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
形式具有意义，独立于内容的意义，这是20世纪美学一再阐明的命题。本文想要论证的是，小说的叙述形式，具有独立于小说内容的意义，而且是与整体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关的意义。具体地说，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
现代叙述学研究者，多少都感到了这个向题，虽然至今没有人给予系统的说明。泽尔尼克曾经声称：
意识形态被构筑成一个可允许的叙述(constructed as a permissive narrative)，即是说，它是一种控制经验的方式，用以提供经验被掌握的感觉。意识形态不是一组推演性的陈述，它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延展于整个叙述中的文本，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种说故事的方式。（1）
他的意思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形态。(很多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文化形态，例如吉尔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符号的文化体系”（2）。)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反过来，叙述学的形式分析就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到文化形态分析的深度，或者说，只有深人到产生叙述形式特征的文化形态之中，才能真正理解一种叙述形式的实质。这样，形式文论就与文化学结合起来，形式文论就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叙述学就不再是一种小说技法研究。
这样说，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化，但从叙述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实际上是严肃而彻底的叙述学研究必然要走的方向。我们可以举一些最常见的叙述学特征——人物视角，转述语，时间链，情节结构——在文学实践中的变迁和在批评实践中被理解的程度，来说明形式文论如何超越自身而进入文化批评。
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传统小说，.除了第一人称小说之外，很少坚持用某个人物的意识作为叙述视角。人物视角实际上是工业化社会渐渐进人成熟时的社会文化形态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形态越来越体制化时，渐渐处于与社会对立状态的个人的不安意识，是社会与个人评价规范合一性消失的结果。人物视角不仅是一种文学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到现代，直接向“亲爱的读者”或“看官”发出认同规范的呼吁，不仅是技巧上可笑，而且是价值观上可笑，作者不再能扮演上帝角色，正如上帝不再能对世界扮演上帝角色。
人物视角叙述的出现，标志着叙述主体意识的分解越来越严重，而且主体意识的重心下移，抛开了作者对叙述世界的君临，抛开了叙述者随心所欲的全盘控制，而移入被叙述人物的主观有限性之内。
这种对经验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之尊重，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对叙述的压力之产物。尼采在19世纪中叶就强调“不一定有什么意义，有的只是与意义有关的看法角度”（3）。英国现代文论的先行者沃尔特·佩特说：
对现代精神而言，除非在某种相对条件下，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事物。（4）而王尔德直接指出了这种经验相对主义导向人物视角的路线：
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无法穿越事物的表象走向事物的真相，其原因可能很可怕：事物可能除了表象外没有真相。（5）
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第一人称小说，与人物视角叙叙方式无关，但普鲁斯特在这本小说中所成功地强调的经验之相对性，与人物视角叙述的兴起可归于同一文化原因。小说第一部《斯万家那条路》中，“我”对斯万的印象，与“我”听家人说斯万的话，无法印合。这时“我”体会到：
无疑他们所认识的经常出入俱乐部的斯万，与我婆姨创造的斯万完全不同……我们的社会人格，是别人思想的创造者。
最后的这个警句，正是人物视角所依据的经验有限性和社会性的注脚。
人物视角叙述中，叙述者隐身更深，更少可能作评论干预。照例说，这种“目击式”叙述会加强逼真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从詹姆士开始的人物视角小说，并不给读者强烈的现实幻象。这是因为人物视角小说透露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只有个人而没有人，只有人生经验而没有体现这种经验的世界。当共同的诠释规范消失时，再客观的叙述都不可能使读者与叙述世界认同。
这个文化上重心分散，小说叙述主体重心下移的过程，在晚清到“五四”这一段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中也能见到。晚清小说《邻女语》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人物角心的小说，至少是这本小说的上半部。小说中，庚子事变时北上放赈的金不磨在一路旅店的见闻，听到隔壁尼姑的谈话，邻室女郎的悲唱，或旅店女东家的诉苦等等。但这本小说的重点显然不在这些次叙述上，而在角心人物金不磨的思想反应上。正如阿英指出的：“金不磨在作者笔下，是位个人主义的英雄。”（6）据夏志清的考查，主人公金不磨的原型实际上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在庚子事变中单身北上劝赈，后来成为他被清廷判刑流放的理由。刘鹗的确是晚清中国传统社会崩解时出现的许多“离心式”奇人之一。
叙述视角的文化原因，在这个问题一出现时，就引起了争论。福楼拜的《
杰出的叙述家韦恩·布斯也认为，价值观的相对化造成道德危机，叙述的客观性被叙述者或角心人物的有限经验之不可靠所破坏，这样，叙述的可靠性就失去了其社会文化的立足点。他放弃了他一贯的纯描述态度，指责小说叙述的人物视角，认为视角的选择“不是个技巧问题，而是个道德问题”（7）。对这种“叙述学保守主义”，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雷蒙·威廉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在布斯看来，从我们有限的一价观(monad)来观察生活，至少在两个方面极其有害。首先，机械地使用人物视角破坏主体，19世纪全知叙述者却能有效地控制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菲羡杰拉德写了《温柔的夜》两种文本，他不知如何处理为好，这是个经典例子)。第二，纯择的人物视角引起了全面的相对主义，由于我们只能就叙述者之所及接受叙述，就造成全部价值判断标准的毁灭，其后果是文学效果的源头也被毁灭。（8）
威廉斯所说的这个“文学效果”，就是逼真性。加缪总结出一条相似的规律：“艺术家越感到与社会一致，就越不用在风格上扭曲他的素材。”（9）
人物视角的应用，当然有其技巧上的作用，效果上的考虑。我们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道德间题，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中间有个文化态度问题。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晴下》，用一个英
许多这类跳角，其考虑却超出了单纯的叙述技巧之外。当代中国作家邵振国的小说《麦客》，每一节都轮流以吴河东和吴顺昌父子两人为角心人物，其复式叙述角度很整齐。但是第五节写到房东水香爱慕临时帮工吴顺昌，让他晚上到她房间来，而吴顺昌经过“思想斗争”，拒绝去水香房间，叙述突然跳出吴顺昌的角心，进人水香的意识：
水香没有睡，呆坐在炕边上，想去重新点亮那盏灯，却又没心思……她呆滞地望着窗慢上的格子影，象是数着她从十四岁成婚到现在的日子。她，没有爱过人，从来没有，咋会爱上了他?她不知道，只记得最初骂自己的时候……是的，她的确认为自己坏，眼前她依旧这样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坏女人啊!哥，你不来对着哩，对着哩，对着……（10）
这一段跳角，破坏了全文叙述方位的安排，从情节上看，也并非必要，因为不管水香怎么想，是否自责自谴，并不影响吴顺昌的行动，他反正已经独自决定不到水香房里去了。这个感伤味十足的跳角，明显是从道德上的考虑来安排的，不写这一段，水香的形象就成了问题。小说的主题是劳动人民纯朴、高尚而恪守道德，发乎情而止于礼，这个劝善诫恶目的迫使叙述进入在技巧上在形式上有百弊而无一利的跳角。
格林的名著《问题的核心》，也遇到相似情况，虽然其考虑正好与《麦客》相反。’在《问题的核心》中，婚姻不幸，婚姻与婚外恋的道德冲突，使主人公最后无法承受，自杀了事。格林说这本小说出版后受到的热烈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这本书一定具有某种腐蚀力，因为它太容易打动读者的软心肠了。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来信……我发现读者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斯考比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斯考比是个好人，他是被那个没有心肝的妻子逼上死路的。（11）
格林发现其所以造成相反效果，原因可能是人物视角这个形式问题。
小说的缺点与其说是心理上的，毋宁说是技巧上的。读者看到的露易丝(斯考比太太)主要是通过斯考比的眼睛，他们没有机会修正对她的看法，这就使斯考比爱上的那个海伦姑娘不公平地处于有利地位。在我的初稿上本来有一段斯考比大太同威尔森(她的朋友)相会的情景……这一段叙述对斯考比太太比较有利，因为这场景通过威尔森的眼晴来描迷。但是插入这样一个场景，会过早地打断以斯考比为角心的叙述，使故事进展显得秘懈。（12）
初版时，从叙迷角度整伤考虑，格林去掉这一章，再版时，他不得不重新加入，为了改善斯考比太太的形象。这样，斯考比的最后自杀不单是由于婚姻的不幸和婚外恋的痛苦，小说不再是一个感伤的三角恋爱悲剧，精神的、宗教的(天主教的)价值冲突就成为小说的主要意义。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一个更简单的叙述形式特征：转述语。
转述语，即小说叙述中引用人物的语言。这种引用可以有四种不同方式：直接自由式，间接自由式，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无论哪种形式，叙述者与说话人物这两个主体因素都在争夺控制权。所以转述语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人物语言的记录，独立于叙述者的控制之外，又是被叙述的对象，处于叙述者的控制范围内。不同类型的转述语，二者控制方式不同。
苏联巴赫金学派的伏罗申诺夫曾有论文详细分析了转述语类型的变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重大意义。他指出俄国文学中有大量间接转述语，而间接转述语的特点是叙述语境控制力很强。间接转述语有可能朝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在语意水平上接受信息，即只传达意义，排斥语调色彩，从而使叙述语境浸润渗透人人物语言。他认为每当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或集体主义思潮在社会文化形态中占上风时，叙述作品中的转述语便倾向于这种“指称分析”方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是“指称分析”式间接语的典型。
另一种，即尽量保持转述语的语调色彩，尽可能保留人物原话的特征性词汇和语气。这时，叙述语境对转述的渗透控制程度就较轻。他认为，每当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抬头时，叙述作品的转述语就倾向于这个“质地分析”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质地分析”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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