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路径
四、培育和壮大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要害在于根治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总病根”[57]，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真实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因此，培育和壮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主力军”和“同盟军”，是搞好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全部的动力源泉，也是检验真假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金石。
第一，积极开展党内宣传，尽可能地壮大改革“主力军”。一是党员享有的法定权利决定了党员是试点工作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章》制定了“党员的义务、权利”内容，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党员的权利，[58]《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从党的法规的高度详细规定了党员权利：党员有权要求党的组织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参加表决的党员有表示赞成、反对的权利，也可以弃权；每个正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候选人和另选他人的权利，等等。[59]可见，如果在唯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党内民主的所有内容都是空的。[60]二是必须对广大党员群众“启蒙” 党内民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机制和制度。[61]加之，在党执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62]因此，要大力宣传党内民主思想，切实开展好对广大党员群众的党内民主思想的教育、引导工作，把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的过程，当作党内民主思想启蒙教育的过程。这是决定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决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二，开展党外宣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改革的“同盟军”。一是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文化变迁对试点工作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之辩证关系的体现。对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展所形成的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执政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不仅具有促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增强执政党密切与社会关系的功能。二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党员群众习惯了旧有的权力模式，即使党内的“精英层”——领导阶层和学者阶层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主动要求进行一场革命式的“权力改革”，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是孤军奋战。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63]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本身实质就是“还权与民”，是对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对党内社会关系的再调整，是建设党内民主的伟大试验，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64]“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65]
三是适度地发动和组织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能够把社会压力变成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力。相反，如果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之外，反而会激起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怀疑，人为地造成和加剧了党群矛盾，即把支持力变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观望、不满和怀疑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就很容易被放大，而且它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容易被激化。如果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一批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66]
第三，从思想上政治上确立以制度保障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行为观念。必须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确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容乐观的严峻现实。一是认清体制不合理、不健全是党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痛恨那些丑恶的腐败分子的时候，也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卸到他们的头上。要知道，绝大部分的腐败分子所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万人景仰的领导干部岗位上，的确是曾经以自己的德与才，为人民群众做过这样那样的贡献的；不这样来看待腐败分子，不是事实求是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邓小平同志曾经为他们的下场作过最精辟、最准确，也是最客观、最有人情味的注脚：“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和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67]当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不好”，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而是指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好；所以后来又断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死路一条，都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特别是现行的党的领导体制“不好”。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最后不保晚节，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事业之腐败死路的最根本原因。有人说，如果他们有坚定的立场，有坚强的党性，等等，他们就不会有这个下场。这种分析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只靠一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平安无事的治理天下，靠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刚性的体制和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对于极少数领袖层次的非凡人物是行得通的，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或者是一般党员干部，则绝对是不合实际的。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体，即使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毫不例外。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68]所以，人既然都有利益要求，那么，如何防止拥有人民赋予权力的党员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呢？唯一的方法改进党的领导体制，从制度这个层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控。其实，“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家长制”这个“总病根”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独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有英明的政治家诊断出共产党执政体制这一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 坦率指陈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病甚至危险，并与列宁进行过多次信函讨论：“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室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69]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如何进行政治统治进行过全面论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解决身后新出现的革命与建设等课题。但列宁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权威的异化现象表示出了高度警惕：“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必须）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70]今天，我们党的执政体制仍不够健全，党内民主仍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这决不是简单依靠多设立一些监督和处罚机关，加大查处力度或者开展一场接着一场的“学习”、“教育”、“培训”等活动就可以持久见效的。二是全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我国当前面临的全部危机，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这一“总病根”，没有得到正本清源式的彻底的根治。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71]“实现党内民主的方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72]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为党内民主就是要从党的全部权力的源头上确保不被任何人“污染”。在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探索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实践证明唯一有效的、现实可行的、渐进式好经验好办法。因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要把本来属于广大党员群众的权力，原原本本的归还给党员群众自己，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重新认清自己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通过民主选举、党内竞选等方式，选出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谋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和机制，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以防止不被一些腐败分子一有机会就有可能“偷”走并滥用的公共权力。
第四，正视和警惕党内民主的脆弱性。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革命，要发动广大党员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民主、坚持依法办事的关系，防止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蒙昧状态，确有必要在党员群众中，在基层党组织中，特别是在农村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好“启蒙”式的党内宣传，让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切实认清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制度常任制的意义、方法、步骤、途径和目的，确保这场改革的健康顺利进行。
“如果认为选民不能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断, 那么, 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能够区分不同的领袖人物呢? 人们根据什么认定选举的判断是正确的呢? 如果选民能够评价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 那么, 他们肯定就能够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 [73]这就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实践和探索——从根本上说也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最为艰难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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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陶庆，男，安徽宁国人，1965年12月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二站）政治学博士后、社会学系（一站）人类学博士后，安庆师范学院政治学教授、硕生士导师。本文写作分别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一般项目（05JA84001）的资助，和谢庆奎教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主持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宪政研究》（03JZD004）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33页。
[2]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319页。
[3] 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60页。
[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0页。
[5]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页。
[6] 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党建文汇》，2003年4月。
[7] 四川省委组织部：“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的调查与思考”《求是》，2003年第11期。
[8]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参见，www.bjsupervision.gov.cn，2004-6-28。
[9]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第1期。
[10]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参见，www.bjsupervision.gov.cn，2004-6-28。
[11]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第1期。
[12] 金波：“台州全面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浙江日报》，2003年2月21日。
[13] 李美仪编：“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南方日报》，2003年8月20日。
[14] 刘鹏：《在全区镇党代会代表小组活动现场观摩会上的讲话》，参见www.gaogang.gov.cn/dj/ldjh/03jh/ldjh0626.htm，2003年6月6日。
[15] 中共睢宁县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的调查与思考”，徐州党建网，2006年5月13日。
[16] 张成龙、邹盛炜、彭家高：“宿豫乡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全面展开”，参见www.sqdaily.com/20021028/ca18614.htm，2002-10-30。
[17] 党联办：“什邡市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参见www.zzb.shifang.gov.cn/news，2003-12-24。
[18] 吴玉华：“完善乡镇党代会制度的探索——泗阳县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的调查与思考”，参见“宿迁之窗”，新闻网，www.sqdaily.com/20030901/ca37542.htm ，2003-09-04。
[19] 耿仁书：“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 民营企业党员当选代表”，《中国青年报》，2003年01月17日。
[20] 记者：“我区正式启动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工作：赵巷镇先行试点并通过试行办法”，参见www.shqp.gov.cn/gb/content，2003-07-02。
[21] 王虹、王帆、张宏宇：“充分发挥常任制党代表作用的实践与思考”，参见红桥组工网，www.tjhqqzf.gov.cn:8001。
[22] 闵捷 ：“四川大范围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2日。
[23]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运行及走向研究”，《领导科学》，2003年 21期。
[24] 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参见人民网，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4562/2093340.html，2003年9月17日。
[25] 骆诚、朱燕：“中共南宁市委组织部:城北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调查”，参见新桂网-广西日报，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30805/newgx3f2f8667-158401.html，2003年8月5日。
[26] 张仕洪、周志兵：“我省首位‘海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在京山产生”，《湖北日报》，2002年9月5； 邓科：“湖北杨集镇‘海推直选’书记镇长候选人始末”，《南方周末》，2002年9月19日。
[27] 记者：“一石激起千层浪：咸安区乡镇体制改革综述”，《咸宁日报》2003年3月5日，参见中国政府创新网：www.chinainnovations.org/read.asp?type01=6&type02=2&type03=2&articleid=622。
[28]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载：《红旗文稿》，2003年第1期。
[29] 杨运发：“我市积极积极推进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2003年8月22日，《什邡之窗》网站。
[30] 雷世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载：《求是》，2003年第6期。
[31] 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载：《党建文汇》，2003年4月第4期。
[32] 杨三军，林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雅安试水，成效令人关注”，载：《半月谈》2003年9月。
[33] 易颖：“椒江14年：一场‘党内民主’的大胆试验”，载：《南方周末》 2003年1月23日。
[34] “安徽预热党代表常任制”，载：《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7月4日。
[35] 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载：人民网2003年9月19日。
[36] 中共绍兴县委组织部，“积极探索镇级党代表常任制度”，载：《时代先锋》2003年4月。
[37] “靖江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载：沿海党建网（http://www.yhdjw.gov.cn）2003年4月11日。
[38] “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载：“嵊泗党建”网（http://www.ssdj.com.cn）。
[39]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二卷，第331页。
[40] “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载：“嵊泗党建”网（http://www.ssdj.com.cn）。
[4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50页。
[42] M·Weber：“统治的类型”Die Typen der Herrschaft，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Koln ，1956，第1卷，第157页。
[43]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66页。
[44]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5]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46]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4页。
[4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76页。
[48] 蔡霞：“我看‘党的先进性’”，载：《支部生活》2002年第12期；转自田冰：《对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思考》，《红旗文稿》2003年第7期。
[4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50] 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载：《南风窗》2003年1月24日。
[5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
[52]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7页
[53] 郑必坚：“对十六大主题的几点体会”，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9版。
[54]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28-229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29页。
[56]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28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28页。
[58]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9]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9-160页。
[60]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290页。
[61] 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载：《南风窗》2003年1月24日。
[6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44页。
[6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33页。
[6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46页。
[69] 转引自，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页。
[70]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7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72]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73] [美]詹姆斯·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