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

  　　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而已。”但是，与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不同，同时也与实证主义不同，马克思不是把认识仅仅理解为对事物表象的把握，而是把认识规定为通过事物表象对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的探索和把握。其中马克思特别注重的是认识从事物的特殊本质深入到历史总体本质的能动过程。马克思认为，如实地描述现象，固然是认识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仅仅把理论研究局限于此，并把这种描述封为真理，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惯用手法。因为对颠倒的世界现象进行如实的反映得到的只能是似真实伪的认识。这些认识在平日生活中也往往轻易地被认定为毋庸怀疑的真理。然而，如果我们把握历史总体的本质，就会看到这些现象对历史总体本质的颠倒性，就会发现这些被平日生活认定为自然真理的思想和认识是那么的虚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直面、如实地反映的事实，不是现象的堆积，而是现实存在的现象和本质及其关系的总和。科学的原则最根本的是如实地把握历史总体的本质及其发展，并据此昭示历史上各种现象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以科学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即历史的前提因而也是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伯恩施坦想用康德主义的知性方法来抗拒辩证法，实在是这个大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可怜的一个表征。   　　伯恩施坦的哲学立场是漂移性的。一方面，他“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进行康德主义解释，并着力摒弃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法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历史总体性沉思的特质和强大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自居，努力地把自己的思考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式中，而不是跳出马克思主义或颠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种立场漂移性的根源不应该主要到伯恩施坦个人的理论品格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去探寻。19 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和无产阶级状况的变化，使得现实革命性哲学出现边缘化的趋势，而渐进改良性哲学特别是文化意义上的改良哲学却成为当时时代的反映。伯恩施坦似乎是在顺应这样的社会生活。他想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于是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施化革命为改良、化“灾变”为渐进的修正。例如，他提出以多元论替代一元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根据，似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产生革命危机反而形成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寻找一种在场的历史依据；他提出辩证法的虚狂，似乎是在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稳定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出场方式。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这样的修正非但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色，反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基本的精神实质，转变成至多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工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的特征却因此而削弱乃至消失。尽管这一点并非伯恩施坦的本意。他再三强调自己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热衷，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并不是漠不关心，但是客观的结果则恰恰走向了本意的反面。   　　对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主张   　　以上面的哲学主张为基础，伯恩施坦提出他的社会主义的具体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走向合作制社会制度的运动或者合作制社会制度”。这不仅有语源学的依据，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以平等正义的法权关系和合作制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继续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作为阶级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事业，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必须夺取政治统治。” 实现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先决条件，其中，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普遍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由工人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是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详尽地对这些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实际上是物质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在当时只不过部分具备。对于第二个先决条件，伯恩施坦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想法：“经过以利用选举权和一切其他合法手段为方法的议会斗争道路，或者经过采取革命方法的暴力道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相当晚的时候都认为这后一条道路都几乎是必经之路。”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暴力的革命并不能使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取得进展，相反，议会斗争则使得工人的政党获得一定的切实权力。原因是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并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分化，他们“通常过着很不相同的生活，有着很不相同的需要”，有着多种多样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面前，“他们的共同利益(或者至少是相同的利益) 固然多于对立的利益，但是只要目前的有产者和统治者被剥夺了财产和地位，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的多种多样性。” 所以，从先决条件看，社会主义运动当下存在暴力革命的方式是不适宜的，无产阶级整体发动的暴力革命不仅不能得到无产阶级的积极推动而使社会民主党获得政治统治权，反而使社会主义力量遭遇损失。先决条件的思考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前提性内容。   　　同时，伯恩施坦提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不重视的、在实践中又连遭失败的合作制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表明自己的生命力。“在一切先进的国家中，合作制的规模和活动领域都在迅速增加。”这些合作制对于导致工人摆脱雇佣关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当然，“到目前为止，生产合作社只是在以消费合作社为后盾的地方或者本身在组织上接近这一形式的地方才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指点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按照哪一方向寻求工人合作社的最有成功希望的继续发展。”与之相应，伯恩施坦指出，工会或工联在争取工人权力和解放斗争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内有些同志把工会、工联同革命政党对立起来的思想，他声言：“工会或工联从它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说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它们的倾向是摧毁资本的专制主义，使工人能够对工业的管理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对于“民主”这个古老的概念，伯恩施坦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他说，从消极的意义看，民主是对阶级统治的销蚀。在民主的社会状况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无论这个阶级是少数人的阶级还是多数人的阶级。民主被理解为人民的统治，但并不能因此被解释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   　　因此，民主这个概念应该包含一个法权观念：社会一切成员权利平等。而这个观念就同一切人的尽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民主作为制度可以保障社会走向合理化。伯恩施坦说：“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尊重和照顾就愈增加，党派斗争就愈失去憎恨感。”这样的民主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就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致了。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批评：有些人醉心于暴力，认为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设想实现社会主义，并且不顾现实的社会状况，四处寻找机会进行暴力行动，设想通过暴力行动就可以达到最终目的。但是他们应该仔细想想，他们的暴力行动是否真正可以达到在层次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积聚下来的民主成果从而构成对“自由人格的培养和保障”呢? 如果不能，那暴力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来的一切有关自己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   　　由此，伯恩施坦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原则。他说：“在今天的社会是，我们的建设性的纲领是围绕着以下两个主要原则的：在现存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扩大人民的权利和提高劳动阶级的物质生活。”他认为，相对于这些现实的原则和依照这些原则而进行的运动，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人们把将来理当发生的事思辨地搬到现在来，或者硬说它属于现在。那么人们就还是没有克服空想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引起重大争论的运动目的说。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论表达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在场性的思考。当时的社会状况、工人阶级状况和社会主义党实际境遇是伯恩施坦这种思考的客观背景。我不认为伯恩施坦主观上具有放弃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意图，因此人格层面的分析是不可取的。   　　我们应该着重探讨的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意识形态理论层面上的含义。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的正面预设、对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怀疑和对目的与运动的分离。伯恩施坦实际上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内在逻辑可以演化出社会主义社会来，因此革命的希望有所失落。但是伯恩施坦同时也否认资本主义是那个社会唯一的逻辑，他试图以别样的逻辑来影响之，也就是用具有社会主义取向的民主政治或道德的东西掺杂到那个社会中去。在他看来，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最好的在场，除此，社会主义则无处可存在。而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在伯恩施坦看来，生活状况的改善已经使他们失去在死亡线上所具有的与资本主义的势不两立，他们只希望生活越来越改善，用伯恩施坦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绝不是使人类全面无产阶级化，而是使广大工人过上与资产阶级同样的好日子，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不断提高。而这些希望离开当下的资本主义就有可能落入乌托邦——这甚至是广大工人的想法! 因此伯恩施坦才提出了他的目的与运动相分离的观点。从这个观点看，伯恩施坦没有忘记目的，只是感觉目的的渺茫，感觉它与运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与其抱住渺茫的目的，不如从点滴运动中实现工人的利益，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   　　今天，我们来看伯恩施坦所谈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征，会发现他的思想离我们并不遥远。从某种角度看这些思想也情有可原。然而，理论的运动如果为当时的现状所束缚，那就不具有其特有的超越现状的功能了。马克思整个理论的魅力恰恰是其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中蕴涵着新社会的因素。离开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革命理论就失去了根据。马克思早就指出，从现象层面看，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似乎是合理的，然而从历史总体看，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就凸现出来了。伯恩施坦的失误归根到底还在于他对辩证法的蔑视。关于革命主体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他们在历史中锤炼，在历史中成熟。不能以某一国、某一时的工人现状来否定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角色。只要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有将这种特殊性打扮成普遍性的企图，工人阶级就存在，工人阶级的奋起就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看，伯恩施坦的观点太表面化了。目的与运动的分离本身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做法。在马克思看来，最终目的本来就是存在于运动中的，没有游离于具体运动之外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要做到的是，每一个历史的运动都体现出这个目的，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伯恩施坦却忘却了这一点。   　　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不了工人阶级在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而这种解放不解决，工人的实际解放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这样，资本主义就成了历史终结的标志了。伯恩施坦或许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逻辑的推演得出的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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