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代命运详细内容
这样，文化的个体化产生厂自找对文化的日常需要，而对文化的日常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游戏的中立化活动才能实现。正是游戏把文化与生存重新在个体生存的意义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使文化日常化、生存化，同时也使生存仪式化、文化化。由于整体性的丧失，由于个体生存的根本性无名，文化与生存的统一是缺少意义深度的，它不是一种现实的统一，而是一种欲望中的统一，就是说，它只是一丧失文化根基的自找对文化根基的欲望。可以说，正是个体生存的文化无根性引发了当代的文化泛化现象，乃至于一切商业活动都名不符实地要打上文化的包装。这就造成了特殊的文化景观：在最彻底的商业场所，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的交易”，而在真正的文化园地，文化却承受着不可抗拒的商业主义的浸淫。因此，文化和生存在个体意义上的统一只能是一种仪式性的统——一统一于表演的直观性。就此而言，文化向生存的转化，就是文化自身的艺术化—一它片面发展为审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就是审美文化。
五、审美化的当代生存
当代文化的审美化转型，是与当代个体的生存转换一致的—一生存也被审美化了。生存被审美化的必然性在于，由于现代主义反叛和现代化运动导致的自我生存根基的整体性的崩溃，当代人的生存普遍感到一种丧失根基的漂泊无依，因此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幻象来支撑自我生存。在信仰丧失和普遍怀疑中，哲学和宗教都不再能构成这个幻象，艺术成为构造这个幻象的使命的唯一承担者。丹尼尔·贝尔认为代替哲学和宗教，“美学成为生活的唯一证明”[15]。正是在文化与生存的一致性中，当代文化的审美化本质才得到了真实展示。文化的审美化表明，现代历史运动的反神学的世俗化在文化与生存的同一化中被最后实现了，而彻底的世俗化又以商业和技术共问制作的形象迷信成为对生存的新神化。
绝对化的瞬间。整体性的危机和意义的丧失，使当代个人失去了同内在基础的历史性联系，对无限到来的时问的企望，转换为对当前的困守——一当前被绝对化为唯一的实在，而被提升了。不是永恒，而是当前，成为绝对的时间。生存的审美化首先就是对当前的提升。“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16]由于自我的瞬间性存在无可避免地沉沦入时间的涌流，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成为在无限到来的瞬间中对艺术幻象的无结果的追逐。在瞬间绝对化的基础上，审美文化不是在创造成就的意义上，而是在不断投入将来的瞬间中，实现了它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行动而不是成就，过程而不是结果，成为当代个人的文化创造力的基本保证和表现。但是，由于失去了对历史连续性的必然联系，瞬间是能成为非历史平面上的空间拼图。在这个意义上，时间通过空间化而被审美化。在时问的空间化中，审美文化完成了当代文化的新历史主义追求。这种新历史主义追求，在文化多元论的旗帜下，把历史削平为平面形象，并且割裂成无机的片断，然后又按照实用本义的需要随意拼贴编织历史景观。
技术与商业的密谋。当代审美艺术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今天，审美生产已经普遍地转换成为商品生产。”[17]正是因为审美文化产品转化为日常消费品。是一种生活需要，所以它是商品，是可以而且应当标价出售的。审美文化的商品化在市场经济的一体化运作中是一个不小避免的趋势。这个趋势导致审美文化在商业实用主义的控制下奉行文化折衷主义的价值原则。折衷主义的操纵使当代审美文化在其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背面隐藏着自找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自我失落和意义虚无，为技术化操作提供了它所需需要的主体缺席的空间。商业运转正需要技术来代替主体实现它的商业目标。技术本体化使艺术创造转换成为一种工业制作，审美文化成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以机械复制和批量生产极大限度地丰富了文化市场，满足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同时造成主体的缺席，也就是，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成为难以逆反的事实。主体的缺席表现了文化被整合入技术一经济一体化系统之后，商业追求压制人文关怀、技术原则摧毁独创精神的文化危机。随着商业化和技术对社会人性观念的削弱．奠基于人性观念的艺术的自律性就丧失了力量而被取消。“社会越是变得非人化．艺术就越是失去自律。”[18]
形象的生活。审美文化的当代兴起，标明了艺术向生活的退落：艺术失去了自身的超越性而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一形象的享乐。在传统文化整体中，审美一艺术是一种观照性和超越性文化活动—一超生活的仪式。艺术本身就是仪式的晶体化，它的仪式性表现为对超越性的追求——一理想化创造。当代审美文化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超越性的消解倾向。审美文化的生活化把审美一艺术活动转换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如家庭电视和流行音乐，与此相应，文化的精神超越功能被转化为生活享乐功能。“审美经验一旦陷入个人的生活史，被溶入日常生活中，艺术就失去了自身的界限而被生活瓦解了”[19]。可以说，在与传统的永恒理想的对立中，审美文 化追求的是突破时间链条的瞬时存在；反而言之，与传统审美一艺术所实现的超越境界不同，审美文化进行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参与和对文化整体的直接构成——而不是观照。生活化 取消了生活现实升华为艺术理想的必要距离。通过这段距离的取消，审美文化消除了文化的神 圣性，同时义把生存本身神化一把生存美化为无条件的愉悦形象，进入对纯粹形象的新偶像崇拜。形象崇拜，也就是形象享乐，这是当代审美文化生活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生活化的审美文化把文化活动最后变成了纯粹的消费活动——文化的享乐。而文化享乐的普遍成功的根源就在于，生存对文化的日常需要和生存本身的当前化——文化因此以艺术的片面形式成为个体生存需要的当下享乐的消费品。文化在整体上转化为文化的享乐之后，形象不仅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而且也代替了生存的实体—一形象的愉悦表演成为现实落空的生存欲望的虚假满足。通过这种虚假满足，当代审美文化把主体滞留在形象游戏中，而成为对意义和生存的根本性遗忘。这种自我遗忘，一方面是非现实的形象被现实地物化了，因此，它成为自我生存不可超越的界限；另一方面是非同一性的自我无条件地认同于不期而遇的虚假形象，不自主的模仿冲动使自我被形象同化—一物化为纯粹形象的仿影。
结语
自我的沉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普遍的文化事实。在这一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与人类生存的整体需要之间的深刻矛盾。无疑，现代历史运动创造了奇迹般的物质文明。但是，也正是在其物质文明的奇迹的展示中，现代历史运动暴露了它资本主义的技术迷信和个人原则的根本局限。对于这种根本局限，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作出了深刻的社会批判，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而且资本主义一开始就生产着对它自身的否定和超越。在人类社会历史必然对资本主义否定和超越的意义上，人类文化走出自我沉沦的历史阶段也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说现代化是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追随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怎样克服或限制其技术迷信和个人原则的局限性，就是每个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课题。应当认识到，对技术进步的追求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也是其进步性所在。因此，克服其局限性，并不是要否定或排斥技术和个人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0]而且，在根本的意义上，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另一方面，它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21]。所以，克服技术迷信和个人原则的局限性，非但不是否定技术和个人的意义，而是为了剥除资本主义对于技术和个人的局限，真正更好地发挥技术和个人的作用。
具体到文化建设，一方面要认识到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运动，技术经济一体化工程对文化的整合（即把文化技术化商业化）作用，另一方面又应当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发展、个体存在的超越价值（即文化是意义、价值和理想的载体）。怎样在适应现代化整体运动的同时，保持文化的超越价值，使之成为当代社会个体生存的内在根基，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最根本的课题。勿庸讳言，文化的审美化转型正以某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在铺开。那么，相应的文化批判就应当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的常规的工程。文化批判是对文化审美化的一个逆转。它以对人类存在的根本性的整体性需要为基点，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原则。所谓文化的整体性原则，就是坚持文化的个体与整体、传统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的统一性。文化的整体性原则必然要否定和超越技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片面性。通过文化批判，也就是通过文化整体性原则的重建，文化实现为对主体、意义和自我的拯救。
在根本意义上，文化批判是当代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由于现代化运动向未来无限延伸，这种文化的自我重建活动也必然在现实中无限展开而常规化。因此，文化批判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作为文化的整体性重建，文化批判首先要穿越物化形象的屏障，重建意义的深度模式。文化批判不否定美学，但它坚持意义的表现和建设是形象的生命。与此相应，文化批判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先锋运动进行检讨，它肯定并且鼓舞艺术的探索，但是它认为必须超越先锋的技术无限制发展的实验意识，探索和创造应当以对人类生存的历史与未来的整体关怀为前提。因此，文化批判承认个性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它认为个性不是人类个体自我的孤立存在，不是个体与社会的极端对立。无疑，在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矛盾的深刻性在于肯定了对立双方深刻的联系和统一。自我存在的可能意义都必须在这矛盾的联系和统一性中才能得以实现。文化批判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原则，同时也就是坚持了人类对文化的希望。整体应当在现实的基地上包涵历史和未来。希望现实地存在于文化整体的统一性中。坚持希望，就坚持了文化整体的诗性本质。生存是有诗意的，文化应当展现生存的诗意。在这种诗意的展现中，主体、自我和意义获得重建和新生。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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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陈筠泉、刘奔主编：《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张峰译，1993年，第403页
[3]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化艺术出版社，尹溟译，1987年。
[4] Hal Foster：The Anti—Aesthetic， Bay Press， 1983， P3
[5] 柏格森：《创造进化沦》，湖南人民出版社，玉珍丽等译，1989年，第10页。
[6] J．F．Lyotard：The Inhuman，Bolity Press 1991，P6．
[7]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李小兵译， 1989年，“导论”。
[8]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洪佩郁、商月峰译，1990年，第13页。
[9] Martin Heidegger：Hoetry，Language，Thought；Harper＆Row，Publishers，1971．
[10] Hal Foster：The Anti—Aesthetic， Bay Press， 1983， P16
[11]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张峰译，1993年，第259页
[12]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3， P385．
[13]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
[14] Roland Barthes：Critical Essay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2，P79．
[1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赵一凡译，1989年，第98页。
[16] 柏格森：《创造进化沦》，湖南人民出版社，玉珍丽等译，1989年，第10页。
[17]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P4．
[18]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Routledge＆ Kegan Paul， P1
[19] Hal Foster：The Anti—Aesthetic， Bay Press， 1983， P6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2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杜章智译，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