多地征收小汽车的费用是对汽车拥有者自由权利的剥夺……。 导致左、右偏离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其中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利益的考虑。譬如东德有社会主义传统，因而有着往左倾斜的基础；西德有资本主义的传统，因而有着往右倾斜的习惯。欧洲大陆有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因而有相对偏左的基础；英、美两国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影响，因而有相对偏右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东德相对贫穷，在与西德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更珍视平等和博爱；西德相对富裕，在与东德的竞争中处于强势，因而更强调自由的价值。欧洲虽然富裕，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又常因其不够强大而处于劣势，所以在肯定自由的同时更重视平等与博爱；美、英联盟不仅富裕，而且强大，故主张自由至上则更能体现其国家利益……。 如此说来，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往往会决定其在左、右之间的选择与权衡。 对于这种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现实政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爱好。一般来说，不少欧洲青年希望去美国发展，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机会并富有活力的国家，不像欧洲这样死气沉沉；而不少美国老人则羡慕欧洲的生活，认为那里更加舒适、更加安宁、也更加人道，不像美国那样动荡不安……。 在民主而富余的西方世界里，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迁徙等方式来选择自己喜爱的社会土壤，而且可以通过选举等手段来选择自己所倾向的政治环境。由于不同的党派既代表了不同阶层的现实利益，也代表了不同人群的社会理想。于是，所谓竞选也便成为左、右派别之间的政治较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除了超出“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同理念的“极端势力”之外，左、右两派具有完全同样的合法性，任何一派都不会遭受价值观念上的歧视，因而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激进思想或保守言论。从政治运作的角度上讲，在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左、右两派都可以认真实施自己的激进主张或保守政策。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是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使得左、右政党一旦上台以后，都不得不对自己所持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承担全部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公开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制衡或彼此妥协。 考察西方的当代政治，左、右政党轮流执政是最为常见的制衡方式，而左、右政党联合执政则是最为常见的妥协方式。前者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无论在朝在野，都有足够强大的民意支持，从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制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执政党出现政策上的失误，那些徘徊在两党之间的部分选民随时都可能转变立场，在下届选举时投在野党的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执政党有较为极端的政治倾向，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能不慎之又慎。后者如上届法国的政府格局：由全民选举而产生的总统希拉克是右派保卫共和联盟的代表，而在国民议会选举占多数的社会党人若斯潘则以多元左派联盟代表的身份出任了政府总理的职务，这种左、右共治的政治格局显然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使得左、右双方都很难产生过激的行为。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左、右两派相互制衡或彼此妥协的政治运作中，才使得西方社会避免走向某一个极端，从而在客观上满足了大多数选民的实际利益。这也正是当今的海德尔无法成为昔日之希特勒的原因所在。 从这一意义上讲，用“左”、“右”二字来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就如同一个人的左、右两侧须保持平衡才能站立、行走一样，其比喻是极为恰当的。 三 不仅一个国家的政治需要左、右制衡，而且国际社会也需要左、右制衡。“冷战”时代，整个世界被分成左、右两大阵营：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试图走一条加强国家控制、减少贫富悬殊的计划经济的道路，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坚持走一条尊重个性自由、鼓励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左、右对峙的局面不仅形成了政治上的对抗，而且形成了军事上的均衡。而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均衡确保了整个世界的相对稳定。 然而，自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全球性的左、右牵制便出现了严重的失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使左、右阵营变得模糊起来。接下来，苏联的解体，使其失去了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相抗衡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也渐渐放弃了前此以往的“计划经济”路线，在经济领域中使得个性自由渐渐多了起来……。所有这一切，不仅导致了整个世界“向右转”的国际趋势，而且打破了左、右之间原有的力量均衡。 我们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左、右之间的力量竞争是一种体制内部的事情。这种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化的竞争，使得左、右政党即使得势，也不敢做出十分过分的事情。换言之，由于有着法律的约束，使得任何一种倾向的政治团体都不可能随心所欲。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当“冷战”时代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之后，又有什么力量来制约美国这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呢？显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团体尚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起执法者的角色。果然，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轰炸了南联盟，从而开始了“冷战”之后一个没有国际法约束的国际行动。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评价这一事件，不是本文的任务所在。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在国际范围内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将意味着什么？ 显然，任何一种不受约束的军事行为都是危险的。然而，更大的危险还在继续。本来，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它的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右派倾向的各项政策便对全世界产生着更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的上台，更使得这种影响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2001年初，当小布什战胜了民主党的戈尔而坐上头号世界强国的总统宝座后，便立即显示出“鹰派”政治家的强硬姿态。上台第二天，他便下令轰炸伊拉克。接下来，他一方面拒绝在有关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一方面坚持要搞“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退出苏美原来制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他阻扰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在日本问题上，他听任代表右翼势力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中东问题一向是世界矛盾的导火索。本来，在具有左派色彩的克林顿和巴拉克时代，“巴以和谈”尽管步履维艰，总还有些朦胧的希望。可是，当美国代表右派共和党势力的小布什和以色列代表右派利库德集团势力的沙龙同时上台后，两种“强硬路线”一拍即合，以色列人便可以“自由”地开着飞机和坦克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袭击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一种疑问：在当今世界上，谁还有能力来抑制美国的右派政策呢？当正常的平衡机制失去之后，非正常的平衡机制是否会出现呢？——于是，便有了“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