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本文从生产方式和人的解放角度诠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提出如下观点：
1、社会主义本质由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伦理价值构成，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加“社会所有制”加“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它的实现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产品稀缺程度。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产品丰裕程度有限，至今它仍然是一种未来社会的假设和设想。如果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所限，盲目照搬，不仅不能如愿以偿，反而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斯大林模式的告终就是明证。
2、由于不能实现完全非排他性、共享性的社会所有制，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公有制”都是有限的“公有制”，表现出私有产权的特征，它与“私有制”一样受排他性的产权规定和约束，因此，不论生产条件的占有采取“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须建立相应的产权界定、交易和保护制度。
3、“公有制”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相应的人的解放为最终目的。由于现存的“公有制”对外的绝对排他性和对内的有限共享性的矛盾带来管理上的困难，在强化对代理人的硬约束的同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继续重组和调整竞争领域的国企，以减少国家直接拥有企业。
4、生产公共产品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着眼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大力提倡公共伦理道德，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条件生产更多的公共产品，才能逐步逼近马克思设想的绝对丰裕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公有制公共产品公共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历史的重要关头，改革“姓资姓社”的发问又一次触动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或“打左灯往右转”式的回避争论是不可能的了。
社会主义思潮几乎像资本主义一样悠久，从莫尔及他的《乌托邦》算起也有500年的历史了；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则是清末民初之时，不过10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从建党算起不过85年，从建国算起也不过60年。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曾经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革命前辈为之奋斗终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和动力所在；曾经是进入新中国的一代以及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的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正像基督教徒崇拜“千年王国”、佛教徒向往“极乐世界”、中国传统士大夫憧憬“大同世界”一样，社会主义也曾经是所有时代千千万万有激情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的良知和青春所在①。
作为认知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虽然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我们接受和信奉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尤其是限制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我们始终排斥非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我们也曾经历过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亦工亦农亦学亦军”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式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社会主义顶礼膜拜，上演过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悲喜剧甚至是闹剧。
作为实践的社会主义，其探索更为悲壮。一代代社会主义者为限制和消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行过可歌可泣的伟大尝试，悲剧性地探索过人类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之路；我们也曾试图走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把斯大林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照单全收，而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消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积重难返，闹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陷入短缺经济。即便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早已突破斯大林模式，我们今天仍然固守他的“两种公有制”而作茧自缚。
如今“社会主义阵营”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津津乐道的“浑身每一个毛孔滴着血的”资本主义则并没有崩溃。更令人困惑的是，消除“三大差别”、免费教育和医疗，无限制的普选权等等社会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目标竟然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的成为现实②。这就向所有信奉社会主义的善良的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崩溃的是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我们究竟要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二、正确理解马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也有互助、合作及共同体自治的含义。从词义上看，社会主义强调公共、集体、为大众谋福利，与个人的利己的私有的相对立而带有伦理的色彩。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道义上产生的，其信奉者都是一些富于牺牲精神、道德高尚的仁人志士，他们身在不完美的社会，却向往并试图设计人类的完美社会，其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堪称“完美社会”的典型③。
纵观当今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有多少社会主义流派就有多少社会主义版本，有人（如瑞典社会党领导人帕尔梅）认为社会主义概念（定义）有几十种之多，而自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遍及亚非欧，曾多达70多个。概言之，有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沿袭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社会主义；有第三国际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版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民族、生态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让我们回到马克思吧，毕竟我们是从马克思走向社会主义的。
（一）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见于他一生的著述，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主要著述中，从方法论看，主要是从以下两种“视角”进行观察和设想的。
1、“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下同）预言和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分析框架中预言和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与间接社会化（即以货币交换为媒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是一种直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特征如下：
（1）生产的直接社会化。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革命性的演变，生产（包括生产的组织、交换、控制、分配、消费等职能）不再以市场为媒介，而采取直接的形态。以市场（商品货币交换）为媒介的间接社会化生产——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下同）已不复存在。由于社会生产采取直接的形态，不需要通过迂回曲折的商业劳动，交易成本等于或趋向于零，其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
（2）世界性的社会占有。由于生产的直接社会化，交易成本等于或趋向于零，“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产权已不重要或不复存，世界性的社会占有的所有制已不再具有私权性质的排他性而与历史上其它公有制和私有制相区别。
（3）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④。由于联合起来的个人——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国家的政治职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进行生产。在它的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虽已消失，但仍不能按人类生存的自然需要去分配生活资料，而必须按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劳动的交换——即按个人提供的劳动量分配生活资料，只有在它的高级阶段——物质财富不断地泉涌时，人类才能最终消灭平等交换这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而在社会的旗帜上写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⑤。
2、“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和人本主义者，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是他思考的出发点。他设想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公平、正义、自由和民主等人的解放色彩，尤其在他早期的著述中更为明显。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工人和资本家都是异化的人和被社会条件束缚的人。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资本家和作为雇佣劳动的人格化的工人都同样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要使人成其为人，必须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发展自由的天赋和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而不为“资产阶级法权”所束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从而结束人类的史前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地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⑥可以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具有普世价值。马克思嘲笑和批判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完全性和表面性以及虚伪性，而不是这些价值观念本身。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马克思学说不仅来源于上述三个部分，而且继承了全人类的重要文明遗产。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设想可以在其他学说甚至是在圣经中找到来源，比如，类似共产主义的“共有制”和按需分配的思想，在《新约全书》中有过相近的描述，也体现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莫尔等空想社会主义的著述中⑦。再如，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就作了描述。反对压迫和剥削，追求大众福利以及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早就植根于先哲们的著述中而代代相传。在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恩格斯甚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⑧。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上。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充满罪恶的，应当通过建立符合人性和理性的社会共同体的合作经济来克服。共同体范围可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全球，也可小至一个村落一个社区。空想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呼吁和劝说人们在一国范围内实行“共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共产主义公社试验。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向戴王冠的立法者呼吁社会主义是寄托在“偶然性”上的，尽管概率极小，但他们相信只要不停地呼吁总会成功的。然而他们动情的呐喊和诚恳的呼吁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回应，连同他们小范围的试验一样最后都消失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之中。只有被马克思视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各种合作工厂（包括工人自治的合作社）像点点孤岛仍然挺立在汪洋大海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
与诉诸于人的理性和良知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道义上的愤懑或责难不论如何地合情合理，但在科学上是无济于事的。向戴王冠的立法者呼吁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是一厢情愿。一个社会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是不可能自动消亡的。必须找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诞生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预言和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载体”以及过渡的方式，于是空想变成了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是相对于“空想”而言的。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
然而，设计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身上并非完全统一。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战士的马克思是截然不同的。作为学者的马克思，他力图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作为革命者的马克思，他关注现实的革命运动，关注资本主义的崩溃过程，他试图亲眼看到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到来。前者的马克思的头脑中荡漾着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条不紊的思绪，后者的马克思身上却燃烧着革命者的激情。马克思一身兼有德国的哲学家头脑和法国革命家的心灵。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从哲学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但正由于马克思对革命的热切期盼，他也和康德一样“限制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他为自己的“逻辑”留下了缺口而不能自洽。比如，他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变化轨迹作过如下的推演：在奴隶主和奴隶的相互斗争而同归于尽中，产生出封建主和农奴构成的封建社会；封建主和农奴的相互斗争的同归于尽又产生出市民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按此逻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斗争而同归于尽应产生出一个新的自由劳动者群体，并由其完成社会主义的使命。但是，热切渴望新社会到来的马克思给自己留下缺口，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而具有“特殊性”，可以通过“专政”消灭其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和自身来完成历史的使命——建立社会主义。为了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马克思竟没有彻底地遵循黑格尔的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黑格尔逻辑的推演在此打了折扣⑨。
但是，马克思并不单靠黑格尔逻辑的推演来预言社会主义的，作为学者的马克思时刻关注着资本主义现实的运动。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新的情况层出不穷，《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长达近20年时间马克思竟然没有整理出版《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马克思实证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使其宁可拖延成书也不愿草草了事，这一点从恩格斯晚年中的一些书信和文稿可窥见一斑。比如，资本主义银行的发展和股份制的扩张带来产权的社会化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另外，他们也改变了一些早年的看法，例如，晚年恩格斯认为“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特殊形式”，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合法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等等。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和斯大林版的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是有区别的。他们将本质上是民主政府的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晚年恩格斯还指出，不论是被剥夺还是自愿放弃财产的资产阶级分子作为个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仍然有选举和被选举的公民权。为什么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因为需要对付资产阶级的反抗，如果资产阶级放弃财产，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在马克思看来，即使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也只是“过渡”的状态，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只是“助产婆”而非“产婆”本身。问题在于，如果胎儿并没有成熟就催生，无产阶级专政或革命暴力这种助产婆是否能催产出健康的“新生儿”呢？
（四）为什么没有实现消除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设想距今已100多年了，遗憾的是，这一设想仍然只是一种假说，就是在遥远的将来——比方说50年左右吧，也未必可以完全消除商品经济而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让我们从以下公认的逻辑进行简单的推演吧：商品经济的消亡依据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之所以占有生产资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是源于资本与劳动的两极化而造成无产阶级越来越多——即把大量的劳动者抛入无产阶级队伍；无产阶级越来越多则是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矛盾的激化，从而导致资本的外壳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于是，占社会大多数的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或和平演变政权（恩格斯晚年认为像英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即议会斗争来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暴力的和非暴力的夺取政权后实现社会占有；社会占有则商品经济消除如此等等。许多人对上述推理的某些中间假设提出过疑问，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无产阶级人数并非越来越多，即便人数不是越来越少，至少其比重是大幅度降低了的。此外，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现象也并没有发生，甚至至今也无法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崩溃的迹象。即使撇开实证（因为实证有待长时间的历史检验），这一推演的逻辑也是值得再思考的，因为商品经济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他留下的逻辑难点。
1、社会占有的“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经济即被消除，这一观点喻示，非产权的社会占有与产权的商品经济之间的不相容关系，但这种不相容关系并非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便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逻辑顺序，也不是社会占有——所有制关系决定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的演变，恰恰相反，商品经济向非商品经济的演变——即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具有通常产权意义上的所有制向不具有产权意义的所有制即社会占有的所有制的演化。因此，商品经济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或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占有或以社会名义的国家占有来消除。
2、社会占有与非商品经济的关系
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资料，商品生产就会消除”的观点似乎隐含着社会占有的所有制是非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这与上述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所有制）是相矛盾的。与其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不如说是一组相容并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同一社会形态的两面。用唯物史观的语境，社会占有——即直接的社会所有制“适应”于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非商品经济。反过来说，后者也“适应”前者。
3、社会占有与非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共同前提
社会占有（所有制）与非商品经济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们的存在或得以实现的共同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从马克思的分析看，人们之所以通过市场交换而不是通过社会直接劳动和分配来满足彼此的自然的生理的需求，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发展到“无穷大”或趋向于“无穷大”的丰裕程度。因此，私权（或私人）意义上的所有制是必然的，即使在消除了生产资料排他性的社会占有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如果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也不能消除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必须实行带有“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按劳分配，而不是按人的自然需求进行分配。由此可以推理，消除商品经济及相应的私人所有制，实现非商品经济及相应的社会占有的共同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产品的极度丰富。反过来说，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至今没有实现，是因为当今的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和社会产品的丰裕程度不足以导致私有产权的失效。因此，是否可以反推，只要人类无法克服社会资源和产品的稀缺性，商品经济及私人性质的产权——不论是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所有制统统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呢？或者可以说，资源（社会产品）的稀缺（相对于人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是历史上不论公有还是私有的产权以及商品经济必然发生的终极原因呢？
（五）马克思社会所有制设想的再设想
如果我们承认，只要不可能消除稀缺，那么，作为解决稀缺的有效工具的产权就有存在的理由，就不可能采取剥夺的办法来消除⑩。在社会资源和产品稀缺的约束下，即便是采取联合起来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其占有的“生产资料”也表现为“产权”而有偿付费使用。或许只有通过社会资本的有偿使用，社会产品才会逐步逼近绝对丰裕。因此，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仍然有可能表现为社会资本，任何自由劳动者对其使用都不是无偿的，都须计算“利息”。而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却可能不断地从有偿使用转向为无偿使用，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稀缺”的奢侈品不断向相对丰裕的必需品转变，而必需品（不论是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又不断向社会已有能力提供的并无偿使用的公共品转变，公共品的广度和深度将不断地随之扩大。于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终极目标”，是一个人类社会不断地从稀缺逼近丰裕，从必然王国逼近自由王国的过程⑾。
三、社会主义再认识
（一）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前苏联式社会主义是人类按照某种理想仿制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对非经典资本主义道路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探索，也可视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非常规的“工业化模式”。它取得了一定时期的巨大成功，但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当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翻过了新的一页之时，我们是否应当厘清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设想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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