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研究述评
摘 要：作为对外部市场竞争和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理论的有益补充，战略的制度基础观成为研究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理论基础。从战略制度观的视角，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以文献述评的方式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从三方面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首先梳理了政府干预相关理论，包括政府干预的内涵、政府干预的类型、政府干预的度量、政府干预与企业性质的关系、政府干预的动因以及政府干预的影响因素；其次，总结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包括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方式、R&D 行为、投资行为、多元化经营及并购行为的影响；最后，回顾了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的相关研究。以期对解决战略理论的本土化问题、解释制度与企业的相互作用关系、探讨制度对企业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制度基础观；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战略制度观。
一、引言。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企业的原有制度已经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在这种制度条件的影响下，不同的企业会选取不同的企业成长战略[1]。政府的同一政策会给不同行业的企业甚至是同一行业内的企业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程度的差别为企业建立超越对手的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2]。因此企业需要从战略上重视政府行为所带来的间接的、无意识的影响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企业虽然从经济层面上获得的自由度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对资本、土地等重要资源还拥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仍然会受到地方政府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管理者面临来自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力[3]。
在现实环境中，影响企业选择和有效实施战略的因素有很多，内部因素主要涉及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而关于外因层面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市场层面的分析，如市场结构、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却往往回避了制度背景的影响。
然而，仅以企业的并购决策为例，为了降低社会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干预下的“拉郎配”式的并购并不少见。地方政府干预的存在导致了其控制的企业更容易实施效率更低的多元化并购和“拉郎配”式并购[4]，并因此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
在我国，市场的开放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制度框架处在形成之中，制度变迁并不是同质或同步的，不同行业的竞争态势由于受到不同质制度变迁进程的影响而表现出差异化特征[5]。这些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独特性质对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所以，在考察中国企业的行为特征时，有必要结合政府的因素。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战略制度观的视角，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包括战略制度观概述、政府干预相关理论、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等方面，并进行了分析及评述，以期对解决战略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指导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解释制度与企业的相互作用关系、探讨制度对企业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在转轨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环境与政府管制、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依存关系，政府因素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产品市场，研究政府因素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对于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建立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在转轨时期，中国企业所处的制度背景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对企业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对企业来说，选择合理、有效的战略行为，保证战略的顺利实施对于其实现战略目标、建立竞争优势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讨论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政府因素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企业根据政府管制的特点，结合自身不同的资源状态和个体独特优势状态，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战略实现方式和战略行动的平衡和选择，从而实现战略目标。
二、战略制度观概述。
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战略理论的理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等，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高。这些新兴经济国家的制度背景特征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表现在制度、文化和企业伦理上的显著差异迫使学者们考虑除了产业和资源因素之外更多的制度差异方面的因素[6]。
随着对战略差异性逐渐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制度学派。
早期以 Scott 为代表人物，主要从组织层面对不同制度下的战略进行分析，现代以 MikeW. Peng（彭维刚博士） 为代表人物，主要从制度、组织、战略的关系整合上进行综合研究，制度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促使了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的产生。
战略制度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萌芽，它的产生是人们对制度在战略理论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
由 MikeW.Peng（彭维刚博士） 于 2002 年正式提出，并逐渐开始流行。战略的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 Based Viewof Strategy）作为对已有基于外部市场竞争和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理论的有益补充，成为研究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理论基础。战略制度观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以前常被人们忽视但却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上，从而丰富了对企业战略问题的研究。目前，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因素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制度的战略观主要应用于战略联盟决策、创业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跨文化的管理问题、跨国商务中的贿赂与伦理、专利、标准和产品的国际化等方面并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从制度分析视角对企业战略演变所作的理论解释，构成对其他理论视角非常有意义而且重要的补充。制度分析的视角认为，组织行为的动机决不仅限于经济最优化，还应包括对社会正当性和社会性义务的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使合法性、资源以及生存能力得以提高，因此与社会期望的一致性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成功和生存。与仅仅强调企业行为的理性层面和经济合理性的战略框架大不相同，制度理论同时还强调企业战略行为的适应性、惯例作用、非理性以及社会决定性的一面。
根据制度理论，企业所做出的合乎规范的理性选择受制于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因此，针对于战略管理领域中的资源基础观点，制度理论可以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并构成有益的补充：①企业可能受制于其自身的历史和演进路径，而做出并非最优的资源决策；②沉没成本可能表现为认知性的，而不仅仅是经济性的，由此导致次优的资源和路径选择；③战略投资的文化支持，可能是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④企业可能是不愿意，而不是不能够模仿竞争对手的资源和能力，尤其是当这些资源被认为是缺乏合法性或缺少社会认可的时候。
因此对于组织战略演变的研究来说，制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在这一复杂过程之中“制度性隔绝机制”的重要作用，即在组织层面，战略行动和资源决策的社会情境 （脉络） 会对资源运用、获取和行动的最优化产生作用，从而影响组织战略变化的步调和路径。
三、政府干预的相关理论研究。
本文针对现有研究中涉及的政府干预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1. 政府干预的内涵和作用。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指政府通过某种机构，运用某种方式和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有目的的组织和控制。政府干预公司的经营活动源于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回应。
Frye 和 Shlerfer[11]将转轨期间政府在企业中的角色分为三类———无为之手、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无为之手，是指政府对企业几乎不施加影响；帮助之手，是指政府积极出台政策，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从而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掠夺之手，是指政府为了实现政治和社会目标，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Frye 和 Shlerfer（1997）指出这三种角色都是理想模式，现实中的政府经常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不同角色，或者对哪个角色有所偏重。
哈耶克[12]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可为和不可为”原则，“不可为”指国家强制力作用不可逾越，基于私人产权为基础界定的私域；“可为”指政府通过适宜 （合） 的法律和经济政策，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框架。
2. 政府干预的类型。
政府干预可以分为掠夺性干预和保护性干预。掠夺性干预，即政府官员将各种施政目标引入公司中，比如完成 GDP和税收指标、增加雇员数量、摊派公共行政支出等。除了掠夺性干预外，政府往往还会对当地公司采取不同形式的保护性干预，即政府运用其特有的行政权力帮助公司获得优惠政策、稀缺的金融资源和垄断地位，比如采取各种政策进行地方性保护、提供税收优惠、提供优惠贷款支持、给予财政补贴、帮助当地公司抢夺上市融资机会、颁发特别许可证等。
保护性干预和掠夺性干预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掠夺性干预给公司造成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公司业绩，因此公司经理层往往以此为借口，向地方政府寻求更多的政策支持。从实质上来看，保护性干预可以说是对掠夺性干预的一种隐性补偿方式，以及用来交换未来更多掠夺性干预的重要筹码。因此，掠夺性干预越严重的地区，常常也伴随着严重的保护性干预。
3. 政府干预的度量。
由于政府干预的隐蔽性及其影响难以观察性，度量政府干预是个难题。最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衡量政府干预：
①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中的政府干预指数[14]，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度量。②企业是否为政府直接控股[15-16]。③徐二明等用国有股集中度（SC）指标考察了国有股权对企业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17]。④实际控制企业的政府的行政级别[18]。⑤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比重、失业率、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赤字[19]。⑥金煜、陆铭和陈钊（2006）在考察经济开放对国内市场整合的影响的研究中，将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外贸依存度）、政府消费占 GDP 的比重、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某省份劳动力人均 GDP 与相邻省份平均劳动力人均 GDP 的比率 （技术差距变量） 等 4 个指标作为与政府行为相关的影响因素[20]。⑦马忠、刘宇（2010）则使用第一大股东性质、实际控制人性质、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以及市场化指数这 4 个指标来度量政府干预的程度[21]。
表 1 为根据测量维度对政府干预测量的归纳和汇总。
4. 政府干预与企业性质。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由于较低的干预成本和更为便利的干预渠道，政府干预的对象主要是国有控股公司。如Sappington 和 Stiglitz所说的，由于国有公司的经理层自身很少承担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损失 （如公司效率损失），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去抵制政府干预。但私有股东不同，他们必须在得到更多的补偿后才会接受政府的干预。除了干预成本较低以外，地方政府还直接控制着国有公司的经理层任命，这为其实施干预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事实上也是地方政府强加政策的最有效保障之一。
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预：由于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并不具有控制地位，从而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能力也更弱。同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受到的政府干预比较少，从政府那里获取的优惠也较少。出于私利激励，政府官员与私营企业建立起各种联系，甚至直接担任私营企业高管职务，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行为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和谋求个人私利。同时，私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保护，实现市场准入和获取更多资源，也存在主动建立政治关联的诉求。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型的私营企业，随着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他们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因此会注重兼顾一定的社会目标，如就业目标、产出目标等。
5. 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因。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设租”与“抽租”是政府管制经济的重要动机。而对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经济来说，政府干预主要是出于政府的社会目标动机和政府官员的政绩动机。
地方政府的社会目标动机：地方政府面临的现实任务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及维持社会稳定。地方政府通常会利用其所有权将自身所承担的政治目标转嫁到公司，如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养老、就业与社会稳定等。林毅夫和李志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
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动机：地方政府官员都有其个人利益和政治晋升诉求。而考核其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 GDP 和财政收入。利用投资来追求公司的扩张就成为增加 GDP 或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的途径，这在财政赤字较高、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动机更强烈。
6. 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因素。
法律因素：Shleifer 和 Vishny 指出，当产权保护较弱时，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更加严重。Acemoglu 和 Johnson 研究发现，当法律无法有效约束官员对经济活动的干涉时，地区的投资率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也会落后。
企业因素：有研究表明，金字塔结构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公司的产权免受政府干预。Frye 在对俄罗斯的研究中发现，当企业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企业中的经理并不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权利，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金字塔层级结构被用于限制政府干预。在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中，政府的干预动机和能力会随着所面临的谈判对手的变化而出现差异。除此之外，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影响程度，大部分依赖于企业对自身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过程的调整能力和适应管制的能力。
政府因素：主要是政府干预的能力，这是政府干预的基本要件。政府干预能力包括很多内容，Faccio和 Masulis 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主要表现为中央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第二，金融宏观调控能力，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金融决策对于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所起的作用和中央政府对地方各种金融活动的监督、控制程度；第三，行政组织调控能力，这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对自己机构的动员能力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令自觉贯彻的程度。
四、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1. 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
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会直接影响到企业所采用的创新方式，具有特殊地位的国有股权必然会对企业的创新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徐二明等从国有股权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制度真空”的现象，以及市场条件的不完善，国家或政府或多或少保留了他们对资源分配的控制权。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股权集中的企业能较多地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关键资源，从而形成特有的竞争优势，并且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国有股权主导的企业倾向于内部创新的结论。张维迎、Xu 和 Zhang从制度层面研究了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方式的影响，认为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到企业创新战略决策过程与创新方式，由于各种历史路径依赖的原因，企业中不同性质的所有者会对企业施加不同的制度压力，结果会导致不同的创新方式。
2. 对 R&D 行为的影响。
张保柱等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5- 2006 年的 R&D 支出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 R&D 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较低，而且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这种现象越明显。政府干预下的企业 R&D 行为表现较差，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的偏离，而这种较差的 R&D 行为表现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
3. 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Love 从国别制度差异的角度，考察了政府角色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关系。程仲明、夏新平和余明桂以 2002- 2006 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干预对投资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出于经济与政治晋升目标的考虑，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干预越严重，公司投资过度现象越明显，而只有微弱的证据支持政府干预导致公司投资不足，政府干预对非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的影响均不显著。
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金字塔层级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说明地方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以实现其社会与政治晋升目标时，金字塔结构可以保护公司的投资行为免受政府干预。
4. 对多元化经营的影响。
陈信元等选取了企业多元化经营这一行为特征，考察了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多元化动机以及政府干预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易实行多元化经营，在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地区，这种现象越为明显。由于更多地出于政治目标和社会职能的考虑，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多元化经营，降低了企业的绩效。
5. 对并购行为的影响。
Li、Pan 和 Xia 以企业并购作为研究平台，实证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在企业并购行为中的干预行为。方军雄（2008）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现实存在的背景下，不同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更易实施本地并购、并以无关的多元化并购为主要特征，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则可以突破地方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跨地区并购。陈信元、黄俊认为，政治上的考虑，如帮助本地企业“脱贫解困”、降低地方失业率等，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主导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进行兼并、收购。
6. 对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
李敏、郭逢爽等通过剖析中国政府在汽车集团整合中的干预及其成效，发现中国政府主导着整个汽车集团的战略整合，包括外商合作伙伴的选择等，其干预的整体成效是积极的，不仅克服了市场失效，而且正面验证了加欣克伦模式，促进了中国汽车集团做大做强。从中国汽车企业集团的组建和整合过程中看出，政府在组建汽车企业集团、指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上进行了有序的干预，通过干预弥补了“市场失效”和“组织失效”，尤其在消除市场障碍、优化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Xu 和 Wang 选取了 1993- 1995 年上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法人股股权集中度比国家股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陈晓和江东发现，在竞争性较强的行业，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陈小悦和徐晓东的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对外部投资者利益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徐晓东和陈小悦的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夏立军和方轶强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 （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并以 2001- 2003 年期间的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
六、研究局限及展望。
1. 关于政府干预的系统研究有待加强。
目前涉及政府干预的研究大多从产业竞争力、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其对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影响。近年来，从微观企业的视角讨论政府干预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但针对政府干预的系统研究仍较缺乏。尤其是对于政府干预的测量，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采用了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中的政府干预指数，少数采取多维度指标进行测量的研究，在指标选取方面也有较大差别 （见表 1），专门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政府干预概念体系以及测量方法的系统研究比较少见。
2. 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影响关系的研究在机制上有待深度挖掘。
近年来，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研究政府干预与公司价值、企业绩效的关系；二是直接研究政府干预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主要从静态角度出发，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企业采取的战略进行了解释，凸显了战略选择背后的制度差异。尽管对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企业的战略也进行了分析，但主要还属于截面研究，对于战略选择是如何伴随着政府干预的实施而改变的较少给予研究，关于制度对战略影响的特定机制较少给予关注。
在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行为关系的现有研究中，大多是从企业某一具体行为层面开展，如政府干预与多元化、并购、合作联盟、研发、投资、技术创新等行为关系的研究，研究政府因素对这些企业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尚缺乏从企业整体发展的层面、战略管理的角度，深入讨论政府因素对企业战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
3. 虽然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探讨了政府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从现有文献来看，由于对政府干预指标选取及度量方法的差异，国内的相关研究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
总体来说，已经做出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广度上都有待增加，战略的制度基础观视角下，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对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明确企业经营中政府干预的概念体系和度量方法以及政府干预对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Peng，M.W. Institutional trad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 [J].Academy ofManagement Review，2003（28）：275- 296.
[2] Lenoe. Who Profits：Winners，Loser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M].NewYork：Basic Books，1986.
[3] Luo，Y.，Tan，J.，Shenkar O Strategic Responses to Competitive Pressure：The Case of Townshio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 [J].Asia PacificJournal Management，1998（5）：33- 50.
[4] 方军雄。 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 [J].管理世界，2008（9）：118-123.
[5] 李新春，刘佳，陈文婷。 从基于制度到基于市场的战略创业转型———中国大型电子企业联想、海尔、TCL 案例研究 [J].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六集），2008：669- 705.
[6] S.Makino，T.Isobe，C.Chan Does country matter? [J].Strategic ManagementJournal，2004，25（10）：1027- 1043.
[7] 孙卫，唐树岚，管晓岩。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战略理论的新发展 [J].科研管理，2008（2）：15- 21.
[8] 尤号。 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研究述评 [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9）：145- 148.
[9] 王益民。 战略演变的制度基础观———制度转型期企业战略的生成、收敛与分化 [D].复旦大学，2004.
[10] 徐向艺。 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政府干预 [J].理论学刊，1993（4）：23- 28.
[11] Frye T，Shleifer A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1132- 1143.
[12]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13] 朱茶芬，李志文。 政府干预和会计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9（6）：82- 89.
[14] 樊纲，王小鲁。 中国市场化指数-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5] 陈信元，黄俊。 政府干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 [J].管理世界，2007（1）：92- 97.
[16] 张保柱，黄辉。 考虑政府干预的企业 R&D行为研究 [J].财经论坛，2009（3）：9- 14.
[17] 徐二明，张晗。 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 [J].经济管理，2008，30（15）：42- 46.
[18] 屈文洲，许年行，关家雄。 市场化、政府干预与股票流动性溢价的分配 [J].经济研究，2008（4）：132- 146.
[19] 程仲明，夏新平，余明桂。 政府干预、金字塔结构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 [J].管理世界，2008（9）：37- 47.
[20] 金煜，陆铭，陈钊。 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 [J].经济研究，2006（4）：87- 94.
[21] 马忠，刘宇。 企业多元化经营受政府干预、企业资源的影响 [J].中国软科学，2010（1）：116- 127.
[22] Spiller，P. Politicians，Interest Groups and Regulators：A Multiple- Prin-cipals Agency Theory of Regulation，or 'Let them be Bribed'[J].Journal ofLaw and Economics，1990（33）：65- 101.
[23] Li，H.，Zhou，L.A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1743- 1762.
[24] Spicer U. J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Agenciesonorganizations in WoodProducts and High Technology/Eletron- icsindustries [J].Academy ofManagement Journal，1985（28）：426- 445.
[25] Li D. H.，Pan H.B. & Xia X.P. Investor Protection，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ross- province Mergers: Evidence from China's EmergingMarket [C].The 13th TCFA Annual Conference，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2007：56-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