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文体式中的议论性修辞文本论析
提 要 小说语文体式中，作者可以和读者达成“二分”修辞文本的契约关系，从而建构一种融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为一体的文本样式。这两种修辞文本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由此形成夹叙夹议的系列性语言运用特征。作者把议论性修辞文本作为语言表达的一种修辞策略来经营，赋予议论性修辞文本多种不同的修辞性能和功效。
关键词 小说语文体式 契约关系 议论性修辞文本 叙述性修辞文本.
关于语文体式，李熙宗先生曾经专门作过深刻的讨论。李先生（2001：275-287）认为，“语文体式是言语形式的一种，它是在具体运用语言构成言语组织时依照一定的形式把言语组织起来的产物”，“是一个立足于语言本位而形成的揭示语言成品（书面可称为文本）语言结构形式特征的概念，是指语文表达上组织语言文字而形成的‘结构方式’和‘格局’‘样式’；是具体运用语言构建语言组织时，受语言运用相关因素制约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并依一定形式组合而成的具有整体性和个性特征的言语结构形式规范”。据此可以推知，语文体式是语体在低一个层级上所形成的语言运用形式规范。如果把这种语言运用形式规范和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信函等对接起来而组成言语结构，那么这种言语结构便毫无疑问地会具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信函等体式的特征。
小说这种文体从语体学意义上来看就是小说语文体式。在小说话语世界，作者主要给读者讲述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内所发生的故事。作者以特有的眼光从不同的维度对物理世界进行扫描和透视，向读者呈示对人性、人生、社会、爱情、婚姻、职业等的深入思考和价值评判，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故事背后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文化内涵。作者往往具有非常清醒的语体意识，自觉而巧妙地把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融为一体，充分展示驾驭文本创作的非凡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娴熟技巧，以实现由虚拟文本样态到现实文本样态的修辞转化。
本文拟从修辞学的角度就小说语文体式中议论性修辞文本的相关问题作学理上的阐释。
一“、二分”修辞文本之契约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的解释，“契约”意为“证明出卖、抵押、租赁等关系的文书”。本文用来喻指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作者在非常清醒的语体意识支配之下，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同读者（即鉴赏者）达成的关于修辞文本建构模式的共识或默契。这种共识或默契，实际上就是要求创作者与鉴赏者之间形成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或者叫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创作者凭借着个人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运用的个性并基于个人文学创作意图，自觉主动地选择某种模式的修辞文本建构方式；鉴赏者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则要淡化自己的鉴赏习惯，自觉不自觉地适应创作者所选择的修辞文本建构模式，品评玩味作品所经营的意境、讲述的故事、传递的思想、塑造的人物。这就表明，修辞文本契约关系的确定或达成，是作者面对所有的读者而采取的一种文本自觉行为，作者始终处在主动性的、主导性的地位，而鉴赏者则始终处在被动性的、从属性的地位。作者采用什么样的文本建构模式，创作出什么样的修辞文本样态，解读者就只能对这种文本建构模式和修辞文本样态作出相应的认知、反应与接受，别无其它选择。因此，要解读作品，读者只有最大限度地去适应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的文本选择策略、作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模式，才有可能更接近于作者所输出信息的最大值，才有可能较好地把握、理解、欣赏作品。其实每一位创作者都为读者设定了一定的修辞文本建构模式，都在试图同读者达成某种文本建构的契约关系。鲁迅先生在《阿 Q 正传》“序”中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对阿 Q 的姓氏、名字、籍贯等进行考释，由此而建构相应的修辞文本模式。《狂人日记》以狂人的视角运用狂人的话语来建构修辞文本模式，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特征体系，从而打造出了一种别有意味的修辞文本样态。这就是作者鲁迅自觉地向读者呈示的文本契约，读者只有适应、顺从，形成认同感并与作者达成某种广泛的共识，才能够真正地阐释作品、理解作者。如果读者不认同作者的这种文本建构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修辞文本样态，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要么放弃对作品的解读，要么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甚至误解、歪曲作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与作者在文本模式上达成某种契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种契约关系不具有法律学意义，与法律学意义上的“契约”“、合同”等有着质的区别，但它确实是作者和读者都必须遵守的文本创作与文本解读的关系原则。因为这种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修辞文本的一种基本调子，也是语言运用的基本调子或主旋律，所以在同一部作品中作者一旦确定了文本意义上的某种契约关系，一般情况下就不能随意地变更或违反。
小说语文体式中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大致可二分为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两种具体样式。前者是从作者或作品人物的视角来分析评价故事、人物的，后者则是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故事叙述。我们将此称为“二分”修辞文本的叙事策略。
二、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
基于上述的认识和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作者是怎样把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呢？或者说，这两种修辞文本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才使得它们在同一部作品中共存而相得益彰呢？
在叙述学中有“插入本文 / 旁本文”和“本文 / 正本文”的说法。插入性本文的作用主要就是对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事件等本文或曰正本文进行分析、评价和阐释。它不是或大多不纯粹是故事的一部分，游离于故事之外。所以，马云（1999）把这种插入性本文分为叙事的和非叙事的两种，叙事的插入本文有一个故事框架；非叙事的插入本文没有故事讲述，其内容是与本文若即若离的各种材料。笔者所谓的“议论性修辞文本”应该说是这种插入性本文的一部分，即非叙事的那一部分以及一部分独白性和对话性修辞文本。这种修辞文本往往是作者智性的外化体现，具有更多的议论性特征，更注重的是主观性、经验性和主体的心理感受。叙述学意义上的本文或叫正本文主要是讲述故事、叙述事件、塑造人物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再现故事真实性的基本承载体。因此，笔者所谓的“叙述性修辞文本”实际上大致等同于叙述学中的“本文”或“正本文”。它是作者情感的外化形式，更多地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客观性和现实性。它主要包括了描写性修辞文本、一部分对话性修辞文本和一部分独白性修辞文本。
根据以上对“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内涵的认知，不难看出小说话语中二分修辞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所以下面主要从内容、形式两个方面阐释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之间的关系。
（1）文本内容上，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
作者是要把二分修辞文本作为叙事策略或者叫修辞策略，用议论性修辞文本来输出心理世界的经验，用叙述性修辞文本来再现物理世界的现实，因此二者之间既互为视点又相互冲突①。正是二分修辞文本在内容上的相互依存性关系，才使得二者之间巧妙地融为一体，在相当多的时候难以彼此分割，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相容性；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对立性关系，才使得它们在内容上又各自相互独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
其一，以议论性修辞文本所持有的价值观来阐释和评价叙述性修辞文本所叙述的故事。
议论性修辞文本所关涉的内容是基于物理世界并在心理联想机制的作用之下而发出的感慨和产生的看法。这种感慨和看法的阐释与表白缘于叙述性修辞文本所讲述的故事，因故事而生发出议论。也就是说，物理世界是心理世界的基础，叙述性修辞文本是议论性修辞文本赖以存在的前提。这些感慨和看法，从文本输出的形式上看有的直接来自于作者的心理世界，有的则来自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世界。当然，说到底还都是来自于作者的心理世界，只不过有的是由作者直接表达出来的，有的则是由作品中的人物表达出来的。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可以说论及到物理世界的方方面面，有关于政治的、外交的、礼仪的、人性的、人生的、文学的、哲学的、语言的、爱情的、婚姻的、职业的、教育的等各个方面的分析、议论和价值评判。
其二，以叙述性修辞文本所讲述的故事来验证议论性修辞文本所持有的价值观。作者或人物的心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些经验来自于物理世界，但还要回归到物理世界中去，用物理世界来验证心理世界的可重复性，并由此来获得理性经验最大值的可靠性和正确性。作者所设定的故事或现实就具有这种功能，作品中的人物也具有这种作用。所以，从修辞学角度来说，读者所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议论性修辞文本所宣示的经验就是为了得到叙述性修辞文本所描写的物理世界的验证而存在的。比如在《围城》中，为了验证委婉含蓄表达策略的可行性，在文本中作者就不止一次地让作品中的人物方鸿渐、苏文纨等先后登场，通过独白等方式直接对话语修辞策略作出选择，并使之产生了相应的修辞效果。方鸿渐给父亲写信运用文言笔法、方鸿渐希望用英文给唐小姐写信、方鸿渐直接要求苏小姐选用法语说话等，都是叙述性修辞文本所再现的物理世界对心理世界相关理性经验的论证。马云（1999）较好地阐释了“现实”与“经验”的验证与阐释关系，认为：“人物的视野从现实到经验，又从经验到现实，做了一个跨越古今的大扫描。现实是经验的镜子，经验也是现实的镜子，互相映照。现实是荒诞的，所以经验也是荒诞的，经验是荒诞的，所以现实也是荒诞的，互为因果。荒诞的现实必然抽象出荒诞的经验，荒诞经验必然导出荒诞的现实。”因为经验与现实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经验得到了现实的有力支持，所以这时也就忽略了经验的错误性和现实的荒诞性，但小说却能给出错误的经验以合理的事实论证。
其三，议论性修辞文本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叙述性修辞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之间的对立。虽然有不少情况下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可以相互验证与阐释，议论性修辞文本对叙述性修辞文本中故事的进展、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升华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叙述主体（即作者）的言语表达中充满了智慧、讽刺和戏谑，这就使得叙述主体先验于人物，使人物和人物的行为较多时候处在被诠释的地位，所以小说话语中依然存在着不能相互验证和阐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二分修辞文本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对立与不一致性。这种对立与不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矛盾性，用心理世界的论断难以调和与物理世界的不协调性，用物理世界的真实性难以给心理世界提供事实上的论据。所以，当用心理世界的价值观去判断物理世界的事件或现象时就会出现问题，故事中的人物处处被设置了障碍，就会到处碰壁。
比如在《围城》中，方鸿渐是一个心理世界相当丰富的人物，但他的经验常常与现实发生抵牾。
性爱的作弄、恋爱的挫折、无“情”的征服、人情的淡漠、友情的悲凉、人际的龌龊、婚姻的不爽、家庭的郁闷、职业的动荡等，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远非夸夸其谈的心理世界那么简单化那么理想化，而这些都是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冲突所致。
（2）修辞文本的结构布局上，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是夹叙夹议关系。
“夹叙夹议”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先后间断出现，一种则是指在叙述性修辞文本中又夹杂有议论性修辞文本的成分。通常情况下，小说语文体式中叙述性修辞文本是主体，议论性修辞文本是附属，由此就构成了小说话语所达成的契约关系下的修辞文本样态。就第二种情况而言，本节上文用“大致”一词，意味着叙述性修辞文本与正本文并不能画等号，其中也还含有议论性话语片断，也就是属于议论性修辞文本的成分。比如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表达和独白应该属于叙述性修辞文本，但其中也不乏议论性成分，有应该归属于议论性修辞文本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议论性修辞文本有独立于故事之外的，也有作为故事的一部分的。或者说，与叙述性修辞文本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离的部分。可以省略又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语言表达的畅通性和小说结构的合理性的，就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议论性修辞文本，这种议论性修辞文本也可以叫作纯粹的议论性修辞文本；不可以省略的，就是作为故事或叙述性修辞文本的一部分的议论性修辞文本，这种修辞文本也可以叫作多功能的议论性修辞文本。这就更表明了议论性修辞文本与叙述性修辞文本在文本布局方面某种程度上的不可分割性。所以说，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把“阐释与验证”作为纽带，形成的是一种加而合之的关系。依然以《围城》为例，其中较多的时候，比如人物的登场、角色关系的说明、爱情的解读、教育和政治关系的阐释等，往往就是运用夹叙夹议的文本结构形式来安排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的。如曹元朗品评苏文纨的扇头小诗时，根据物理世界的背景知识“方鸿渐认识德文跟自己差不多，并且是中国文学系学生，更不会高明”，由此进入到心理世界而生发出一段关于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的宏论：“因为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学系学生，教育学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这一段应该算是典型的议论性修辞文本，它就插入在叙述性修辞文本之中，把叙述性修辞文本拦腰斩断，书面上用破折号作为标识。它是那种可以省略的议论性修辞文本，省略后上下文照样可以很好地衔接在一起，语篇是畅通的，语意是明白的，文本结构是完整的。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才使读者看到了一般小说修辞文本中较少能够看到的文本布局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小说话语中议论性修辞文本和叙述性修辞文本之间在文本形式上是一种若即若离、叙中有议、夹叙夹议的关系。
三、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策略.
在小说话语世界中，作者作为修辞主体具有非常清醒的“语体意识”（丁金国 2010），自觉遵守了小说语文体式的语言运用范式，根据故事发展、人物塑造、表情达意等的需要而适宜选择语言材料进行言语输出和言语输入，从而设计谋划相应的修辞策略。从修辞学的角度考虑，作者与读者达成“二分”修辞文本的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言语表达的修辞策略选择。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达策略或修辞艺术。这种修辞策略具体表现在议论模式的选择、建构手段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调配等三个方面。
（1）议论模式的选择.
议论性修辞文本重在议论，就是要通过旁白、注解、阐释、评价等形式把作者、人物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等的心理感受一股脑地表达出来，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和心理上的痛快感。议论性话语的表达从其阐释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选择。
前导式 就是在叙述性修辞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事件、现象之前，有意安排的对现实世界的预测性、引导性的感受和看法，由此对读者起到一种解读上的导向性作用，引导读者按照作者或人物的心理感受来看待现实世界。如《围城》：“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学术语是‘协议离婚’。”作者首先选择植物学和法律学术语作为喻体创拟出两个比喻，把自己经验世界中关于“女朋友”和“情人”的认知和评价阐释出来，由此来引导读者理解“女朋友”和“情人”有着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好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休妻”在法律学上叫“协议离婚”一样。
同步式 就是在叙述性修辞文本讲述故事、事件、现象的过程中，有意安排的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看法的修辞文本。这种议论性修辞文本具有同步解说功能，一边叙述故事，一边议论故事，阐释对故事的感受，由此对读者起到一种解读上的同步诠释性作用，从而引导读者按照作者或人物的心理感受来看待现实世界。如《围城》：“那女人平日就有一种孤芳自赏、落落难舍的神情———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或喜酒席上过时未嫁的少女所常有的神情———此刻更流露出嫌恶，黑眼睛也遮盖不了。”该例就是同步式议论性修辞文本。作者在描写苏文纨那种“孤芳自赏、落落难舍的神情”时，顺势插入了自己关于这种“神情”的态度和认识，用形象的手法向读者解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情。这就会引导读者在了解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深入地吃透“神情”的内涵。
结论式 就是在叙述性修辞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事件、现象之后，有意安排的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和看法的修辞文本。这种议论性修辞文本具有总结性功能，是在叙述故事或事件之后，才议论和评价故事或事件，总结性地论说对故事或事件的感受，由此对读者起到一种解读上的后续性总括作用，从而引导读者把自己的心理感受归并到作者或人物的心理感受上来。《围城》结尾处写到：“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就是结论式或总结式的议论性话语。其目的就是为了告诉读者方鸿渐家祖传的老钟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由于作者处在极度的兴奋状态，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钟的感受和赋予钟的特殊意义都和盘托出，为读者作了结论性说明和评价。
（2）建构手段的运用.
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手段有很多，包括修辞格式、句子和句群等。这里仅就句子和句群建构手段作简要说明。
句子手段，就是采用单个的句子来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句子可以是单句，也可以是复句。句群手段，就是采用句子复合手段来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这种句子的复合常常是表达一个中心意思的话语片断，也就是议论性话语片断。其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表意中心；有两个以上的句子（包括单句和复句）；这两个以上的句子之间又有一定的意义联系；不止一个语调。
（3）修辞技巧的调配.
也就是各种不同的修辞方法、修辞手段等技巧的综合利用与巧妙配置。
修辞方法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手段之一，不少小说家都驾轻就熟地利用了这种方法和手段。比如，钱钟书本就偏爱这种手段，尤其是在《围城》中对比喻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表现出了“泛”比喻化的倾向。其议论性修辞文本选用的最有效的表达策略就是广泛地运用比喻修辞格式。这些比喻的喻体大多都蕴含有典故、风俗、文化，往往是被作者浓缩了的关于人生的智慧和社会的经验。所以，把比喻作为议论性修辞文本的表达策略就不仅具有生动性、形象性，而且充满了智慧和才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很好地诠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比如：“他的傲慢无礼，是学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接见小国外交代表开始谈判时的态度。他想用这种独裁者的威风，压倒和吓退鸿渐，给鸿渐顶了一句，他倒不好像意国统领的拍桌大吼，或德国元首的扬拳示威。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一时对答不来，把嘴里抽的烟卷作为遮掩的烟幕。苏小姐忙问他战事怎样，他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眼里仍没有方鸿渐，但又提防着他，恰像慰问害传染病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这段议论性修辞文本纯粹由比喻修辞手法构成，连续运用了几个比喻，把比喻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来对待。由此来评价赵辛楣对自认为是情敌的方鸿渐的态度，就好像是重大外交活动中大国对小国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和生活中宣传传染病的人对细菌的态度。前者重在评论赵辛楣的傲慢无礼，后者重在论说赵辛楣的小心提防。比喻贴切到位，议论恰到好处。其实，除了比喻之外，在不同的小说话语世界还运用比拟、夸张、借代、通感、反复、别解、仿拟、婉曲等各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来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
语言表达上的繁复、语意内容上的重复啰嗦是任何性质和任何语体的言语表达都忌讳和力避的。但有时为了语意表达的需要，作家往往会有意犯忌，化腐朽为神奇。比如，钱钟书不仅不反对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存在，相反还在有意识地加以宣扬，甚至还把这种现象作为自己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的重要修辞策略。对同样一件事情或现象，往往是不厌其烦地评价或阐释，一而再再而三地类比，喧宾夺主似地纠缠不放。似乎是要把经验世界中关于这种现象的所有感受都表达出来，并以此来延宕鉴赏者的阅读速度，使之滞留在同一个话题上反复琢磨回味作者话语的真实意图。上文所分析到的议论性修辞文本中比喻的反复运用，其实就是一种不厌其烦的表达。又如，为了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出场，《围城》作者对“老科学家”一词的考释，更是反反复复、连篇累牍，根本就不计较言语表达的冗长与啰嗦。作者写到：“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呢，不妨笼统称呼。”这段纯粹的议论性修辞文本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并没有更为直接的关系。作者运用别解和比喻等修辞方式不厌其烦地解释“老科学家”，大有纠缠着不放的态势，但这并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要承载作者所宣泄的情绪，是对高松年式的以“老科学家”自居，但实际上并无真才实学而只善于玩弄权术的学痞们的讽刺与调侃。因此，钱钟书在议论性修辞文本中的这种不厌其烦修辞策略的选择，已经不处在语言规范化层面，而是已经上升到了语言艺术化层面。这种在语言规范化层面看来是错误的、不恰当的表述、负偏离的修辞现象，在语言艺术化层面则是一种得体的、艺术化的表述、正偏离的修辞现象。
四、议论性修辞文本的修辞功效.
小说语文体式中，作者之所以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使之高频率地与读者见面，除了作者具有高深的语言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和明确的修辞语用目的之外，还与这种修辞文本的特有修辞功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客观上，议论性修辞文本所具有的修辞潜能，作者自身所具有的各种有利条件，都可能会为小说话语增添无限的活力，这为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主观上，作者明确的创作意图、修辞目的，又催生了议论性修辞文本的最优先选择和成功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的修辞功效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仅就以下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1）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
比如在《围城》中，作者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作者在《序》中所说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基于这种创作目的，小说塑造了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高松年等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性格上各不相同，但大多都存在有共同的基本根性，那就是虚伪、浅薄、自私、狂妄、卑劣、好卖弄。所以，他们也都成为作者要着意刻画与嘲讽的对象，而议论性修辞文本的恰切建构无疑会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议论性修辞文本，由作者和人物站出来直接或间接地面对所描写的对象，为读者作注解和旁白。比如《围城》第七章开篇用了近千字的篇幅对汪处厚的胡子作了夹叙夹议式的描述与评论。由一般人的胡子到汪处厚的胡子，再到大帅的胡子，又回到汪处厚的胡子；由胡子的外形引发出胡子的性能，由胡子的性能又联想到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由胡子的变化联想到人物的兴衰。胡子成了人物官运是否亨通、婚姻是否成功的一个意象，由此来描写出汪处厚内心的微妙变化。作者就是要依据其渊博的学养和高超的语言技能，凭借着健全的心理联想机制，通过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人性化。作者是要在对胡子的议论之中把汪处厚的卑鄙、自私、虚荣、献媚等个性特征充分地展示出来，读者也能在这种议论性的修辞文本中去诠释人物、认识人物、接受人物。所以可以这样说，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叙述性修辞文本的作用是重要的，而议论性修辞文本的建构也是功不可没的。
（2）有助于用理性经验来透视物理世界。
作者往往以全知的视角，人物往往以限知的视角，运用已有的理性经验来知觉眼前的现实情况或客观现象，由此来阐发自己关于这些现象或事件的心理感受，从而建构出相应的议论性修辞文本。这些文本的最大特色就是，用理性经验来透视物理世界，用心理世界来解剖现实事件，用人物或作者的心理感受来注解客观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议论性修辞文本中的议论实际上都是作者或人物浓缩的理性经验的释放，是对物理世界的适度的回归。在作者看来，离开了理性经验，就难以很好地透视、准确地知解物理世界。正因为如此，有些作者便对议论性修辞文本情有独钟。比如《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当贾雨村听冷子兴说到贾宝玉衔玉落草这件事时，作者就赋予了贾雨村大发议论的权力。贾雨村说：“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作者就是要通过贾雨村之口不厌其烦地发表对贾宝玉衔玉落草的长篇宏论，把自己对衔玉落草一事的观点、看法和理性经验明白无误地阐发出来，以告诉读者并由此而直接引导读者沿着自己的思路去思考。
（3）有助于幽默嘲讽风格的形成。
幽默嘲讽是小说语文体式语言风格的基本格调之一。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老舍、巴金、汪曾祺、王蒙、张承志、贾平凹、何立伟、余华、苏童等作家在其小说创作中，都有对幽默诙谐语言风格的追求。尤其是先锋派作家更注重通过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来形成这一语言基调，从而营造小说话语幽默诙谐、冷嘲热讽的语言氛围。在议论性修辞文本中，涉及的内容和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大到政治外交，小至生活琐事；有纯洁神圣的爱情，也有肮脏卑劣的尔虞我诈。总之，凡是可以认知到的，似乎都在嘲讽之列，都有可能成为搞笑的对象。如《围城》中，有对妻子不忠的议论，有对师生关系的戏谑，有对人物心理的褒贬，有对博士文凭的调侃，有对爱情婚姻的思辨，有对职业工作的见解，等等。不管对象是什么，作者始终不忘智慧能量的释放，经意不经意间幽默一把，讽刺一番，调侃一回，凸现出作者内心的幽默机制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心理感受。比如“：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致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这段关于一辆破车的描述就插入了作者的主观态度和评价，运用了比拟、比喻等修辞方法，从不同的侧面反复纠缠、不厌其烦地议论，详尽地描写出这辆车的“倚老卖老”、“桀骜不驯”、“怪僻难测”、“像大官僚式的标致”、“小女郎式的别扭”。
这样不惜笔墨的议论，其实就是为了让读者感悟到这辆破车的“破旧”及其难以驾驭。作者的智慧和幽默感充溢其中，使得修辞文本荡漾着诙谐与幽默之气息。王蒙作为当代文坛上的著名作家通过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来形成幽默嘲讽的语言风格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为了实现戏谑、嘲讽的修辞目的，王蒙在其小说创作中就经常性地采用多样化的修辞手段来建构议论性修辞文本，由此形成了小说话语幽默讽刺的语言运用特色。例如《失态的季节》就有：“面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钱文不能不感到人民的伟大与自己的渺小，人民的充实与自己的空虚，人民的光明与自己的阴暗，人民的苦口婆心与自己的自甘堕落，人民的热烈与自己的凄凉。总之，人民是沸腾的大海而自己是瑟缩的秋虫，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自己是历史的垃圾，人民是火红的太阳而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魑魅魍魉……”从这段采用排比、反复、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段建构的议论性修辞文本可以看出，作者全然不顾作品中的角色钱文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完全以全知全觉的姿态出现，越疱代俎以钱文代言人的身份直接站出来大发一通议论，由此而把自己对钱文生存环境的内心感受一股脑地发泄出来，酣畅淋漓，给人以急迫的紧张感。在语言基本格调上，处处都散发出冷嘲热讽的味道。正如王一川（1999）所说，这一段话“用排比反复地、忠实地还原和渲染钱文心中‘人民’与‘自己’的对比，使读者既为钱文的不合理生存境遇而深深叹息，也对这种‘政治空话’和‘空话政治’报以冷嘲热讽”。这就是议论性修辞文本所带来的修辞效应。
五、结语：议论性修辞文本之辨正.
对小说语文体式中的议论性修辞文本，有赞许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赞许者认为，这种修辞文本能够激活小说话语的修辞潜能，提升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位；否定者认为，这些议论性修辞文本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破坏了读者审美情趣的完整性。对同样的修辞文本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是否能够用一种学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分歧现象。
笔者以为，应该运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对待小说语文体式中的议论性修辞文本。一味地赞许或一味地否定，都是不应该提倡的。根据上文的分析，作者把议论性修辞文本作为一种优先选择的修辞策略，并赋予其特殊的修辞功能，充分调动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释放感受等，是值得称道的。而在一定语用目的支配之下建构的议论性修辞文本，如果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得体地诠释物理世界的故事或事件，那么这样的议论性修辞文本是值得肯定的；否则，是应该加以否定的。比如由于议论性文本篇幅过长，超过了读者可以接受的极限，从而中断了小说故事的基本情节，甚至彻底偏离了故事情节的基本需求，使得故事情节支离破碎、七零八落，出现硬伤，并由此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那恐怕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这样的议论性修辞文本便不能与叙述性修辞文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难以做到夹叙夹议。这种不但不增值相反还会降低表达效果的议论性修辞文本只能算败笔，也有违于小说语文体式的基本范式要求。因此，这样的议论性修辞文本不要也罢。这就要求我们，在评鉴小说中的议论性修辞文本时不能感情用事，应该运用辩证的方法，坚持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寻找出强有力的学理支持和事实支撑，作出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才是坚持了修辞批评的原则和精神，才能够更加接近于议论性修辞文本的本真。
注 释.
①这一看法借鉴了马云（1999）的观点，在表述的过程中同时采用了马云关于“现实”和“经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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