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引隋刘善经（生卒年未详）的话也说： 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130] “范侯”即范晔，“谢公”即谢庄。刘善经所称赞的范晔、谢庄“为知声之创首”的文章，多半不是韵文，可见“笔”也未始不讲音调，只是不用押韵，所以范晔说“手笔差易”。其后“王融、谢朓（464-499）、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名非从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韵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故梁元帝（萧绎，508-554）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也。”[131] 的确，在南朝诸朝中，刘宋一朝是文学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明列《文苑传》，就是这一转折点的突出表征。从《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看，为文人立传，往往用“文章”一词，如云： （王隆[生卒年不详，约9-57在世]）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132] （李尤[生卒年不详，约69-144在世]）少以文章显。和帝（刘肇，79-105，89-105在位）时，侍中贾逵（30-101）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133] 这里的“文章”一词，显然主要指诗、赋等文体，虽不能肯定完全是指“有韵之文”，但无疑与文吏所通的章、奏、书、记之类是有区别的。又如《后汉书·傅毅传》记： 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92）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92）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时。[134] 这里的“文章”，显然决非指诸人的文吏才能，而是指他们的诗、赋等文体写作，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 齐（479-502）末梁（502-557）初，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总结道：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135] 这既说明明确的“文”、“笔”之分是“近代”以来方有的，也说明这已是“今之常言”，即时人普遍习用的说法。《文心雕龙》卷2至卷5论文体部分，便采用了这种“文”、“笔”之分的有序的结构框架：《明诗》至《谐隐》10篇，是论述“有韵之文”的，《史传》至《书记》10篇是论述“无韵之笔”的。而且风气所转，这时也已相当明确地流行“文”重于“笔”的文学观念了[136]。而《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习惯于采用先“文”后“笔”的著录顺序，正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后汉书》著录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中，六言、七言等诗体，总是在诗之外单独著录，而且大多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137]。这还体现出《后汉书》文体排序规则中的雅俗观念。傅玄（217-278）《拟四愁诗四首序》说： 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138] 由此可见，在魏晋时，人们仍然认为，七言作为文体，有“体小而俗”的特点，与“诗”所应有的典雅语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陆机《鞠歌行序》感叹说： 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139]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虽然已将三言至九言都划归“诗”一类，但是他仍然认为诗以四言为正体，其余杂言多用为俗乐，说： 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言（当为“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40] 以四言为“正体”，则连魏晋以后已普遍流行的五言诗也居尊其下了。挚虞说： 五言者……于俳偕倡乐多用之。[141]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142] 凡此都标示了文体观念中雅与俗的对立[143]。在文体分类中体现出审美趣味、文化趣味，或者说审美趣味、文化趣味渗透到文体分类之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观念的一大特色。 五、《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篇数与文集编纂 《后汉书》列传在著录传主著述时，最后大多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这一体例也是渊源有自的。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史记》著录传主著述，有的著录篇数，如卷74《孟子荀卿列传》；有的著录字数或连带著录篇数和字数，如卷63《老子韩非列传》。而东汉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每书均作叙录，更是详叙文献典籍的篇数，如《晏子书录》云：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144] 班固《汉书》因有刘向《别录》可资参照，因此更是详列传主著述篇数，除前引《董仲舒传》以外，又如《贾谊传》：“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传》：“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等[145]。 史书著录作家著述的篇数，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1738-1801）认为： （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46] 而余嘉锡（1884-1955）则认为： 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故疑西京之末，已有别集，班固录扬（雄）、刘（向）之文，即就本集采掇之耳。[147] 按，据本文第二节引录《汉书》卷65《东方朔传》所谓“刘向所录朔书”云云，可见西汉末年虽无别集之名，已有别集之实，余嘉锡所言为是，而章学诚失于深考。至于《隋书·经籍志》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148] 《四库总目提要·别集总叙》也说：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444-497）《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444-505）有《前集》、有《后集》……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149] 二书所论，如果是就别集之名而言，则大体正确；如果是就别集之实而言，则显然有误。 而且，《后汉书》按文体著录传主著述，既是魏晋以降文人编集实践的反映，实际上也为后人分体编撰文集作了初步的准备。以文类区分，按部就班地编纂集子，这是魏晋南北朝时编集的通例。别集如前引《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 景初（237-239）中诏曰：“……撰录（曹）植（192-232）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150] 总集如挚虞编《文章流别集》，采取的也是“类聚区分”的体例[151]，《隋书·经籍志》说： 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52] 可见，受《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分体别类成为六朝总集编纂的基本体例[153]。 魏晋六朝时期这种分体编撰文集的方式，与当时类书体例的确立不无关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帝（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54] 同书《刘劭传》也记载：刘劭在黄初（220-226）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155]。如果说，类书“随类相从”、“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为集部文献的分体编纂，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范型；那么，《后汉书》对传主著述的著录，则为别集的编纂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六朝人鲜明的文体归类意识、文体辨析观念和文集编纂观念。 六、结 论 本文经过统计，在范晔《后汉书》列传中，有48篇传记著录了传主的著述情况。这48篇传记资料，既不是缕列传主单篇著述情况，也不是概述传主著述的编集情况，而是以文体统括传主的著述，并综合说明传主著述的篇数，形成别具一格、较为规范的著述体例。 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后汉书》的首创。在两晋时，史著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已成定例，这正是《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的渊薮。当然，《三国志》等史著并不像《后汉书》那样大量采用这一体例，因此，使这一体例成为史书人物传记的著述规范，这无疑是《后汉书》的一大创举和贡献。 《后汉书》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这种通过归纳法而产生文类的思路，恰好与西方文体分类惯用的演绎法的思路形成鲜明的对照。 《后汉书》列传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就现存的历史文献而言，从东汉中期起，人们已开始自觉地将经学与文辞相对称，显示出经学之外文辞的独立性，这正是文学自觉观念的最初表现。《后汉书》著录传主的著述，区分经、史、子与文辞，正是东汉中期以来经学与文辞相对称的时代观念的延续和强化。而《后汉书》分立《儒林传》与《文苑传》，也是同一时代观念的产物。 综考《后汉书》48条著录传主著述的传记资料，共著录了44类文体。《后汉书》对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表、奏、论、议、令、教、策、书、记、檄、说等“无韵之笔”。这一著录次序，表现出从汉末至刘宋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已趋于明朗。 《后汉书》列传在著录传主著述时，最后大多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这一体例也是渊源有自的。史书著录作家著述的篇数，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而且，《后汉书》按文体著录传主著述，实际上也为分体编撰文集作了初步的准备，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六朝人鲜明的文体归类意识、文体辨析观念和文集编纂观念。 2001年6月30日初稿 2003年12月15日二稿 2004年9月6日三稿 附记：笔者参加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10-14日），宣读论文《〈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论略》，后刊载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集刊》第1期（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2月）。其后又撰《〈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刊载于《文史》2002年第3辑（8月）。本文即以前二文为基础，详加改定而成。其中若干论述与前二文略有出入，当以此文为据。
[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69《范晔传》，页1818-1820。 [②]司马彪《续汉书》83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宋史·艺文志》仅载刘昭补注《后汉志》30卷，不载司马彪《后汉书》。然则时至宋代，《续汉书》仅余八篇志，全书已佚失。参见宋云彬：《校点说明》，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首，页1-2。 [③]这18人是：杜笃、王隆、史岑、夏恭、夏牙、傅毅、黄香、李尤、李胜、苏顺、曹众、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赵壹、张超。 [④]这30人是：卷14刘睦、刘騊駼，卷28桓谭、冯衍，卷35曹褒，卷36贾逵，卷37桓麟，卷40班彪、班固，卷42刘苍，卷43朱穆，卷44胡广，卷52崔骃、崔瑗、崔寔、崔烈，卷54杨修，卷57刘陶，卷59张衡，卷60马融、蔡邕，卷63李固，卷64延笃、卢植，卷65皇甫规、张奂，卷70孔融，卷79卫宏、服虔，卷84班昭。 [⑤]《后汉书》，卷28上，页961。 [⑥]《后汉书》，卷40下，页1386。 [⑦]《后汉书》，卷52，页1724。 [⑧]《后汉书》，卷59，页1939-1940。 [⑨]《后汉书》，卷60上，页1972。 [⑩]《后汉书》，卷60下，页2006-2007。 [11]《后汉书》，卷80上，页2618。 [1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3，《文集》篇，页296。 [13]参见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见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84-101；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二章第三节《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页75-93。 [1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17，页3073。 [15]《史记》，卷63，页2147。 [16]《史记》，卷74，页2343。 [17]《史记》，卷63，页2141。 [18]《史记》，卷74，页2348。 [19]《史记》，卷121，页3127-3128。 [2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6，页2525-2526。 [21]《汉书》，卷65，页2873。 [22]《汉书》，卷87，页3583。 [23]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33《经籍志》，著录为143卷。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辑录为22卷。该书始撰于明帝（刘庄，28-75，58-75在位）永平年间（58-75），终于献帝（刘协，181-234，189-220在位）初平（190-193）年间，为本朝人撰本朝史。 [2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54《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语，页1275；又见同书卷64《吴书·孙峻传附留赞传》裴松之注引《吴书》，页1445。 [2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4，页285。 [26]《东观汉记校注》，卷14，页550。 [27]《东观汉记校注》，卷15，页606。按，《北堂书钞》卷98、《艺文类聚》卷55引《东观汉记》，“书记”作“诗书”，并见吴树平，页606该条校注。晋谢承《后汉书》卷3载：“曹褒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42。《后汉书·曹褒传》与谢书文字悉同（《后汉书》，卷35，页1201-02），当本于谢书。 [28]《东观汉记校注》，卷16，页656。 [29]《东观汉记校注》，卷18，页829。 [30]《东观汉记校注》，卷19，页839。 [31]《宋书》，卷69，页1820。 [32]见《隋书》，卷33，页95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辑录了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等八家后汉史著述的佚文。 [33]汪文台：《七家后汉书》（光绪八年[1882]镇江[今属江苏]林氏刊本）中谢承《后汉书》辑本，卷5列传目《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卷6列传目《方术》、《逸民》、《列女》，其中《文苑传》见页10B-12A。此书列传目，实据范晔《后汉书》列传目推演而成，但据佚文内容分析，似有所据。 [34]《三国志》，卷9《魏书·何晏传》，页292。 [35]《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页599。 [36]《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附应玚、刘桢传》，页601。 [37]《三国志》，卷42《蜀书·郄正传》，页1041。 [38]《三国志》，卷53《吴书·张纮传》，页1246。 [39]《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页1254。 [40]《后汉书》，卷42，页1441。 [41]《三国志》，卷19，页576。引文中顿号为我所加。按，曹植卒于魏明帝（曹叡，205-239，227-239在位）太和六年（232），明帝景初年号凡三年（237-239），所谓“景初中”当即景初二年（238）。 [42]《三国志》，卷19，页560。 [43]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前言》，页2。 [44]《华阳国志校注》，卷10，页750。可参看《后汉书》卷80《李胜传》：“（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页2616） [45]《华阳国志校注》，卷11，页838。按，《三国志》卷42《蜀书》十二注引《华阳国志》，作：“（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页1032） [46]《华阳国志校注》，卷11，页882。 [47]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页24；又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76-77。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蔡邕《独断》一书所体现的文体辨析观念，但该书主要是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称的著作，所论并非“文”或“文章”，参见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页11-25。 [48]《后汉书》，页2277、页2652。按《后汉书·祢衡传》：“（黄）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后汉书》，卷80下，页2657。据此，碑文即刻于碑上之文，省称为碑。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列“碑”，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作“碑文”，亦可为旁证。见《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52，页144。 [49]《后汉书》，页2108。 [50]《后汉书》，页2792。 [51]《后汉书》，页2007、页2613、页2137。按《说文》：“祝，祭主赞词也者。”《释名》：“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玉篇》：“祝，祭词也。”祝之本训为祭官，引申为祭神祈福之辞，故亦作“祝文”。范文斓云：“祝亦通作祷。”并引前贤之说以为证，参见《文心雕龙注》，卷2，页179。 [52]《后汉书》，页1731，页2652。按《周礼·春官·小宗伯》：“祷祠于上下神示（祇）。”注：“求福曰祷，得求曰祠。”则祠亦祷也。又《礼记·王制》：“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则荐亦祷、祝之类也。 [53]《后汉书》，页1329，页2792。按《论衡·对作篇》：“上书谓之奏。”见王充著、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29，页577。《文心雕龙·奏启》：“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文心雕龙注》，卷5，页422。据此，奏事即奏，亦称上书或上疏。 [54]《后汉书》，页2137，页1386、页1437、页1731、页1790。按《文心雕龙·书记》：“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公幹笺记，丽而规益……”。《文心雕龙注》，卷5，页456-45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说：“案笺之于记，随事立名，义非有别。观《文选》所载阮嗣宗《奏记诣蒋公》，诚为公府所施；而任彦升《到大司马记室笺》，则亦公府也。故知汉来二体非甚分析也。” [55]《后汉书》，页1851。按条教，原意为条文、教令，《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几百二十三篇。”《汉书》，卷56，页2525。后多指郡守等地方长官所下的教令，《后汉书·史弼传》李贤注引《续汉书》：“（史）敞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条教，见称于三辅”。《后汉书》，卷64，页2108。简称“教”，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36注引，页505。按今本《独断》无此语。 [56]《后汉书》，页1972、页2089、页2144，页2279。按两汉之“策”或称“策文”，细分之，可分为“射策”与“对策”，见《文心雕龙·议对》，《文心雕龙注》，卷5，页439；及《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颜师古注（《汉书》，卷78，页3272）。 [57]《后汉书》，页1441。 [58]《史记》，卷8，页389。 [59]《汉书》，卷30，页1754。 [60]《宋书》，卷100，页2459。 [61]《后汉书》，页2609、页2617、页2618、页2635。 [62]《文心雕龙注》，卷3，页256。 [63]《文心雕龙注》，页269，注[31]。 [64]《后汉书》，页1240、页2617、页1731。 [65]《后汉书》，页1441。 [66]《后汉书》，页2007、页2137、页2144。 [67]《后汉书》，页2089。 [68]《后汉书》，页2007、页2279。 [69]《后汉书》，页1386。 [70]《后汉书》，页2089、页2108、页2137、页2279。 [71]《后汉书》，页1386，页1437，页1731，页1790。 [72]《后汉书》，页2007、页2279、页2583、页2618。 [73]《后汉书》，页1003。 [74]《后汉书》，页1441。 [75]《后汉书》，卷103，页3285。 [76]《汉书·艺文志》“诗赋”类，以“歌诗”与赋体并列（《汉书》，卷30，页1754-55），实为《文心雕龙》所本。而《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杂文集》10卷、谢沈《文章志录杂文》8卷及阙名《杂文》16卷、《梁代杂文》3卷（《隋书》，卷35，页1076、页1082、页1086），可知梁人习以杂文为文类名称。 [77]这13篇传记是：卷28下《冯衍传》，卷40下《班固传》，卷52《崔骃传》、《崔瑗传》，卷59《张衡传》，卷60下《蔡邕传》，卷79《服虔传》，卷80上《杜笃传》、《史岑传》、《夏恭传》、《傅毅传》、《李尤传》、《崔琦传》。 [78]《后汉书》，页1722，页1724，页1940，页2613，页2616。 [79]《隋书》，卷36，页1086。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282。 [80]《后汉书》，卷40下，页1386。 [81]《文选》，卷48，页682-685。 [82]《文心雕龙注》，卷5，页394。 [83]《后汉书》，卷52，页1731。按《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25载崔寔《答讥》，页459-460。 [84]《文选》，卷45，页633-36。 [85]《文心雕龙注》，卷3，页255。 [86]按《应讥》亦同于《后汉书》卷64《延笃传》中的《应讯》，李贤注云：“讯，问也。盖《答客难》之类。”（《后汉书》，页2108）又，卷59《张衡传》的杂出篇章有《应闲》（《后汉书》，页1940），亦为此类。《应闲》，亦即《应间》（间为闲之俗写），《文心雕龙·杂文》说：“张衡《应间》，密而兼雅”，《文心雕龙注》，卷3，页255。 [8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8。 [88]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3-184。文中说：“该书共收文体八十五类”，误，应为八十四类，同书第215页即作：“《文章缘起》共分八十四类”。 [89]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 [90]见《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91]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160-162。 [92]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将文类研究分为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见Tzvetan Todorov：“Literary Genres，”Vassilis Lambropoulos and David Neal Miller，ed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 1987），p.191。参看钱仓水：《文体分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页173-193。 [93]亚理斯多德：《诗学》（Poetics，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页3-10。 [94]黑格尔：《美学》（Aesthetics,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卷，下册，页96-102。 [95]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十七章《文学的类型》，页268。 [96]可参看乌尔利希·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文学体裁研究》（“The Study of Literary Genres”），盛宁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278-300。莫·卡冈（Μ.Κагн）：《艺术形态学》（МОРФОЛЛОГИЯ ИСКУССТВА，凌继尧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页418-433。 [97]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5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110-18。 [98]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王天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285。 [9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页20。 [100]《独断》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杂考之属，《释名》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十小学类一训诂之属。 [101]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1。 [102]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51，页1427。 [10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全晋文》卷77。 [104]《隋书》，卷35，页1089。 [105]《宋书》卷100《沈子亮传》云：“所著诗、赋、颂、赞、三言、诔、哀辞、祭告请雨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事、笺、表、签、议一百八十九首。”（页2452）《沈林子传》云：“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笺、书、记、白事、启事、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页2459）《沈璞传》云：“所著赋、颂、赞、祭文、诔、七、吊、四五言诗、笺、表，皆遇乱零失，今所余诗笔杂文凡二十首。”（页2465） [106]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这14篇是：卷19中《任城王云传附彝兄顺传》，卷20《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卷32《封懿传附轨子伟伯传》，卷36《李顺传附希宗弟骞传》，卷38《刁雍传》，卷40《陆俟传附凯子恭之传》，卷48《高允传》，卷52《赵逸传》，卷54《高闾列传》，卷55《游明根列传附子肇传》，卷55《刘芳列传附从子懋传》，卷62《李彪列传》，卷65《李平列传》，卷67《崔光列传》。 [107]按，《汉书·刘向传》云：“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汉书》，卷36 ，页1928。又同书《东方朔传》云：“（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汉书》，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称：“（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后汉书》，卷52，页1724。这里所谓“文辞”，皆指经、史、子著述之外的文章诗赋，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本文即用此意。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108]这15人是：刘睦、刘騊駼、桓谭、贾逵、班彪、班固、胡广、刘陶、张衡、马融、蔡邕、延笃、卫宏、服虔、刘珍。 [109]《胡广传》云：“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后汉书》，卷44，页1511。《刘珍传》云：“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后汉书》，卷80上，页2617。 [110]《后汉书》，卷36，页1240。 [111]《后汉书》，卷57，页1851。 [112]《后汉书》，卷79，页2576。 [113]《后汉书》，卷80上，页2617。 [114]《后汉书》，卷6，页261。 [115]《后汉书》，卷44，页1506。参见同书《左雄传》录阳嘉元年（132）左雄上书云：“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后汉书》，卷61，页2020。 [116]“文吏”与“儒者”对称始见于西汉后期，《汉书·何武传》记载：（何武[约前73-后3]）“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汉书》，卷86，页3485。但此处尚未明言二者所掌握的不同知识和技能。 [117]《后汉书·胡广传》注引《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后汉书》，卷449，页1506。 [11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卷3，页87-90。 [119]这8条是： （1）《刘苍传》：“诏告中傅，封上（刘）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范晔，卷42，页1441） （2）《朱穆传》：“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卷43，页1473） （3）《崔烈传》：“烈有文才，所著诗、书、教、颂等，凡四篇。”（卷52，页1732） （4）《崔寔传》：“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卷52，页1731） （5）《刘陶传》：“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卷57，页1851） （6）《李固传》：“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卷63，页2089） （7）《杜笃传》：“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卷80上，页2609） （8）《苏顺传》：“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卷80上，页2617） 按，其中（3）、（7）、（8）3条仍以诗或赋居首。 [120]逯钦立《说文笔》已先发此论，见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47-348。 [121]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52，页720。按《典论·论文》始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见曹融南、傅刚：《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背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页220-21；林田慎之助：《〈典论·论文〉和〈文赋〉》，张连第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页110。 [122]参见林田慎之助：《〈典论·论文〉和〈文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2辑，页117；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38-42。 [123]《三国志》，卷21，页602。 [124]见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原载《学原》2卷1期（1948年6月），页61-64；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421-434。有人认为《文赋》撰于永康元年（300）之春月，见姜剑云：《〈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页57-61。 [125]陆机：《文赋》，《文选》，卷17，页241。 [126]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ゐ文学观の展开——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氏著《中国の文学理论》，页23-2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07；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101-06。 [127]《宋书》，卷75，页1959。按《南史·沈庆之传》亦载，沈庆之对颜峻说：“君但当知笔札之事。”《南史》，卷37，页956。 [128]《宋书》，卷59《范晔传》，页1830。 [129]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337。 [130]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天卷，页93。 [13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页112-113。按，梁元帝萧绎之说，见《金楼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立言篇》。 [132]《后汉书》，卷80上，页2609。 [133]《后汉书》，卷80上，页2616。 [134]《后汉书》，卷80上，页2613。 [135]《文心雕龙注》，卷9，页655。 [136]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笔说”，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页3-7，页106-1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页210-215；逯钦立：《说文笔》，《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312-371；郭绍虞：《文笔说考辨》，见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下编，页295-350；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189-206；曹道衡《南朝文风和〈文选〉》，《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页38-6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81-89。 [137]“六言”，见卷40下《班固传》（《后汉书》，页1386），卷70《孔融传》（页2279）；“七言”，见卷42《刘苍传》（页1441）、卷52《崔瑗传》（页1724）、《崔寔传 》（页1731），卷59《张衡传》（页1940），卷60上《马融传》（页1972），卷80上《杜笃传》（页2609）、《崔琦传》（页2623）。 [13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晋诗》，卷1，页573。 [13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5，页667。 [140]《艺文类聚》，卷56，页1018-1019。又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141]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142]《文心雕龙注》，卷2《明诗》，页67。直到唐代李白还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孟棨《本事诗》引。 [143]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70-71。关于先秦至六朝的雅俗之辨，参见村上哲见：《雅俗考》，顾歆艺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423-441；于迎春：《“雅”“俗”观念自先秦至汉末的演变及其文学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144]晏婴：《晏子春秋》（《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卷首，页1A。 [145]依次见《后汉书》，卷48，页2265；卷51，页2367。 [146]《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集》篇，页296。 [147]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明体例第二》，页52，页69。 [148]《隋书》，卷35，页1081。 [14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148，页1271。 [150]《三国志》，卷19，页576。 [151]《晋书·挚虞传》：“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卷51，页1427。 [152]《隋书》，卷35，页1089-90。 [153]参见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见其《中古文学史论》，页84-101；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34-41。 [154]《三国志》，卷2，页88。 [155]《三国志》，卷21，页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