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8-29
市场内在化的逻辑及其合理性 市场绝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中国也绝不是现在才有市场，相传中国在神农氏时就有了市场。[2]为什么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市场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市场起源说的逻辑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在欧洲市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内在化过程。 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起源的 分析通常总是把私有制作为起点的。比如，诺斯就是这样来描述交换的产生：“我的分析从村落内部的地方交换、或者甚至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妇女从事采集，男人从事狩猎）的简单交换开始。在这个世界中，专业化仅仅是初步的，自给自足成为大多数单个家庭的特征。小规模的村落贸易存在于一个受非正式约束的'密集'的社会网络内部，非正式约束起着促进地方贸易的作用，在这里交易成本很低。人们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暴力的威胁是保持秩序的一种持续力量。”[3] 实际上，当人类仅仅依赖狩猎和采集为生时还处于原始群的时期，连氏族社会都还没有进入，这时候即使有交换，也绝非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因为还没有私有制。 马克思认为：“物本身存在 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了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 产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换以 私有制为前提，这容易理解。因此，交换只能从共同体的尽头开始，因为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天然就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对外交换的这种反作用如何促使商品的交换关系在社会共同体内部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从商品交换的出现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经历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即使从希腊文明的萌芽算起，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为止，其间也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使它无法研究这个问题，因为私有制被绝对化了，个人被假定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以全面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是如何确立起来的，曾经隶属于氏族、种族和家族的个人如何逐渐获得独立而最终成为社会的基本利益单位。对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我国来说，只有理解了这个过程才能为我们的市场化经济改革确立正确的方向。 市场是从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开始的，这种对外的市场关系向人类共同体内部渗透的过程，或者说，市场内在化的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古典奴隶制就是以高度发达的外部市场为基础的奴隶制度。 古典奴隶制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大量的、主要来源于战俘的奴隶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由于奴隶基本上都是外族人，本族人甚少成为奴隶，因此，古典奴隶制也可以说是典型的种族奴隶制。 欧洲的私有制是从商品交换 开始的。发达的商品交换或者说市场的存在也决定了古典奴隶制是一种使用奴隶进行商品生产的制度。战争主要是获取奴隶的手段。“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可免地走上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的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5]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后来 的罗马。“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用的奴隶，还留存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的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6] 如何理解上述情况？如何理解成为穷光蛋的自由公民将奴隶制国家引向灭亡？ 因为开始于社会共同体尽头的交换关系虽然不可避免地向社会共同体的内部渗透，但它终究无法彻底替代来自氏族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换言之，虽然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贫富分化使氏族制度不断瓦解，但因为属于同一种族而自然获得的自由公民身份却始终是难以剥夺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都曾出现过因贫富分化严重，穷人为了还债而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将妻子儿女卖给富人做奴隶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又都因为平民的反对而被纠正或阻止。比如在公元前594年， 当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的梭伦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取消了穷人所欠的债务，禁止以人身作为债务抵押，拔掉了竖在田里表示抵债的牌子，还赎回了被贵族卖往国外做奴隶的人。奴隶制无法将自由人变成奴隶，自由人因此也绝不会去从事只有奴隶才从事的生产劳动。人们在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论多么悬殊，其社会地位最终还是与他们的种族归属保持着稳固的联系。 市场作为人类社会进行物 质交流、借以维持分工生产的一种经济方式是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中产生出来的。而它在促使私有制产生的同时也将这种充满敌意的对立带入了共同体的内部，于是国家随市场和战争应运而生。但是，由于支撑奴隶制国家对外扩张的自由公民对市场关系内部化的抵制，也就是说，奴隶制无法将自由公民变成奴隶，或者说将他们或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奴隶制国家内部的自由公民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关系，或者说，市场关系不可能完全代替种族关系。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市场关系，而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因为奴隶不是被自己出售的。于是这就决定了建筑在这种奴隶制基础上的市场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外在市场，即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而不可能完全成为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因为共同体的种族基础构成了市场关系所无法克服的障碍。 当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这种统一的种族抵制已经不存在，不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都因为封建割据而分裂成为一个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单位，这就为在奴隶社会无法进行的市场关系的内在化创造了条件。 在氏族社会，个人属于氏 族，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氏族的一个平等成员。在古典奴隶社会，尽管社会的种族基础依然存在，但家庭成为财产的占有单位，贫富分化虽然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种族基础，但已经使公民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贵族和平民。国家把分属不同社会等级的利益群体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公民社会，每个人首先属于自己所在的利益群体，然后才属于这个社会。但无论怎样，社会的种族纽带仍然维系着这个社会内部的统一性。 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政治上 的分裂状态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但是，政治上分裂同时也削弱了封建主的控制力，使商人在城市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特别是王权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又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因为严重的分裂状态是国王所不愿看到的。同时，专制的王权又因为教会的神权而受到制约。总之，自由的市场因为各种势力的相互制衡而得以存在和发展。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发 展起来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封建主、特别是国王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一致起来，另一方面，开放的国际市场又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意味着市场的发展和因市场发展而兴起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封建主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跟在资产阶级背后，希望从市场的拓展中分得一杯羹。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原始 积累的过程中，国家机器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在英国，国家颁布各种血腥的法律，用鞭打、监禁、以至死刑来禁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再比如，以暴力为基础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以及国债制度、税收制度等等。没有国家权力的充分利用，没有封建主的积极配合，资本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的。[7] 总之，市场的资本主义复 兴，或者说，市场在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大发展才真正意味着氏族制度的彻底失败，意味着奴隶制度从人奴役人的形式转化为金钱奴役人的普遍形式而得以继续进行。而这个转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在对商品财富的追逐上能够或多或少地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曾经对国家事务拥有发言权的自由的普通公民早已消失，人们也因为封建割据而彼此隔绝，难以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更进一步的思考会使我们发现，从人对人的奴役转化为金钱对人的普遍奴役，这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对人的解放，把人从奴役人的人手中解放出来交到一个比人更公正的第三者手中，或许正是人的彻底解放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