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将蔪于古之立言者 , 则无望其速成 , 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 ,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 , 膏之沃者其光晔。 ( 《答李翊书》 )
韩愈把作家的文采看作是他内在德行的必然表现 , 故提高文学才能必须以修德为基。修什么德呢 ? 当然首先是儒家的“仁义” , “道德之归有日矣 , 况其外之文乎 ? ”“仁义之人 , 其言蔼如也” ( 《答李翊书》 ) 。这一点 , 是韩愈与他之前不少提倡古文的儒者一致的地方。入唐以来 , 先后曾有一批儒者倡导古文 , 而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倡导作文要以道德为根本。如裴行俭说 : “士之致远 , 先器识而后文艺” ( 《旧唐书·王勃传》引 ), 梁肃谓作家“必先道德而后文学” ( 《长州刺史独孤及文集后序》 ); 李华亦谓“有德之文信 , 无德之文诈” ( 《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 如此等等 , 都是同样的论述。但韩愈毕竟是个文学家 , 他比这些先驱者进步的地方 , 在于他所强调的作家之主观修养中 , 不仅仅只是仁义道德的修养 , 更重要的是文学素养的长期陶冶。他发挥了孟子的“养气”之说 : “气 , 水也 ; 言 ,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 , 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 《答李翊书》 ) 。韩愈所谓的“气” , 与“德”有关 , 但不同于德 , 它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经过长期的涵养 , 从雄厚的内部积累中所产生的卷舒自如的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 , 从“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上看 , 它主要指的是作家自由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 , 所以韩愈讲作家读书 , 在强调“游于《诗》《书》之源”之外 , 又特别强调博览百家之言。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写作借鉴之范围 : “仆少好学问 , 自《五经》以外 , 百氏之书 , 未有闻而不求 , 得而不观者” ( 《答侯继书》 ); “上规姚姒 , 浑浑无涯。周诰殷盘 , 诘屈聱牙。《春秋》谨严 , 《左氏》浮夸。《易》奇而法 , 《诗》正而葩。下逮《庄》《骚》 , 太史所录。子云相如 , 同工异曲……” , 总之 , 是“贪多务得 ,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 , 恒兀兀以穷年” ( 《进学解》 ) 。这是一种畅游于广袤浩瀚的文化遗产的海洋中汲取精华 , 并经过长期的涵泳过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的态度。它与前代的古文倡导者所强调的“经术之外 , 略不婴心” (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 “非夫子之旨不书” ( 李华《赵郡李公中集序》 ) 的论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 后来的宋儒往往攻击韩愈的“志于道”只是一个幌子 , 如王安石《韩子》诗云 : “纷纷易尽百年身 , 举世谁人识道真 ? 力去陈言夸末俗 , 可怜无补费精神” , 说他并非识“道” , 只是于文章这一末节上主倡“务去陈言”而已。理学家朱熹也说他“只是要做好文章 , 令人称赏而已” ( 《沧州精舍谕学者》 , 《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 “终生用力深处 , 终不离语言文字也” ( 韩愈《与孟尚书书》考异 ) 。这样的评价 , 对于韩愈来说可能有些冤枉。因为他的“道”决非幌子 , 而是与他“务去陈言”的文学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韩愈的“道”是个内在的标准 , 对于作家来说 , 强调其内心修养是根本的修养 , 也就等于要打破作文要遵从的一切外在巢臼。前人于学问之事 , 主张“宏中而肆外” , 通过内部的修养宏其中 , 为文必然会表现为肆其外。因此 , 韩愈对于作家 , 其内部主“宏”与外部主“肆”密切相联。换句话说 , 他的力主内修的道论与力主创新的文论是密合在一起的。
韩愈对诗文的解构及其观点
中唐至晚唐 , 与社会政治和士人的心态的剧烈变动相适应 , 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求奇尚怪在形式与风格上嘎嘎独造的文学潮流。因为这一潮流所致力的 , 是对唐以来已臻成熟、稳定的艺术范式的拆解和颠覆 , 故可称之为“解构”的潮流。这一潮流的中坚 , 就是韩愈和他的追蹑者 , 而韩愈是其思想领袖和开风气之先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 , 韩愈在文章上所革除的只是齐梁以来的骈偶风习 ,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 从唐向前推算 , “八代”之衰 , 是从汉代开始。这就是说 , 韩愈不只是齐梁骈偶风习的涤荡者 , 他也是振起汉以来文章衰风的人。苏轼的这种说法 , 与韩愈自己关于文章革命的对象的说法是一致的 : “唯古文章必己出 , 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 , 从汉迄今用一律”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足见他所努力矫正的 , 是汉以来就逐渐形成 , 而且直到他所处的“今”还依然存在的“一律” , 亦即传统的、固定的文章风格和范式 , 而不只是隋人眼中的“编句不只 , 锤句皆双”的齐梁骈体。韩愈这种改革的矛头所向 , 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章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 比如韩愈曾对自己所写的应试之文表示羞愧 : “自取所试读之 , 乃类于俳优者之辞 , 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 《答崔立之书》 ) 。所谓“类于俳优” , 显然并非指四六骈俪的形式 , 而指的是言不由衷 , 鹦鹉学舌。又说 : “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 , 下笔令人惭。及示人 , 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 , 亦蒙谓之小好 ; 大惭者 , 即必以为大好矣” ( 《与冯宿论文书》 ) 。所谓“俗下文字” , 当指他出于应酬而作的赠答和墓志一类的东西 , 而韩愈所写的这些东西也并不是骈体。再从反面来说 , 倡导古文的韩愈也并非绝对不写骈文 , 如他被后来的追蹑者孙樵誉之为“拔地倚天 , 句句欲活”的代表作《进学解》 , 其中“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 ,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以下一大段文字就皆用排骈。而他贞元十一年所写的《感二鸟赋》、十三年所写的《复志赋》、十六年的《悯己赋》、十九年的《别知赋》 , 也都是骈俪之文。另外 , 在《与冯宿论文书》中 , 韩愈说 : “辱示《初筮赋》 , 实有意思。但力为之 , 古人不难到”。写骈文亦可“有意思” , 亦可“到”古人 , 可见他所推重的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偶。
再从唐以来文体的发展情况来看 , 《新唐书·文艺传》曾把韩愈以前的唐文的轨迹分为两个时期 : “高祖太祖 , 大难始夷 , 沿江左余风 , 絺句绘章 , 揣和低昂 , 故王、杨为之伯” , 这是沿袭六朝余风的时期 ; “玄宗好经术 , 群臣稍厌雕琢 , 索理致 , 崇雅黜浮 , 气益雄浑 , 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 , 诸儒争自名家” , 这是盛唐以来以苏颋、张说和一系列古文家为代表的对六朝风习的矫正时期。我们看《全唐文》 , 可发现盛唐以后人所写的文章 , 有不少已打破六朝的四六骈俪 , 从追求辞采转而追求理致和立意。但在文章的表现方式、行文体格以及美学风格上 , 却总有一种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代代相沿的东西 , 它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和范式 , 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一般人著文手惯笔滑 , 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传统的窠臼。这种隐性的窠臼 , 才是中唐后韩愈等人所努力冲击的对象。
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 , 韩愈对于文体 , 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 , 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 , 而是“破”字当头 , 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 , 是“师其意 , 不师其辞”的 , 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 ? 在韩愈看来 , 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 , 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 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 汉朝人莫不能文 , 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 , 不自树立 , 虽不为当世所怪 , 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 , 不用文则已 , 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 ,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 《答刘正夫书》 )
这里他指出 , 圣贤文章之最可贵者 , 即在于它的独创性。这种文章固然会为世所怪 , 但唯其如此 , 才能传于后世。关于为文不摹经典 , 而只学其创新精神 , 韩愈的门人李翱也有同样的论述 , 比如他对经典有这样的赞美 :
浩浩乎若江海 , 高乎若邱山 , 赫乎若日火 , 包乎若天地 , 掇章称咏 , 津润怪丽 , 《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 , 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 , 如未尝有《诗》也 ; 其读《诗》也 , 如未尝有《易》也 ; 其读《易》也 , 如未尝有《书》也 ; 其读屈原、庄周也 , 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 , 意远则理辩 , 理辩则气直 , 气直则辞盛 , 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 , 其同者高也 , 其草木之荣 , 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 , 其同者出源到海也 , 其曲直浅深、色黄白 , 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 , 其同者饱于腹也 , 其味咸酸苦辛 , 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 , 此创意之大归也。 (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 )
李翱此论 , 与其说是一篇对经典的写作技巧的赞歌 , 不如说是一篇叛经的宣言。因为他在赞美经典的创意造言、独立千古的精神之中 , 就断然否定了对经典的摹拟。相反 , 只有超越经典 , 才真正符合圣贤之精神。这是韩愈等人对于传统的“宗经”口号的一次重要发挥。
在写作实践中 , 韩愈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直接向千百年来已形成的话语模式进行冲击 , 用辞有意超出常规 , 避熟滑而趋陌生 , 破齐整而求错落 , 在奇崛的表述之中求得全新的艺术效果。或者“以文为戏” , 打破了千百年来儒者所恪守的一本正经的议论方式 , 尝试用小说的笔法来说理 , 寓深意于调侃之中。他的文风时而险怪 , 时而平易 , 而不论是险怪还是平易 , 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章“雅正”之体格的解构。与险怪平易相应 , 他对文章风格也有两种相反的提法 : 一是倡“钩章棘句”、“怪怪奇奇” ; 二是倡“章妥句适”、“文从字顺”。不过从他的文章创作的主要倾向来看 , 求奇尚怪的一面更为突出。故柳宗元谈阅读韩愈文章的感受 , 是“索而读之 , 若捕龙蛇、搏虎豹 , 急与之角 , 而力不得暇 , 信乎韩子之怪于文也” (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 孙樵也说过 , 读韩愈文章“如赤手捕长蛇 , 不施鞍控骑生马 , 急不得暇 , 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 , 茫然自失” ( 《与王霖秀才书》 ), 足见在时人眼中的韩文之奇险。在对时人作品的评论中 , 韩愈对奇文的推重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对作文“必出于己 , 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的涩体作家樊宗师 , 韩愈曾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 说他“富若生蓄 , 万物毕具 , 海含地负 , 放恣横纵 , 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 , 绍述于斯术 , 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这与他本人在创作上的解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散文 , 韩愈对诗歌的解构也很值得注意。我国的文人诗发展到盛唐 , 在体裁、格律和美学崇尚方面都形成了固定的范式 , 这种范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律诗。律诗固然给诗人抒情提供了凝炼的形式 , 但其严格的句法和韵律规则也极大地限制了诗歌的艺术空间。且其发展已达峰顶 , 如不改弦更张 , 很难再有余地。韩愈之前的杜甫 , 身处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 , 其后期的诗歌 , 就已表现出明显的隳废格律的倾向 , 在对既定的艺术模式的拆解之中追求全新的境界。韩愈正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杜甫。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 : “韩昌黎平生所心慕力追者 , 唯李杜二公。李杜已在前 , 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境。唯少陵奇险处 , 尚有可推扩 , 故一眼觑定 , 欲从此开山开道 , 自成一家 , 此昌黎注意所在也。”韩愈的“以文为诗”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 , 他有意拆解今体诗的严格范式 , 用写散文的笔法和章法来写诗 , 行文有意避偶丽而求错落 , 如“春与猿鸣兮 , 秋鹤与飞” , “淮之水舒舒 , 楚山直丛丛”等等皆是。甚至在诗歌中汲取了佛经偈颂的表现手法 , 以相同的字的大量重复来展开铺陈 , 如《南山诗》连用数十个“或”字 , 《杂诗》连用五个“鸣”字 , 《赠别元十八》连用四个“何”字 , 《双鸟诗》连用四个相同的句子作排比 , 皆在句法上有意出奇 , 别创一格。他在诗中还借用了辞赋的铺陈描写方法 , 如《南山诗》铺列春夏秋冬四方之景 , 《月蚀诗仿玉川子作》排写东西南北四方之神 , 《遣列鬼诗》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等等都是例子 , 令人读了 , 有一种汪洋浩瀚、豪纵恣肆的感受。《答张彻》似乎是一首五律 , 但它却从头到尾句句对偶 , 而且在韵律上又全用拗体。其他的诗中 , 也多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 , 纵横排阖、无法无天 , 总之是千方百计地“蹂躏”着现成的规则 , 而从这种破坏之中努力寻求一种新的美质。此外 , 在诗的意象的选取和塑造上 , 韩愈也有意打破传统的美学标准。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讲的 : “昌黎诗 , 往往以丑为美” , 韩愈写诗 , 喜欢选取雄奇和怪异的意象 , 甚至不惜描写血淋淋的场面 , 以激活人们麻痹的艺术神经 , 获得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在他的作品里 , 日常生活中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东西 , 被作者以艺术的强力纳入了诗的世界 , 使之变成了一种“反美”之美 , “不美”之美。韩愈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解构 , 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崛诡丽的风格 , 后来司空图说他的诗“驱驾气势 , 若掀雷抉电 , 撑抉于天地之间” ( 《题柳州集》 ); 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诗“颠倒崛奇 , 姿态横生 , 变态百出 , 可喜可愕 , 可畏可服” , 都说的是这种创体的鲜明特色。
伴随着自己的创作实践 , 韩愈在诗歌评论中也鲜明的表达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特别赞美在诗中“搜奇抉怪 , 雕锼文字” ( 《荆潭唱和诗序》 ); 夸孟郊做诗是“规模背时利 , 文字觑天巧” ( 《答孟郊》 ), 又说“东野动惊俗 , 天葩吐奇芬” ( 《醉赠张秘书》 ) 。所谓“背时利”、“惊俗” , 亦即对抗时髦 , 解构传统。他曾以“险语破鬼胆 , 高辞妣皇坟”自许 ( 《醉赠张秘书》 ), 在诗评中亦给奇险的作品以特别的青睐 , 如《荐士》中赞许孟郊的“冥观动古今 , 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 , 妥帖力排夰” ; 《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又激赏他“刿目鉥心 , 刃迎缕解 , 钩章棘句 , 掐擢胃肾 , 神施鬼设 , 间见层出”。所有这些 , 都是和他本人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的。
总之 , 从韩愈的创作倾向和主张来看 , 他决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复兴”古文的人 , 而是借复古为口号而凌轹千古 , 自成一家 , 解构旧体 , 力创新言的巨匠。《新唐书》本传评韩文 : “尽刊陈言 , 横骛别驱” , “卓然树立 , 成一家言” , “造端置辞 , 要为不袭蹈前人者” ; 《文艺传》谓其“排逐百家 , 抵轹晋魏 , 上轧汉周”等等 , 皆指他横扫一切现成窠臼的解构倾向而言。韩愈对传统诗文法则的解构 , 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文风格和创作路径 , 不但直接影响了中晚唐的一大批作家 , 诸如孟郊、贾岛、皇甫湜、孙樵、来无择、卢仝、马异、李贺、李商隐、韦楚老、庄南杰……甚至也拉开了唐诗向宋诗转变的序幕 , 所以叶燮《原诗》中说 : “唐时为八代以来一大变 , 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 , 其思雄 , 崛起特为鼻祖 , 宋之苏、梅、欧、苏、王、黄 , 皆愈为发起端 , 可谓极盛。”他看到了韩愈之力变旧体对于宋诗的发端作用 , 是很有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