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二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7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6]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27]，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 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29]明人黄佐（1490-1566）编辑《六艺流别》，“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30]，以为：“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31]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32]。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艺术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总结，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年10月22日定稿
[①]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②]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④]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著录的传主著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⑤]《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⑥]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3121）亦可为证。 [⑦]《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⑧]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卷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卷52，页1724）。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⑨]《后汉书》，卷80上《王隆传》，页2609。 [⑩]《后汉书》，卷80上《李尤传》，页2616。 [11]刘师培云：“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16。据《诗赋略·序》所云，赋之起始，是“贤人失志”而抒怀，而歌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为起始。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云：“《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章炳麟：《章氏丛书》（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本，1981）。 [1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3，《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本。 [13]伏俊琏据此，进一步从文体的体性特征着眼，认为：《汉志》（按，应为《七略》）主要根据赋作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对其价值进行评判，并据此分为四类：屈原赋类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陆贾赋类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赋类譬喻象征方式不同；杂赋类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讽谏之义微乎其微。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考》，载《文献》2003年第2期，页25-35。文中言其另有《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一文，待刊。 [14]刘师培：《左盦集·汉书艺文志书后》，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宁武南氏1934年校印本，1997）。刘师培《论文杂记》又以屈原赋类为“写怀之赋”，陆贾赋类为“骋辞之赋”，荀卿赋类为“阐理之赋”。 [15]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顾实受姚氏、刘氏、章氏启发，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中进一步提出：屈原赋类主抒情，陆贾赋类主说辞，荀卿赋类主效物，杂赋类多杂诙谐。又参见程千帆：《俭腹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之标准”、“《汉志》杂赋义例说臆”等条。 [16]虞挚：《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全晋文》卷77。 [17]陆机：《文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17，页243。 [18]刘勰著、范文斓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1《原道》，页1-3。 [19]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页1。 [20]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关于《文选》的分类，另有37类、38类的说法，兹不赘述。 [21]其中谥册文、哀册文原分二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谥哀册文”一类，误。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2。 [22]其中表、书奏、疏、奏状各为一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表奏书疏类”，误。见该书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4。 [2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漏列“论谏”一类（页497-498），故称58类，误。 [24]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未将原文附录的敕榜、笏记、口字咏、藏头诗、上牌文、密词等单列，故称121类（页498-503），误。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即自称全书分文体为127类，见《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7。 [25]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26]均见《文心雕龙注》，卷3，页254-256。 [27]《文选》，卷52，页720。 [28]《文心雕龙注》，卷1《宗经》，页22-23。 [29]郝经：《续后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6《文艺志·文章总叙》。 [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卷192《六艺流别》提要，页1746。 [31]黄在素：《六艺流别序》引，黄佐：《六艺流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欧大任刻本），卷首。 [32]关于文体风格学历史发展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82-98。 [33]《文选》，卷52，页720。 [34]《文心雕龙注》，卷6《定势》，页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